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1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自我毁灭，意味着美国产量的15%的增长。在旧大陆的混乱之中，美国发现了一条重要的出路，即欧洲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消费品、生产资料和武器。战争结束后，欧洲的重建被证明是一条新的重要出路。通过大规模破坏并着眼于重建，资本主义为解决其新问题找到了一条危险和暂时的但有效的出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破坏程度是不“足够”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只直接影响到了占世界生产量不到十分之一（约5-7%） [1] 的工业部门。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再次 陷入危机。

就好像深刻地吸取了上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毁灭性破坏显然要激烈得多，而且范围更广。“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一的工业部门被直接卷入军事行动领域”。[2]  

俄罗斯、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遭受了战争的猛烈打击，这场战争旨在首次有意识地系统地摧毁现有的工业潜力。战后欧洲和日本的“繁荣”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结束（马歇尔计划等）。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当这些被毁灭的国家在没有恢复其战前的生产水平时，“重建”就不会停止：重建不仅涉及到直接生产的商品，而且还涉及到战争期间被摧毁的所有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甚至还包括为了达到战前的生产水平的尽管并不需要立即进行重建的工程。重建从来不使用战前技术进行，战争期间，生产力和资本的集中问题是最重要的。此外，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样的价值将再次被捆绑在生产资本中。最后，在战争摧毁期间，相关国家相对于其他大国在工业上变得落后。它们的重建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恢复其战前的生产水平，只有在它们再次具有国际竞争力时，才能被视为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的特点是二战后的增长，它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不像 人们通常认为的仅仅持续到50年代就结束了。

[1] Sternberg, 477 页

[2]  Sternberg, 478页

 

永久的军备生产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21

只有到了1934－35年，我们才能看到世界经济在1929年崩溃后确实的复苏。然而，这种复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并没有伴随着世界贸易成比例的增长。从

1932年至1936年期间，世界经济指数（包括苏联）从69上升到111（1929年＝100）。相比之下，世界出口指数的价值从39％降至37.8％。这种恢复是由于没有商业化的生产造成的：军备。这是某些大国极力重新武装的结果：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英国。1937年，英国工业联合会宣布，军备开支对经济的推动比英国对国外投资资本要高出4至6倍。[1]

德国在1933年至1938年间的军备开支达到了900亿马克。希特勒在1940年披露的这一数字高于此前的所有估计。在1932年至1934年之间，商品生产的指数翻了四倍。由于军队的机械化，汽车工业的生产指数翻了六倍。失业人数从1933年的5.331.000人到1938年11月降至172.000人。[2] 军备武器生产对必不可少的原材料需求是异常旺盛的：

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所生产的钢铁倍受欧洲列强的喜爱和争抢，其利润指数从1932年至

1936年间从28升至91.4，这种复苏表现得非常不均衡。1937年，欧洲占世界军备开支的65％。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高11点。

相比之下，在美国，以军工为主的生产仍然疲软，同一指数仍低于1929年的水平（7个百分点左右）。在1937年－38年间，当一场新的危机威胁着资本主义世界时，尚未武装起来的大国再次掀起了军备生产热潮，从而“拯救”了这个体系。美国的产量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37%。在和平时期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荷兰、丹麦、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芬兰、罗马尼亚）经历了美国危机的强烈冲击。国际联盟直言不讳地写道，“与军备有关的购买，在1937年中期至1938年间，即在（始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衰退和商品需求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萧条时期，这种经济速度正在加快。” [3]。

1929年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这完全是由于军备经济生产，也就是说由于生产毁灭性的手段所致。这种类型的生产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找到出路。战争是从军事投资中获利的唯一途径。战争的爆发为提供毁灭性手段的大国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加拿大在战争时期实现的生产量增长，相当于其过去25年生产的总增长率 [4]；而美国的工业生产量增长了50% [5]。

战争结束时，尽管人类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破坏，但世界生产量并未减少。而且还超 过了战前水平，美国实现了其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率时期之一。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再将其军费开支作为其经济的次要部分（1929年的军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是作为其生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军事开支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小，而是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战争爆发前，其产量几乎与美国在战争爆发前的总产量相当。”[6]

但是，在我们看到这个新形式的“生命”制度将如何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备经济使资本主义能够至少暂时解决使资本主义瘫痪的矛盾？是因为它阻止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吗？是因为它缓和了市场萎缩的趋势吗？如果不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格罗斯曼·马蒂克 （Grossman -Mattick）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原始矛盾的理论进行深入讨论，则可以根据这一时期的事件发表一些看法。一般来说，不可能将利润率的下降与市场萎缩的趋势分开考虑：利润率下降的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发展出不断积累资本从而获得新市场的手段。增加产量是抵消利润率下降的主要手段，而只有收购新市场才有可能增加产量。同时，资本技术成分（即其有机成分）的不断上升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背后的动力。导致不可避免地提高生产率的原因是，不同资本派别之间为控制现有市场而进行的致命竞争（一种资本相对于另一种资本在占领市场方面的成功取决于其廉价出售更多产品的能力，即生产更高技术水平的产品）。

军备生产经济在资本主义内部这两个层面的矛盾中同时发生作用。它通过提供新的（即使是暂时的）生产渠道来应对市场的收缩。这条出路更加重要，因为（与希特勒高速公路等公共工程项目所提供的市场或“新政”下的城市改造相比），它涉及到更多的经济部门，因为军事需求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领域。此外，对日益强大和先进的武器装备的需求尤其刺激了资本集中度最高的更先进的产业。[7]

最后，军备生产的最大优势就是不妨碍以“民用”生产为目标的市场。军备生产还直接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利润率的下降。首先，销售网点的扩大。其次，剥削率的增加 [8]，因为实际工资因通货膨胀（或在战时因配给制度和通货膨胀而减少）而减少 [9]，以及劳动时间的延长，在战争期间，加班成为强制性的，甚至根据“公民义务”的号召建立生产集中营。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1933年后的美国，以及奥地利、波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苏联和德国实施的 [10]。

第三，武器生产极大地促进了集中化进程，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盈利能力。[11]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最集中的、工人收入最低的资本，如果找不到销售其产品的出路，就无法以任何方式继续发展其生产。在1929年－34年间的大萧条时期，工资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资本的集中程度（通过危机）得到了很大的推动。然而，生产和利润率继续停滞不前或下降。因此，正是由于它作为“新”出路的作用，军备生产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了这一负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集中并体现在市场水平上（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在1914年，帝国主义扩张的可能性的迅速减少使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出售的必要性）的致命伤。

不得不应对这种萧条的国家元首，在发表他们的宣言时并没有误解其根源，就像罗斯福在美国参战之前不久所说的一样：“我们不是在消耗我们所能生产的所有粮食。我们没有利用我们所有可以开采的石油；我们没有使用我们可以制造的所有商品。”[12]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领导人来说，很明显，问题不是出现在生产（创造剩余价值）时出现的：“我们可以生产,...我们可以提取,...我们可以制造...”；但在市场层面上：“我们不是在消费,...我们没有利用,...我们没有使用，…”，希特勒在1939年2月宣告以后成为他著名的战争口号时也同样清醒：”德国必须出口或灭亡！”。我们已经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增长实际上是衰退的延续，因为这种增长是以重建为基础的。这种持续衰退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资本主义对军备的持续大规模生产，足以有效地刺激了增长。实际上，资本主义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裁军。

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对抗的不断加剧不再允许他们这样做。故通过局部冲突（将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充当炮灰），通过利用任何民族解放运动，大国继续将地球撕成碎片，以便在它们之间进行瓜分和重新分配。可以说，自广岛原子弹爆炸以来，世界从未有过一个全面和平的时期。

战争，哪怕只是局部战争，都消耗着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1939年900万失业的美国人重新融入了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中。而战争状态的结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使美国重新出现了300万失业者。[13]但是战后对军备需求的持续增长，使得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吸收可能不断增长的潜在的失业率。在1965年财政年度中，近600万人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在国防领域工作，而在1968年财政年度中，这一数字将近800万。[14]这种庞大的军备生产的规模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在军备上的支出超过了整个世纪上半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总数。”[15]

如果我们记得，1929年用于军事目的的美国国家收入所占的百分比不到1%，而在1913年战争前夕的德国则达到了4%，代表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值，我们就能理解1945年后维持这个百分比的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军备生产所提供的拐杖，并在军事生产渠道中寻找其增长的刺激因素，从而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在整个重建期间，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使用的是与自

1914年以来一直靠它来维持该体系相同的药物。即军备生产使国家能够以更大的强度和效力来干预经济。但是这些“补救措施”的内容却保持不变，因为疾病的性质仍没有改变：系统扩展领域的不可逆转的收缩；利润率下降的永久威胁；世界资本各派之间的竞争加剧；阶级对抗无情地加剧；资金利用不充分；以及股票交易手段的不稳定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并在1929年－1938年危机期间发展的所有这些经济症状始终存在，并在随后时期不断加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只是自1914年以来该系统的总体特征，即其生命周期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危机－战争－重建。重建时期是周期中灾难性最小的，资本可以最好地掩盖其衰老的时刻。在经历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强烈的破坏浪潮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次重建时期就显得更长、更壮观。资本主义发现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生存手段。至少在发达国家的这一时期的繁荣足以使人们暂时忘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一切。但是，一旦这种相对繁荣受到威胁，腐烂的旧伤口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是战争前衰退的逻辑延续。它远不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复兴。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表现自然地出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

[1]亨利·克劳德，“从经济危机到世界大战”，《社会杂志》，1947年，第65页。

[2] 克劳德，第70页

[3] 国际联盟，“世界商务概论”（1938年），亨利·克劳德引用，第30页

[4] 克劳德，第24页

[5]  斯特恩伯格，第488页

[6] 斯特恩伯格，第494页

[7] 例如，1962年，美国在飞机、导弹、电子和电信设备方面的军事开支占美国总军事开支的75%。而曾经是武装部队支柱的船舶、火炮、车辆和相关设备的生产却只占剩余的25%。

[8] 如果我们以以下形式表示一般利润率，则可以看出该因素的全部重要性：sv =sv¼v* c + v 1+c¼v

*sv¼v是剥削率（或剩余价值率）的定义。

[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实际工资上涨了（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领土未直接参与战争的缘故），这一事实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没有错过为工人提供戈林著名的“替代方案”的机会，该方案当然是事先解决的：“无论是枪支还是黄油”。战争期间，禁止生产“耐用”消费品。

[10] 克劳德，第61页

[11] 1945年，美国的资本集中度取得了巨大进步，据估计（弗里茨·斯特恩伯格），

250家最大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相当于战前大约75.000个企业的生产总量。

[12] 1941年5月28日的演讲

[13] 1939年有944万失业者，1944年只有6百70万失业，1949年有339万失业者（1950年《总统经济报告》）

[14]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美国对联合国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调查表作出的答复，1972年，第48页。

[15] 珀鲁，“战争或分享面包” 第3卷，第495页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放缓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发展节奏的加快是促使1952年“第四国际”分裂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 AJS-OCI的“兰伯特主义”派系，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由 兰伯特（Lambert） 领导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该组织以前与英国的希利特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现为工人革命党）和美国的沃尔福提工人联盟有着密切联系。AJS（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是OCI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经济前提是生产力的增长完全停止。在这方面，兰伯特主义者忠实于托洛茨基的过渡方案。从本文的开头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的不一致性。重建时期的增长统计使这种理论变得更加荒谬。

为了使统计数字符合他们的观点，兰伯特主义者坚持军备生产的非生产性性质。但是，即使人们确信武器生产是实际生产的刹车，但从统计上讲，也不可能假设自1945年以来，武器生产已经使生产力的增长瘫痪或“消失”。更荒谬的是，这种固执和短视的教条主义立场与AJS－OCI所珍视的另一条教条（过渡方案）发生了激烈冲突：“苏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因此，那里的生产力可以比美国更快地发展。但是，与西方大国相比，俄罗斯将大部分的生产力用于军备的生产。对于官方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腐朽不是用生产力增长的“瘫痪”来定义的，而是在生产关系的重压下，这种增长的放缓。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教条"忠心耿耿。

但是，如果有人剥掉了表面的那层装饰，就会发现与AJS的教条同样相矛盾的拼凑教条理论。在名为《什么是青年社会主义联盟（Qu'est-ce-que l'AJS？）》的小册子中， 在这个问题上，第四届国际理论家韦伯试图批评“兰伯特主义者的荒谬理论和怪诞的扭曲” [1]。为了解决"堕落工人国家"的教条中明显存在的矛盾（曼德尔及其崇拜者也认为世界上有很多非资本主义国家），韦伯将生产特性归结为军备生产。在回答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前提取决于生产力被遏制增长的问题时，韦伯解释说，托洛茨基只是“描述了1938年他眼前所见的现实”。至于任何定义衰亡时期减速的特征或内容等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再给我们任何非常具体的解释。他们谈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能开始出现的“新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

他们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但是他们也告诉我们，就在120年前的1848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1848年，马克思宣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倒退和反动的”。 [2]

这使我们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对很多人来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工商业的历史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对现代生产条件的反抗的历史……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资产阶级已不再适合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并将其存在的条件作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法律强加于社会”。韦伯选择引用这些语录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是否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错了呢？”韦伯争辩说，如果每个兰伯特主义者都认真对待兰伯特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他就必须毫不协调地同意这个问题。如下所示。

“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是简单和纯粹地用生产力的阻碍来表达，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1848年，而且在他们一生中都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兰伯特主义者的立场，生产力的停滞始于1914年！”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困惑：“但是，兰伯特主义者的生产力“阻碍”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陌生的……”，另一方面，如果您认为韦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错，那么在托洛茨基的无误之后，至少在韦伯的脑海中也保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绝对正确性，并且尊重了这些不同的绝对正确性的教条。但是，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以下概念所纠缠：1848年，资本主义的衰亡已全面展开。直到1914年“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才开始。1960年“新资本主义”达到了辉煌扩张的最高点！资本主义发展的破裂是发生在“1848年之前的几十年”，“120年前”，

1848年，还是1914年，甚至在1945年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的开始？

马克思所说的这个著名的“社会革命时代”是何时开始的？在这种可悲的理论拼凑中，很难拼凑出任何连贯的发现，无论如何，这些拼凑的结论只是为了挽救少数官方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教条，并证明所有第三世界的官僚运动的“进步性质”是正确的。北京和莫斯科的“反帝国主义”性质，以及涉及工会（"关键"支持）、选举（"教育"利益）和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运动"）的各种机会主义。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对于列宁主义者来说，《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表征历史时期等所有这些经济问题都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些“科学家”坚信唯一的真正问题是对革命的领导：“当前人类文化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托洛茨基，1938年）这是一条理论拼凑的被子（这实际上只作为一个斗篷，以掩盖所有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而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发展一个严肃的定义，生产力增长的放缓意味着什么？

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时所说，一个衰亡的时期表现为生产力增长的放缓或减缓：1）当这种增长的缺乏具体是由生产关系所施加的约束造成的；2）当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3）当生产力的实际发展与没有主要生产关系所构成的束缚，造成了日益扩大的差距。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周期性危机正导致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

在这些危机中，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被清楚地显示出来。但是这些“现代生产力量对现代生产关系的反抗”仅仅是资本主义青年的反抗。这些定期爆炸的结果只是加强了该系统，在他的戏剧性提升过程中，该系统抛弃了其婴儿期的习惯以及阻碍其发展的最后封建制度。185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10％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资制度有着其整个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地从资本主义兴盛的危机中提取出所有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实质。由此，他们向子孙后代揭示了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动荡的基础。

这一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一开始，这种社会形式就将所有矛盾的种子带入了社会内部，这些矛盾将其带到了死亡。但是，只要这些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永久地阻碍经济增长的程度，它们就构成了这种增长的动力。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摇摇欲坠的放缓与它的长期和不断发展的束缚无关。相反，这些危机的重演，因其重复而减弱了势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在“法国的阶级斗争”，以及恩格斯在后来对本文的介绍中，都不怕承认这一点）。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在1898年的分析更为清晰：“如果人们更仔细地研究以 前所有重大国际危机的不同原因，人们将坚信，这些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老年疲软衰弱的表现，而是更像是它的童年的表现。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发展和枯竭的程度，这会产生生产力与市场极限的致命的、周期性的碰撞，这就是资本的老年危机…如果世界市场现在或多或少地被填满，并且不能再通过突然的扩展而扩大；现在，世界市场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填满了，无法再通过突然的扩张而扩大；同时，如果劳动生产率无情地向前发展，那么在较少或更多的时间里，生产力与交换极限的周期性冲突将开始，并且会更尖锐、更猛烈地重复。”（引自罗莎·卢森堡的“改革还是革命”）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时期开始时，由于资本主义“不再通过突然的扩张而扩大”，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来，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太快，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失控。三十年来，生产力对阻碍其发展的障碍的反复不断的暴力冲击使整个社会遭受了残酷的破坏。只有这些年来日益加剧的萧条带来的痛苦和野蛮行为，才能解释从重建开始的经济发展引起的普遍困惑。因为，尽管有人设想到这一事实，但这种“发展”实际上构成了人类所知道的生产力增长的最大解放。可行与实际完成之间的对比，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比例。

“发展的持续性看起来从来没有如此像衰退”。（马克思）为了了解这种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会有许多问题可以提出。为了确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应将军备武器生产包括在有效实现的生产产量中？我们如何确定“可能的”生产水平？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按照在体系上升阶段达到的速度增长，我们是否必须将有效实现的水平与经济增长继续遵循系统上升阶段所达到的增长速度所能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从1913年还是1945年开始呢？还是应该确定在当时所拥有的技术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速率？是否有必要考虑“自行发展”的生产力是否会按照增长率增长或保持不变的速度发展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把从1913年到1959年的世界工业生产（包括军备生产）与

1913年以后如果工业增长继续以在1880－1890年的十年间达到的相同速度进行比较。 [3] （我们将假设一个恒定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下，这一增长率将趋于增加）。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这段时期特别感兴趣。与第一个示例中定义的假设增长（如上所述）的比较将通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技术发展所可能实现的新增长率的假设增长进行第二次比较。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衰退的程度，我们将从1946年战争结束时开始的这种假设的增长进行分析。为此，我们选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以达到的增长率（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阻碍发展），这就是1939年至1944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所达到的增长速度。战争为美国经济开辟了一条重要的出路，从而使其生产设备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但是，这一增长率受到了以下事实的限制：这种产量巨大增长率的产生涉及到一种生产类型，这种生产类型只会加速其进一步的增长，而不能重新融入生产。即军备生产。

此外，在美国实现这一增长率的同时，世界上其他大国却饱受战争的蹂躏和破坏：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无法从国际合作所提供的技术发展中获益。尽管如此，我们仍保持这种增长率，因为它具有在特定时间实际达到的优势，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实际技术能力。从1939年至1944年期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从109上升至235（1938年 ＝ 100）， 五年间的增长率为110％（见图）。

在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差异在两种情况下都随着快速增长而扩大。通过在单独的图表上记录它们的进展情况，我们甚至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减速的幅度。（第一张图表以半对数缩放，因此对比差的进度很难显示。）

这些图表是非常近似的，而且可能低估了对增长率刹车的实际程度。然而，它们确实清楚地呈现了这种刹车的空前效力、其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性质，以及其不间断增长的特性。缩小差距的时期与重新武装或重建的时期正好相对应。在此，它们作为临时姑息药剂的功能显然很突出。

在生产力增长放缓之后，有必要看看1914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的资本主义是否注定要产生更深和更广泛的危机（一个社会经济衰亡的第二个特征）。这将导致我们研究军备生产的性质及其局限性的问题。我们将首先研究从1914－46年之间那一段时期，然后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这段时期。

[1] ‘什么是l ‘AJS', 红册子，系列‘马克思或垂死’ (sic), 13-35 页

[2] 同上，第30页

[3] 从1880年至1890年，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6倍，斯特恩伯格，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