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驻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游击根据地”的各“红军”支队于1934年的夏天开始向西北部偏远的远离国民党控制的陕西乡村地区转移。这次“长征”被官方历史称为“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最重要，并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事件。充满了英雄事迹的历史书籍，叙述了这些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通过沼泽河流等惊险离奇的经过...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很快就会发现在这背后肮脏的资产阶级利益。
长征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要在这场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暗中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招聘更多的农民。事实上，博古（斯大林主义的“归国留学生”）曾问及提高“红军”部队对抗日军的可能性。历史书指出，走出江西南部“苏维埃地区”，是难以忍受国民党围剿的结果，但他们自己的解释却是很暧昧的，“红军”部队的转移，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命令其战斗形式改为游击战的战术变化，而多年来，则一直采取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火的战术。这些军事冲突造成了游击区“安全”保护边界被突破，只能被迫放弃，但这一点都不是“归国留学生”的“严重错误”（后来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了指控，虽然他曾亲自参与了这一战略）：相反，它是斯大林主义者成功的目标，他们希望这支农民武装放弃他们曾近如此热诚地保卫过的土地，长征北上，集结会合，组成一支正规军，准备着一场大战。
历史书也试图给“长征”做一个社会运动或阶级斗争的定性。根据宣传资料，“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甚至还给农民分配了土地。这些行动的目的其实只是利用这些农民来保护“红军”的后续部队。从长征开始时，生活在“红色根据地”的平民百姓被用来掩护军队的撤退。这种战术曾被历史学家称赞为巧思，这种让平民百姓作为活靶子或挡箭牌，以妇女、老人和儿童的生命来掩护正规军队的军事行动，绝对是剥削阶级军队的行为，根本没有什么英雄主义可谈。
长征之路不是阶级斗争的道路，正相反，它是一条与那些奇迹般地成为“爱国者”的“反动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者”妥协的道路。1935年8月1日，当长征的队伍到达四川时，中共发起了全中国各阶级联合起来，把日本赶出中国的呼吁。换句话说，中共要求所有工人放弃阶级斗争，与剥削他们的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在后者所发起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这项呼吁其实是与此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提前版本，该决议推出的著名口号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即斯大林化的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成为把工人阶级送进第二次世界性帝国主义大屠宰场进行屠宰的最好机器。
毛泽东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位于中国西北方的陕西省），长征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潮。多年以后，毛泽东主义者把长征只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的成就。官方的历史更是为这段历史保持沉默，事实是，毛泽东只是领导了一个“红色根据地”，而且这个根据地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再说，跟着他从江西出发的9万红军到达延安时，只剩下可悲的7千人了，因为，他们中有数万人死于长征途中（大部分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其余的死于国民党的围剿），还有数千人由于领导层的分裂留在了四川。直到1936年底，当来自云南和四川的“红军”大部队到达延安后，长征才终于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