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革命”和国民党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运动的发展，根本显示不了它所谓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即在资本主义进入颓废阶段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熄灭，转化成了对纯神秘化的国家和民主的理想。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只是一个保守和妥协的阶级，其政治运动的目标不是寻求完全清除贵族阶级或拒绝“帝国主义”，而只是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阵营。

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差异。因此，他们把做投机生意的资产阶级商人归属于贵族和“帝国主义”的盟友，而把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归属于“民族主义的”、“现代的”和“革命的”，但在现实中，这些差异并不明显。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派别之间联系紧密，或是由于生意交易的原因，或是由于家庭关系的原因，但总之，不管是资产阶级商人，还是工业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在不断寻求“军阀”、土地贵族，以及各列强政府的支持。

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已经完全腐烂，即将毁灭。这并不是任何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结果，而只是各大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肢解中国这个古老王朝所导致的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日益被有着各自强大武装的地方军阀所控制，他们随时准备着将领土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在其背后支持他们的大国列强。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感悟到了他们必须推翻和代替王朝的职责，既要统一国家，但又不能在某种意义上破坏生产的规则，因为在这生产规则中有着他们自己和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所以，更应该维护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人们所说的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开始于保守派军人的阴谋，它得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支持。军人政府在推翻了清朝皇帝后，宣布成立了武昌新政权。孙中山则在美国为组织募捐和寻求财政支持，后来作为新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两政府之间的谈判，并在几个星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即皇帝和孙中山共同引退，以换取一个统一的政府，由清王朝军统袁世凯担任元首，他是清王朝的一位真正的强硬人物。这一切说明了资产阶级可以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为交换，把他们的追求的“革命”和“反帝”搁置一旁。

1912年底,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的新组织－国民党成立。1913年，代表有产阶级的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然而，新的总统孙超远被谋杀。孙中山然后联合了一些从中南地区分裂出来的军阀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但后来败于北京的势力。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野心受了到地方军阀，也就是说各大列强的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的政治运动，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在1915年，一些省份分别“独立”，各地军阀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瓜分和分裂了这个国家。在北方，由日本支持的安福政府，与英国和美国支持的军阀所争抢的第一个地方是池里。在另一头，沙俄努力保护着蒙古。各种势力还在争抢着中国的南方。孙中山实现了与某些军阀形成新的联盟。当北京的强人死亡后，进一步加剧了各路军阀之间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洲结束了战争。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这被理论家们吹捧成一个“真正的反帝爱国运动”。事实上，这一由小资产阶级发起的运动，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帝国主义，而只是针对日本的：确实，日本曾在凡尔赛会议上成功地设法得到了中国的山东省（获胜的民主国家在会议期间瓜分了世界），这也就是中国学生所要反对的。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不把中国的领土让给日本，却正好符合另一个敌对势力的利益：即美国的利益，美国最后于1922年，终于成功地把山东省从日本的独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也就是说，无论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有激进的一面，但它却还是属于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范围。它也不可能会以其它的方式出现。

相反，应该指出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在不同的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在抗议活动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号，而且还喊出了阶级自身的要求。

欧洲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内军阀战争或大国列强之间瓜分中国的告终。由此，逐渐形成了两个政府的不稳定的对立局面：一个是以北京为首都的，吴佩孚为首的北方军阀政府，另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南方政府。根据官方历史记载，北方政府代表了贵族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而南方政府则代表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势力，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荒谬的骗局。

其实，孙中山和国民党一直得到各路军阀的支持：在1920年粤系军阀陈炯明占领了广东，请孙中山组建一个新政府。于1922年，孙中山跟随南方军阀首次北伐，打了败仗后，被免去公职。但于1923年，在军阀的支持下，他又回到了广东。在另一方面，有很多关于国民党与苏联结盟的传说。而在现实中，苏联与当时中国所有的政府都有着同盟关系，包括北方军阀政府。由于日本最终获取了中国北方，迫使苏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实，孙中山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向各帝国主义列强寻求帮助的游戏。比如在1925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他北上和谈途中，孙中山绕道日本，寻求日本对他政府的支持。

就是这个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商业、工业和知识界）融入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各路军阀游戏中的犯罪代表，还曾经被共产国际标榜为“同情者党派”。也就是这个党，必须日复一日地屈服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所谓“国民革命”的名义，对它来说，他们必须“扮演苦行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