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CI）的发展和运动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党，以它最大的努力，完全能够领导它的革命斗争。然而，这一在世界革命浪潮中产生的、在前期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巩固的政党组织，尽管有着来自党内左派的抵制（1），最后还是偏航演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事实上，面对革命的倒退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被隔离，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以下的选择产生了犹豫和动摇：即，对于未来不断上升的革命运动奠定基础的必要性，甚至还为了捍卫俄罗斯国家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俄罗斯革命的胜利成果，与民族资产阶级勾结，签署联盟协议。这些协议和联盟就是给国际无产阶级造成巨大混乱的来源，并加速了其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与其它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政策，导致了它的逐步退化，最终在1928年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所谓的“保卫在一国的社会主义”（[2]）。
随着工人阶级对共产国际的信任逐渐丧失，导致了共产国际日益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工具，想要建立一道防止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保护屏障，以支持东欧、中东和远东“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这项政策已被证明对国际工人阶级是具有灾难性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物质上支持土耳其、波斯、巴勒斯坦、阿富汗...还有中国的所谓“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就是这些资产阶级，他们在虚伪地接受苏联援助的的同时，他们不但没有断绝与本来应该去打倒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更没有切断与土地贵族的联系，他们却用俄罗斯所提供的武器来镇压工人的斗争，并摧毁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上，这一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可以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由列宁和罗伊，占有主导地位的论文主编）“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里找到理论根据。这论文在理论上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原则，它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性”和“反帝国主义性”区分开来，这将在政治道路上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性，而完全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了，甚至包括在那些“受压迫的国家”里：他们不仅与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各种关系，而且，还因为在俄罗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国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条反对一切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共同阵线。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颓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彻底结束的帘幕。
这篇论文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这个错误，但还是能够预料到，机会主义者在某些方面的滑坡，不幸的是在过后不久变得普遍性了。列宁在他的这篇论文中承认，在这个新时期里，“受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着某种默契，情形经常是这样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支持国家民族运动的同时，也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肩与革命运动作斗争”（[3]）。这就是为什么此论文号召共产主义组织，在组织上需要与资产阶级原则分明，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必须支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前提条件是，如果它们是在纯粹的共产主义政党 –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 组织和领导下，与资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作斗争...甚至在其初具雏形的阶段，始终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4]）。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无条件可耻的支持，却显然忘却了这一切：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因为它们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们就要锻造一个能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同时又能独立地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共产主义政党。
1 在本文的框架内中，我们不能把共产国际的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以及反对其腐败性的斗争与在那个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区分开来。据我们所知，后者是唯一导致所有反对派，其中还包括意大利的左派，共同签署了宣言。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宣言’（发表于1930年9月12日，“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您推荐我们的宣传册的“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和“荷兰左派”的相关系列文章。
2 这一腐败性与所谓革命国家的性质是一致的，最后导致重建一个斯大林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自：共产国际第九届代表大会宣言。
3 引自列宁于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国家委员会和殖民地的报告”。由 Pierre Broué所介绍和编译的“在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的摘录。
4 引自“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提纲和补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前四次国际代表大会”，1919-1923年，Ed. Maspéro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