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29
这样的概述必然要求对军工武器生产进行分析，因此，也就需要对非生产性劳动这一更普遍的问题进行分析。
对资本主义在1914－1946年间所呈现出来的危机全景图无需作任何评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巨大规模的萧条足以雄辩地说明问题。但是，有两个说法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是最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所以，1929－1934年间的萧条通常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危机。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也构成了该体系的危机，其影响力和深刻程度也丝毫不逊色。
如同两次世界大战期之间的经济萧条一样，世界冲突以最残酷的方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继续以正常方式生存下去。“纯粹的”经济危机通过破产来消除过剩资本；战争则通过物质破坏和武装暴力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其内容都是相同的：资本在自身运作模式的矛盾压力下被迫自我毁灭。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制度都会引起剧烈的抽搐，这是由于主要生产关系最终无法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和潜力而引起的。
在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不是以经济为主导的：被称为世界大战的这些“国际政治危机”远非经济之外的现象，只是最深刻的经济危机的野蛮表现而已。
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危机不同，腐朽资本主义的动荡使该体系的恶化运动普遍加剧。事实就是它们不同本质的证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产量下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产量下降幅度更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而这场灾难比1929年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灾难更大。这种破坏性强度的推进表明了衰亡总趋势不可逆转的特征。
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些动荡的重要性和意义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中，由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危机，足以使政治评论家相信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最终消失，因此将前一段时期的危机转移到从未出现过“增长危机”的国家的土地上 。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段时期，资本主义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其根基不比引发那场战争的根基更健全。经济扩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两根拐杖，而这两根拐杖正好显示出在长期解决危机方面所固有的弱点。这些拐杖就是“重建”和为军事目的生产的机制。
当然，这次遭受破坏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重建的时间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更长。由于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战争成为永久性的，战争物资的生产在“和平时期”要比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更加繁忙。国家机器较好地学会了如何处理内部矛盾的影响，这些矛盾逐渐破坏了制度，并越来越作为制度的控制力量而出现。简而言之，资本以一系列特别有效的姑息治疗措施，开始了其衰落的新阶段，但是这些措施的纯粹姑息治疗性质暂时尚未被掩盖。
重建的极限
有关这一点在《国际革命》（旧系列）第6和第7号上发表的文章“危机”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相反，我们则希望更多地研究一些主要经济现象，这些现象自60年代后半部以来，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这些姑息措施的局限性。
1965年左右，随着欧洲国家和日本的重建完成，导致自战争以来主导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经济渠道严重混乱和错位。所有国际贸易交易机制都陷入危机。
之前的美国工业界的销售出口点突然开始表现出一个急转弯。1967年，美国遇到了自
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贸易逆差。简而言之，几十年来支撑这个体系的支架，现在本身就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任何可能的补救办法。自从资本主义衰落开始（危机－战争－重建）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循环周期再次达到了致命的转折点：重建的结束。
这种出路，被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资本主义扩张的基础”之一，如果人们想要了解这个体系下一次重大危机的必然性的基础，就必须对这种出口的局限性加以分析。我们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它构成了资本主义腐朽时期危机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它是这种腐朽中一个特别重要现象的最壮观的例证之一：以牺牲生产部门为代价，迅速发展非生产性部门。
在军备武器生产中普遍存在的困惑对我们试图阐明这一问题并不陌生：确实经常会听到“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诸如军备武器生产与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之间的任何区别，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的“道德标准”[1]。
军备：全球资本的纯粹损失
资本只为自我扩张而生存，也就是说，从剥削活劳动力（即提取剩余价值）开始，到资本因部分剩余价值的转化而增加，并转化为新的资本。资本并不是累积财富的代名词－即使确实如此。其具体特点在于其获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以及这种剥削的目标：资本的增长。资本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
但是，武器具有独有的特征，即具有一种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不允许武器以任何形式进入生产过程。就像面包或衬衫一样，洗衣机可以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其使用价值，这些商品可以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充当资本。如一台计算机、一吨钢铁或一台蒸汽机，只要它们是劳动的手段或对象，它们就可以作为固定资本形式的资本发挥作用。但是，武器只能摧毁或生锈（我们暂时对武器生产的间接生产效果不进行讨论－ 请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显然，军备武器可以通过新陈代谢来变成资本。一旦被出售，它们就可变成金钱，用所得的资金总和，出售军备武器的资本家就可以购买生产资料或生活用品。但是，军备武器本身毕竟不能成为资本。军备武器的购买者用资本支付，并换取永远不能成为资本的产品。全球资本在军备武器出售者的手中所赚取的，在其购买者的手中却丢失了。该种交易的全局结果为零。
让我们以马塞尔·达索为例，他作为世界领先的武器制造商之一，向各国以及法国政府出售武器。以第一类销售为例：向秘鲁出售的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达索以获得的一笔款项，用于购买新机器和支付更多数量的劳动力来代替已用的资本，并增加企业的资本。对于以达索为代表的资本集团来说，交易是正常和富有成效的生意。对于法国资 本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这种交易对秘鲁的资本意味着什么呢？例如，为了获得购买这些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所需的资金，秘鲁必须出售同等价值数量的鱼粉。它本可以利用这一资本价值来增加自己的开发能力或增加资本（鱼粉工厂或渔船）。相反，秘鲁却把这一资本价值转化为超音速战斗轰炸机。这样的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可能会夸大“进步的”军事集团在军备竞争中的自豪感，但是国家资本将永远无法直接使用它们来获取一分钱的剩余价值（或建立盈利能力有限的民用运输服务）。那么，对于秘鲁资本来说，这一交易行动是通过销毁资本来支付的。
对于世界资本而言，军备的非生产性性质并未消失：它只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从一个点转移到了另一个点。不论进行了何种交易，事实仍然是，就资本的发展而言，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劳动力生产已被“绝育”。这种非生产性生产的地方，使自己感到对此问题没有任何改变；这并不是因为军备跨越了国界，它们相对于全球资本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现在来讨论第二类销售情况：达索将他的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出售给法国政府。对于军火商而言，这项交易业务对于他的资本来说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并能够增强生产力的。但对于整个法国资本来说，它已不再是同样的事了。无论是通过间接税、资本税，还是劳工税，达索的客户，即法国政府，都是用这种从活劳动力中提取的剩余价值来购买这些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的。对于国家资本来说，这就是一个浪费剩余价值的问题。
因此，每当国家资本通过这种剩余价值的浪费而牺牲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生产国家消耗的武器时，就会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被非生产性所消耗，并且不会作为一个所有资本的整体价值来扩大资本。
[1] 例如，参见亨利·韦伯关于AJS的辩证性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