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交叉路口”的中国共产党

根 据官方历史记载，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只是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附属产品。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其它西方“哲学”一起从欧洲引进到中国的，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只是那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其它文学、哲学和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有了这种思想，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最终在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运 动之间创建了一座桥梁，由此促进了共产党的形成，它有着特别重要的国家意义。事实上，在中国崛起的共产党 – 就像这时期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 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发展没有根本上的联系，而只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和1921年 之间，开始由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苏联崇拜者的小团体组成。就像许多其他党派一样，中国共产党直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诞生，它的成长和发展直接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俄罗斯和西欧的起义运动的翻版。因此，这个党从1921年的几十个政治活动家，在几年后就增长到一千名党员，在1925年的罢工浪潮中已经达到4,000名党员，在1927年的叛乱期间已经发展到近6万名之多。这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1919年至1927年 间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这时期大多数的党内积极分子是来自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数量上的增长并不表示一个党的强大。这种加速 录取党员的做法，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即形成一个坚实的组织结构、良好的锻炼，然后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现在只不过成了一个群众组织。但是，更 糟糕的是，从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采用了机会主义政策，使得中共累遭失败和挫折。

到1922年年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中共推出了“与国民党形成反帝统一战线”的灾难性口号，共产党员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阶级的合作（从1922年1月的“东方人民会议”后，开始在亚洲蔓延开来）政策，是苏联和国民党之间展开的秘密谈判的结果。于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举通过了关于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本身也被允许作为同情者组织参加了于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全体会议，而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1926年，正当国民党在暗中忙着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最后一击的同时，莫斯科却还在宣扬自己的臭名昭著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国民党是一个“综合四个阶级的反帝国主义阵营”（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这 一政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有着最灾难性的后果。而共产党，作为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在自发浮躁地发展起来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中，没有展示出一种政治独立的 阶级特性，也无法直接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如工人委员会，在自己的政治斗争中，只是根据中共本身要求，把自己交给国民 党，也就是说，完全信任资产阶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服从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一部分成员的坚决抵制（就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潮流）。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斯内费力特，Henk Sneevliet， 荷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译者）​​提出的论点，即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中共必须服从的阶级阵营。在整个与国民党联合期间，在共 产党内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警告大家，即揭露蒋介石正在做反无产阶级的准备，例如，由苏联提供武器本来应该是用来武装工人和农民，而却被用来加强了蒋介石的军 队装备，正因为这些事实，所以，就像国民党为工人阶级设下了一个陷阱，作为最后的紧急出口：“中国革命有两条可能的途径：一条是无产阶级可以借鉴的，它可以使我们实现我们的革命目标，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途径，它在发展的半途中背叛革命”。（[1]）

然 而，事实证明，一个年轻而缺乏斗争经验的党，在执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指令后，它是不可能获胜的，而只能名正言顺的失败了。其结果是，正当无产阶 级和国民党一起与有产阶级斗争时，国民党却在暗中准备从背后刺杀它的盟友：工人阶级是无法制止这一切发生的，因为他们的党没有预先警告他们。如果说，中国 革命胜利的机会不大的话 – 那么，从世界革命的范围来看，德国的无产阶级作为国际革命的脊柱，早在1919年就被打败 - 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加速了整个失败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