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中共通过努力召集农民,又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爱国学生的增援,这些学生在1935年底参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浪潮般地涌到了农村([1])。当然,这不应该说是学生成为共产主义者了,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所认可的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阶级利益。
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于抗日并不是一致的。这是根据每个派系与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定的。就像我们可以验证的一样,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蒋介石大元帅并没有选择与日本正面宣战,而是观察等待着列强之间的争斗是否有一个明朗的结果,才表示自己倾向哪一方。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将军们也同样的分裂。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爆发了著名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国民党的抗日将军)和杨虎城(西安督军),他们与中共的关系甚好,逮捕了蒋介石并审判其为叛国罪。然而,斯大林立即下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而且还要让他的军队加入人民阵线。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换句话说就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美国代表宋子文等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由此,终于迫使中国最强大的垄断和腐败者蒋介石走向了美国和苏联的一边(临时抗日联盟),这就是他能继续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代价,包括共产党和“红军”(由他改编成八路军)都由他指挥。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了蒋介石的政府,而苏联和美国则在军事上给予蒋介石伸出援助之手。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蒋介石的复仇记中,囚禁了前者,并杀害了后者。
就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签署了新的联盟协议。中共只有通过最怪诞的思想扭曲和赤贫宣传,才可以说服工人,并证明与蒋介石所签署的联盟协议的必要性,可就是这个屠夫曾在1927年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并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共产党员。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38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一直是对立交战的。这使得官方的历史学家有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的推论,即与国民党的联盟协定,很可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术策略而已。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撇开该协议的成功或失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缺乏两种力量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冲突;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能与20年代的中共相比,已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并成为帝国主义屠宰号召农民的冠军。
1 应该提出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学不同于当今大众性的大学,可以允许几个工人的儿子进大学。而那时的大学生只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的孩子,还有很多是知识分子的孩子...随着中国的崩溃,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收入下降,并在当时就可以预料由于日本的入侵所会导致的灾难”(Enrica Colloti Pischel: 中国革命,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