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共产主义的终结
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马克思称为“原始的共产主义”。尽管在气候、历史、或 其他因素上重要的地域差异，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共有制（主要是土地），以及在农业和狩猎中的集体劳动，然后在整个人口群体中平均分享劳动成果。私有财产原是人性中固有的这一观点，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18世纪后，把神话通俗化的产物；其目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吹捧成为一个最自然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这平等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兄弟般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是上帝渴望确保他的受造物之间的平等。这是由于脆弱的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缺乏可行的技术力量，从而需要一种社会凝聚力，迫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平等使用生产手段的社区中。这种确实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只是这种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总的来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模式一直主导着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了它们的存在，相反，它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引自马克思，贡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
同样，原始共产主义的消失，并不是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而是因为围绕于这种社会的物质条件消失的结果。如果人们对这些平等社会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被变成了剥削的社会，以及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出现，说成是生产技术进步的产物。我们暂时撇开谈论这一所谓的‘进步’，是15世纪末以来欧洲殖民主义屠杀文明的成就。
世界的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瓦解，要么让位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要么进入奴隶制。
奴隶制。当一个社会耗尽了其领土赖以生存的资源，或者其人口增长大于其赖以生存的手段，那它就不得不进行扩张或去新的领土进行统治。在地中海，这个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这种扩张只能以占领其它国土为代价了。
最初，由这类扩张所引起的结果，只能是无端屠杀或同类相食的战争形式。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掠夺被征服其它民族的土地。只要社会生产力水平只允许一个人生产出刚好满足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征服者则不希望看到在这个饥饿的社会里新增加进来的嘴巴。这只有当一个被征服的人民被迫无报酬地为征服者进行劳动，同时生产足够满足自己的生存，当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1]
因此，在战争和征服的背景下，为了利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被遗弃了。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这一晦涩难明的经济制度一般是指某些社会群体需要面对某些地区的自然现象（干旱、洪水、季风等）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很快被迫研究大自然的周期，并采取水利灌溉工程，以确保他们的生计。这些工程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需的技术知识，需要一些权威的专家层（精通研究和观察大自然的牧师，往往是这些人才的起源）来指挥协调。这些专家们担负着为社会服务的特定任务，作为新财富的创造者，并逐渐构成了社会群体的统治阶层。他们逐步以牺牲集体为代价侵吞社会剩余。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社会公仆转化为剥削者。
“亚细亚”的生产模式作为生产的基本单元，使得生产的群体关系保持不变。统治阶级只是得益于这些群体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但这原始共产主义的第一过渡期已经完成。对于新生产技术运用的需求，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并抛弃了旧的生产关系。
随着生产新技术的诞生，逐渐废除了这些社会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因此，就如土地的收成问题，怎样创建一种劳动者与大地之间更亲密联系的必要性问题，经常导致放弃传统的按习惯或家庭需要对土地进行再分配的机制。为了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土地耕植的连续性，或受到沉重的财政压力，导致了从公共财产向私有财产的过渡。随着后者不平等关系的慢慢发展，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一大部分人不得不在最富裕的土地上为一小部分富有者劳动。社会由此变得完全分层，逐渐形成了农奴制或封建制的社会形式。
但不管它们是否于奴役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后者转为农奴制），这种共产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进步的压力下，不再适应新的框架。
“等到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力将与现存的生产关系或与迄今为止为此劳动的财产关系发生碰撞”（马克思，同上）。
奴隶制的终结
在某些特定区域内作为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奴隶制允许了一个社会群体占有由其他社会群体实现的劳动成果。奴隶主作为统治阶级疯狂地享用着利润和特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然而，这种发展被严格限制在战争和征服，主要目的是为了增长奴隶的数量，或进行伟大的工程，以便更方便地掠夺其它被征服国家的资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发了他们的文明。
古罗马帝国的奴隶经济，是建立在掠夺和剥削被征服民族的基础上的，它在颓废后进入封建制。就是这被征服的民族保障了古罗马帝国生存的重要手段（食品、贡品和奴隶）。经常发生的是，所进口的货物是由不同的生产开发模式（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的。但宗主国本身还是靠奴隶制来生存的，后者首先被用于大规模的开发（橄榄园和畜牧业）和建筑巨大工程。
这些工程通常是由于军事的需要，用于在殖民地的开发 （道路、桥梁等）。 同时， 这一切也反映出为了确保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
因此，政治权力往往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提并论。而经济的繁荣却紧密依赖于大国的战争能力。
古罗马文明的最大发展期正是其胜利和征服的最伟大时期。当时古罗马帝国统治了地中海各国，并中饱私囊，使其达到了顶峰期。同样，古罗马帝国在公元二世纪的衰亡颓废，标志着这一扩张期的结束，并在第三世纪发生了罗马帝国皇帝的首次失败（于公元251年，古罗马皇帝德西乌斯被哥特人战败并被杀死；公元260年，缬草皇帝被波斯王俘虏并被羞辱。第三世纪中，在各殖民地首次同时爆发了反抗起义）。
凭着当时有限的技术手段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是相当困难的，这也部分解释了古罗马帝国扩张时代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古罗马帝国奴隶制的经济生产力和它的殖民地（那里的生产力往往在亚细亚模式下发展卓越）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这保证了在殖民地的反叛将最终获得成功。
奴隶关系的生产特点是劳动生产率低。在时代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需要改进耕作技术方法，如犁的利用，施肥技术的发展，以及创造一种劳动者与土壤之间更亲密的联系，为劳动者使用这些生产技术提供了动机。但是，这种进步要求废除奴隶制，因为不管他的生产力如何，奴隶总是受奴隶主的管制，而且只有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才迫使奴隶工作，所以，奴隶不会敬业的工作。
奴隶制只有在作为剥削被征服人民的一种手段时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旦这些征服手段被停止或减少，一旦战利品、贡品和奴隶的来源枯竭 （反过来导致奴隶的价值上升），奴隶制就会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利可图的制度，也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由此，就需要转向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大都市中出现了封建型的剥削，即大业主把大量土地割让给了自由的家庭，以换取他们的一部分产品。但是，越过了奴隶制就等于对统治阶级特权的一种打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迄今为止存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碰撞”，使古罗马帝国加速陷入颓废衰亡阶段。
生产的发展减缓或停止：“由于他们（富裕的古罗马人）‘采尽’了矿产，并破坏了土壤，使牧场或森林在半干旱地区消失。人力被无休止的剥削，使得劳工对工作产生了不满和冷漠的情绪。他们甚至禁止应用新的方法，并忽视原本在这些地区最需要的排涝灌溉工程，....战争、流行病和饥饿使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世纪意大利的死亡率可能更高”（引自：文明的辉煌和颓废（Grandeur and Decadence of Civilizations）第140页。作者：谢巴尔德 . B. 克劳福，出版商：Payot）
封建制度
在奴隶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后，封建制度使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关系中，在土壤耕作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改善（改进的犁和牲口装置，利用牲口的头部或颈部拖拉，而不再使用腹部，发展灌溉和施肥等）。此外，最重要的是，随着农业劳动的不断完善，伴随着手工业工匠工作的长足发展。后者的存在，作为农业经济的一个简单附属行业：提供劳动生产工具，并主要供应给统治阶级的某些消费奢侈物品（尤其是服装和武器）。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工匠们从贵族阶级对可利用资源的增长中获益。这一因素更明显地表现为贵族阶级不从事积累的资产阶级特殊性质，而是将所有利润用于个人奢华的生活消费。
但从十二世纪以后，封建主义制度开始达到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极限。
“我们对在十三世纪末缺乏可耕作土地拥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即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展低于各国人口增长率；除了某些地区外，但它可能不足以补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1200年后，在荷兰、萨克森、莱茵兰（莱茵河地区）、巴伐利亚和蒂罗尔（现奥地利）等地土地短缺的压力，是产生向东移民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四世纪末，从森林获取土地的限制，已经波及到了德国东北部和波希米亚地区”（引自莫里斯·多布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第59页）。
“圣路易斯的同时代人，在菲利普 · 德贝尔某些地区看到耕地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限。人 们为此作了最大胆的尝试，正因为需要填饱不断增长人口的肚子，正因为不知道任何其他增加产量的方式，就不得不总是扩大栽培的空间。永久的沼泽地和荒地似乎都消失了。森林也在不断萎缩。英国海岸的沼泽地和海湾被排干、清理，技术上被利用到了可能的极限......“（引自 J. Favrier 所著的 “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De Marco Polo à Christophe Colomb）第125页）
从那时起，社会只能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新发展来打破僵局。现在后者在家庭式手工业工匠生产的背景下或多或少达到了它的极限。只有从个体劳动过渡到若干名相关工人的合作劳动，直到更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使用更复杂的生产手段，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生产力得到必要的增长。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镇的复兴，这是出现更多集体劳动形式所需的基础。
但是，从根本上说，封建制度的框架否定了可以使这种经济形式真正发展的条件：
－封建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劳动者对他们的生产手段和对他们的主人终身依附的基础之上的，而制造业则要求劳动力的巨大流动性，从而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
－封建制度是一种地方权力、自给自足、封闭财产的封地制度，其商品在通过不同的封建庄园路途中，需支付无数的通行费用。相比之下，制造商则需要原材料和商品的流动性，以便他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并从一千个不同地方生产其产品，并确保自己的商品能得到自由分配；
－最后，制造业生产必须立足于利润的积累和集中，以便获得、替换和扩展允许基于劳动分工的生产机械。因此，它需要一种通过工作取得成功的精神和积累后者奖励的权利。然而，封建特权阶级却首先把这能力建立在发动战争和建立遗产的基础上。
封建领主在工作能力水平上等于或低于农奴。因此，封建社会对劳动和工作带有一种贬低形式的蔑视。
封建领主以他们有能力消耗他们的全部收入作为一种荣誉。封建经济忽视和谴责旨在生产增长的积累，这种态度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十四世纪的开始标志着中世纪经济扩张时期的结束。直到那时为止，所有领域都在不断进步......但是到了十四世纪初，这一切都结束了。虽然没有退步，但也没有进展。欧洲就像是在它的荣誉上吃老本：之前稳定的经济...即以前经济的推动力已经在外国贸易停止发展的事实下得到中断...在法兰德斯和布拉万特，曾一直能保持其繁荣的挂毯工业传统，到了大约十四世纪中叶，开始迅速走下坡路。在意大利，长期以来主宰着货币市场的大银行，大多落入一系列的反弹性破产...香槟酒市场的交易从该世纪的头几年也开始下降。这也正是人口停止增长的时期，这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已经达到了它发展最终点状态的最重要特症”。
(引自H. Pirenne 所著的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yen-Âge) 第158页，出版商：PUF).
正如奴隶制一样，封建主义的衰落意味着饥荒，因为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饥荒之后紧接着流行病，由于人口的营养不良，使流行病迅速蔓延。因此，从1315年到1317年，可怕的饥荒使整个欧洲衰落，之后的30年内被“黑色死亡”所笼罩，从1347年至1350年毁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在那个时候，一直处在主要经济发展领域之外的国家，如波兰，特别是波希米亚，开始了更全面的经济发展。但是他们迟到的觉醒并没有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因此，很显然，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更多的保守而不是生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的不满情绪同时证明了一种渴望和无能为力改善已经不再符合人民需求的状况。”（皮雷纳 Pirenne，同上，第158页）
封建主义制度的衰亡开始于十四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英国和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推翻了其最后的司法痕迹。但是从十四世纪初，新的生产关系开始主导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开展对旧的封建束缚的斗争，是走出十四世纪泥潭的主要受益者，并且允许了经济生活得到伟大的复兴。
[1]战争的发展是放弃平等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半永久性战争的条件要求出现一批专业化的战将，他们在社会集体中作为财富的供给者出现，从而开始在社会里建立等级关系，而社会里的其他人则保障他们的生活费用。但是，当生产力的增长允许奴隶制存在时，这一因素本身就变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