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衰亡

阐述 - 革命者为什么或者应该怎样分析这场危机

[献给共产主义者左派集团第三届国际会议,1978年11月]

前言

工人运动史中的衰亡理论

1.阶级社会的兴衰

为了给资本主义的衰亡下定义,我们的观点如下:

-通过观察历史上主要社会演变过程,我们将首先绘制出一个生产模式衰亡的普遍概念;然后,我们将此普遍概念运用于资本主义的具体例子,从而尝试推断出它的政治后果。

-而且,就像马克思一样,我们将首先考虑“生产的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化”,其二,“让人们意识到在法律、政治、宗教、美学和哲学等问题,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形式的冲突,并进行斗争”。

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化

衰亡的一般概念

上层建筑的倾覆

2.危机与衰亡

衰亡的概念

衰亡的原因

衰亡的表现

3.资本主义的衰亡

无产阶级

衰亡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

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领域

社会领域

被剥削阶级在斗争中发展

政治领域

4. 衰亡:生产力的完全停止?

自1914年以后,生产力增长的减缓

5. 1914年战争的转折点

资本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束

工人阶级以百分比增长的结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增长

6.战争-重建的周期

永久性的军备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减缓

7. 衰亡的危机

重建的极限

军工生产有限的经济刺激

武器:全球资本纯粹的损失

8. 全球资本的概念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非生产性成本

非生产性行业的不均衡发展:衰亡的特征。

 

阐述 - 革命者为什么或者应该怎样分析这场危机

所有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触发起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所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斗争运动却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引起的。这些危机有时以泛滥的经济危机的形式(如德国的1848年、1921年至1923年),但大部分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迫使工人阶级采取革命行动(如1871年、1905年、1917 - 1918年)。

无产阶级下一次革命性的攻击,肯定是对资本主义近十年来持续泛滥的经济危机的有力回答。无产阶级自60年代后期重新找回了斗志,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完好。但工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却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革命运动的失败,因为资产阶级知道,在他们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之前,必须首先战胜和粉碎革命的阶级。

只有认识到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未来,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实现奋斗目标的最基本条件,即开创一个新的战场,让无产阶级再次上阵,用人性战胜野蛮,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铺平道路。

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也可描绘出什么将是未来的社会,以及建造这个社会的途径。建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首先就要培养扫除阻挡当今人类发展进化的障碍的能力。根据我们对这些障碍的认识,我们就可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设想,并采取各种措施去消除这些障碍。比如,保卫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的同义词,一般还伴随着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原因的分析,就是这个世界上 “200个亿万富翁家族”或“跨国公司”。

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过程和根源的了解,无产阶级增强了他们掌握历史斗争的手段和实质的能力。

只有在一个激进的革命行动框架中,才可能和必须对于危机进行分析。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反革命势力疯狂的打击下,使得革命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为此,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文章,在一些革命思潮中显得特别重要。此外,在大学中引进被阉割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把它转变为“经济科学”的一部分,并在这些最封闭的学院派大学中,由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从事陷入泥潭般的革命性分析。

随着当前危机的不断深化,工人阶级在其斗争中必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政治反应,即要想理解这些问题的起因、走向和出路或者结果。显然,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少数革命者圈内人士或大学研究室的讨论话题或研究的课题,而是在失业者群体内、装配工厂内,以及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火花闪烁的地方回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革命者才能够有可能更清晰地看到原因,即革命者必须努力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

目前这场危机的规模

10年来世界经济生产量增长的三次越陷越深的衰退;仅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里就造成了1千8百万失业人口;并造成了几乎所有的非发达国家的彻底破产;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崩溃;国际贸易增长的虛滯;所有国家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新危机的现实;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关切,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出路,就是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战争。

直到1967年,才让人们感觉到了明显的迹象:世界生产量的年增长率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正在逐渐低速但明显增长。投资增长率从65年至67年不断减慢,1967年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官方公布数字有700万失业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为3.5%。这些数据与当今的危机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也标志着战后繁荣的结束,就如人们可以在以下图表中所看到的那样:

世界产量增长率(%每年)

世界产量增长的曲线只能把它作为标示总趋势的工具,但缺乏精确度。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方工业化国家集团(OCDE)的变形。65年至67年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集团(OCDE)的增长演变过程中显得更加明确:

 

西方工业化国家集团生产的增长量(%每年)

然而,根据东欧国家所提供的数据,60年代后期生产的增长量也明显放缓。通过对以上图表的对比,我们可以明确地观察到,那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演变过程,与西方国家是多么相似。

东欧国家集团生产的增长量(%每年)

第二次衰退于70年触及到了最深底谷,比67年的衰退要严重得多。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来说,这次衰退陷得更深,从全球角度来看,衰退的时间持续更长。这证实了67年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起“德国”的意外事故,而是对一个经济动荡新时期的预告。

在由美国军事支持的越南战争的几年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全球经济增长的假象。但随着他们的逐渐退出,经济增长率也随即下降,同时,美国的债务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幅度。为了减少债务,人为地增加他们货物的竞争力,美国故意让美元与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西方主要大国所采取的逃脱责任的做法就是在世界上大量发行债券。这项政策立即得到了惩罚,即全球性通货膨胀的肆行,从而,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于

73年再次被迫“放慢”了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

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但实际上却是全球通胀的后果,以及在所有国家中强制实行紧缩政策的借口。当前的石油生产过剩,绝对否定了“石油危机”的谬论。

在74年至75年间所发生的新经济衰退已经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的范围和深度。而75年的世界产量的增长率为零。经合组织国家的产量也在下降。

这场危机在这之前,大部分只是以出现在其表面的货币危机的形式呈现。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人口从不到1千万,升至超过1千6百万。

失业人数(经合组织国家 – 以百万计算)

1976年被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政府歌颂为噩梦的结束。产量的增长似乎在重新起步。但是,77年以及78年的经济指数却让这一美好的希望化为乌有。全世界范围内的失业率从67年以来,几乎没有停止过增长,再也没有任何政府敢说,在未来的几年内会出现经济好转的预言。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里,受失业率冲击最直接的就是那些利润较低的和工人阶级集中的经济行业,也就是资本最容易打击的社会群体:妇女、青年、美国的黑人工人,以及欧洲的移民等。他冲击了当前整个工人阶级。

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都不断轮换抛出各种“经济激励计划”或“降温政策”,企图以此来对付本国经济的困难。其结果不免可以总结为动荡的结局:显然,经济刺激政策越来越难以使经济得到增长或复苏,而只会触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而“降温政策”只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加速崩溃,使危机比上一次陷得更深。

十年来,全球经济的总趋势显得更加明确了:

  • 产量增长的减缓,
  • 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
  • 世界贸易放缓和保护主义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与1929年经济危机的数据相比较,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危机的规模和节奏。从目前的“官方”失业人数(经合组织国家有1千8百万失业人口)来看,还远远不如29年-34年那场经济危机那么严重:当时在英国有3百万,德国有6百万,而在美国有1千2百万失业人口。

当今世界贸易增长率已经停止,而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则下降了80%。

全球工业生产增速大幅放缓,在过去十年里几乎停滞不前。而它在29年-34年那场经济危机中,在全球范围内只下降了38%,在美国和德国下降了50%。

所以,当前的危机还远远不如我们所经历过的发生在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它的节奏要慢得多。

自1929年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逐渐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被它的国家机器所控制。二战以后,这一国家级的控制却演变成了世界性的两个集团,直接由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控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使他们能够成功地控制了这个世界几十年,相对要比29年那时的矛盾制度要好得多,并解释了当今危机的缓慢。但矛盾的缓解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资本主义无法控制其矛盾的后果,而只能推迟它的结算日。正因为他们无法解决这些矛盾,这就使它们更加具有爆炸性。

由于这两个集团组织的无能,以及自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以来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使当前的危机似乎比以往任何资本主义的危机要更严重,更持久。

危机的原因

首先,我们一定要看清一个根本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因为它早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这一系统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才会成为一个最终的障碍;其二,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10年来不能成功地克服其最基本的矛盾。

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始终是革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分析帝国主义时所争论的主题。人们为什么找不到马克思有关危机的理论定语,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在撰写有关要系统地解决全球市场的著作结束之前就去世了。其次,由于他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矛盾没有发展到某种尖锐程度之前,使他难以察觉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个问题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有所提及。然后由罗莎·卢森堡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发展所提供的数据,把马克思所概括的这一理论系统化了。由于列宁和布哈林的屏弃,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分析始终是革命者之间展开辩论的养料。由此,在两次世界战争期间的意大利左翼(国际共产杂志-Bilan),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主义的理论文献中,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始终与同一个组织的其他分析(列宁,布哈林,格罗斯曼)的分析理论共存或展开争论。

这种争论,特别是在近几年以来,围绕着两个主要的分析已趋于结晶化:即罗莎·卢森堡的分析理论和另一个代表利润率系统充分下跌的倾向,然而在规范生产和消费领域之间的矛盾规律阻碍了资本家为他们扩大生产开创必要的机会往往相矛盾,选自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的第三册。马克思在他未能完成的著作中,预想了一个系统论述理论。但是,就如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分析一样,没有什么会比演绎专属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更荒谬的。

我们所共享的罗莎·卢森堡有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与马克思相比,并不算是什么“新”的理论,但系统性的对于危机的分析,马克思对此早就打好了基础。因此,人们可以解释“罗莎·卢森堡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是出于同一配方的原理:

值得提醒的是,定期重复发生的商业危机越越威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在些危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仅是现成的产品,而且有的生力,也加入了毁灭的继承。就像在过去的任何时期,一个社会性的瘟疫,看上去似乎是十分荒的: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突然间,这个社会处于野疫情的瞬时状态;它仿佛是一场荒,一场毁灭世界的争,在断绝她的生路;工业、商业似乎被毁。那么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太文明了、有着太多的食物、太多的工业、太多的商业”。(马克思,党宣言)。

这种“在其他任何时期会显得十分荒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根据马克思(以及罗莎·卢森堡)理论分析,发现了它的根本起源,因为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根据人类的需求(显然,事实上危机已经把人类扔进更加贫困的深渊),而是相对于人民大众的购买力:“这不会产生太多的财富,而它只会定期产生太多的与资本对立形式的财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第六部分,第104页,出版商:La Pléiade)。

这与“资本的对立形式”就是指它反对,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被日益激烈的竞争推向了死角,好像除了人类的消费需求以外,就没有别的限制了,其次,资本不可能对这个社会分配所需的收入和购买力去购买它的整体的事实。

资本家和工人对连续性的产品市场一部分产品,有一种消化性的消费功能:这相当于支付给工人大众的工资,加上一部分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利润。而利润的其余部分,则再投资于生产:这部分产品在资本家的圈内找不到买家。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卖给“外部”的非资本主义阶层的市场(手工业者、农民,以及那些还是以陈旧生产形式主导的国家)。当这些“外部”市场缺乏,危机就会出现,从而,使得扩大生产的需要和不能使广大人民大众成为买方的差距显得特别明显:

工人消能力的一部分是受到工法律的限制,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老板的这一事实,只要他们工作,本家阶级对此就有利可图。所有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始是贫穷人民大众的贫困和消费能力的停滞,面对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向,就好像他不得不限制社会的绝对能力(第1206页,同上,由我们摘引)

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提高工资来解决这一矛盾,因为这只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他们也不能再增加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因为这只会降低用于再投资和拓宽资本积累的份额利润。

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寻找新的和不断扩展的出路,必须将产品出售给非资本主义的阶层。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那里,为他们的扩张找到了所需要的出路。然后,在那些他们所控制的、有着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殖民地国家,引进资本主义生产的体制。

为了满足日益扩展的产品市场需求,资产阶级侵占了整个地球;他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他们到处建造,到处建立关系(...)。他们最廉价的产品,就是他们的大炮,炸毁了整条中国长城,并以最野的行径来统治其他民族。他们强迫所有这些国家来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模式,无视他们的损失;即强制他们进口所谓的文明,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些国家建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总之,他们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形象的世界”(我们摘引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资本主义在弥补自己的无能的同时,既为自己开创了出路,也直接给自己造成了灾难。他们将市场扩展到全球,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但是,资本主义在扩展它的产品市场的同时,却也堵住了他们自己所需要生存的出路。

(危机)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猛烈。正因为产量猛增而找不到出路,同时,全球市缩;即每一次危机给商业市场带来一个没有被征服或还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从而使得出路更加狭窄有限”。

马克思,雇佣者与,出版商:La Pléiade, 第228页)。

这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罗莎·卢森堡展示了帝国主义在19世纪后期是如何发展,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主义扩张程的第二段:全球争时期的到来,使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非本主义国家地区显得更加突出和广泛。”(·森堡,批评中的批评,出版商:Maspero, 第229页)

由马克思发现的利润下降趋势的规律,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只能从“活”的生产力,即从工人的劳动中提取利润,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部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将自动地减少了“死的生产力”,即机器和原材料的利润。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现实,并与那些自称为马克思思想保卫者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因为,这既不与市场饱和的理论相矛盾,也不是“所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

-首先,是资本家之间的市场竞争,迫使资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即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是说,死生产力部分(不变资本)相对于活生产力部分(可变资本)。

-其次,是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占领新的市场,从而使资本家 1)抵消利润的下降 2)通过增加剥削来抵消这种下滑,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扩大生产规模,可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所需工人工资的实际价值)。

我们也不能说利润下降趋势的规律就是“所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尽管它可以抵消并且补偿资金,从而可能会寻找到新的市场扩张。归根结底,正是因为资金无法找到足够的出路,使得利润率下跌的趋势成为事实。市场饱和是利润率下跌的最终原因,而没有其他原因。从资本主义历史的具体实际来看,要努力维持利润率,就意味着争夺新的市场。

前危机的直接原因

要想知道为什么10年来,全世界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其最基本的矛盾,陷入生产过剩的新危机,尽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繁荣。这就有必要把这场危机从资本主义的颓废这个历史框架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确显示了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初的飞速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市场的吸收能力。整个地球最终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瓜分共享。而世界市场上的后来者,以德国和日本为例,他们为了自己的发展,不得不挑战当时已经形成的分享结构,这一挑战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进行。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世界被完全瓜分共享,以至于完美到将来‘只会’是一种新的形势的分享,即从一个‘主人’转手给另一个而已,不再是‘占有’无主领土的问题”(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商:莫斯科1971年版,第716页)

 

这并不是说,在那个时代,全球范围内就没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行业。在1914年,就像现在也一样,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有着遗留下来的的资本主义前期的古老行业,但相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需要达到的规模已经变得太小了。对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发展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市场,或者换一种说法,发达的列强大大超过了现有的市场。

 

帝国主义和全球性的战争,它不同于过去大多数的战争。这种战争不只是在未开发地区进行,而是把其战场扩展到工业中心和平民百姓,这对暂时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有两个好处:首先,战争消灭了另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破坏了全球竞争的市场平衡;其次,战争可以在瞬间把毁于战争的国家变成赢家的市场,即赢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强制推销自己的商品。

 

自1914年以来,没落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在危机、战争、重建这样一种循环周期中生存的。我们就是必须要从这永久和普遍的野蛮周期,来看待当前的危机。

 

1914年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长达4年,战死两千四百万人。

 

1919年至1929年:重建。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由欧洲国家来买单,帮助参加重建,并在“人民拥有自主权”的旗号下,逐渐被归入他们的殖民帝国。

 

1929年至1938年:重建结束。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从34年-35年起,不少国家在资本主义颓废的压力下,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俄罗斯斯大林主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新政辅助,法国的人民阵线),通过增加国家订单(“重大工程”,尤其是重型武器生产),从而创建所谓的市场政策。为此,失业率有所吸收,但是从38年起,又爆发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1939年,希特勒在“德国必须出击或死亡”的呐喊 下,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长达6年,战死五千万人。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工业中心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

 

1945年至1967年:重建。世界被分为两大霸权集团。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永久性战争,主要发生在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下的局部冲突。

 

1965年至1967年间,对西方集团整体来说,标志着二战后重建的结束。重建期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那些遭到战争毁坏的国家的产量已经达到了战前类似产品产量的水平。这重建期的完成只是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被战争破坏的国家成为国际市场上新的竞争列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已经发展到了某一种程度,即他们可以而且必须,相对于他们进口而言,出口更多的商品。

 

在这一格局中,他们不仅停止为“重建者”国家构成自身市场,他们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与他们之间争夺现有的市场。这个格局约从1965年至1967年之间普及到整个西方集团。就像日本和欧共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的贸易平衡覆盖率的(出口大于进口的百分比)演变所显示的那样。下图表明了1948年以来世界贸易平衡覆盖率的演变过程:

我们在同一图表中显示了美国的贸易平衡覆盖率,以便更好地显示重建的拮抗过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48年,正当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美国的出口量要比其进口量高出近两倍,而日本的出口量仅覆盖进口量的40%,而整个欧共体6个国家的出口量仅覆盖进口量的60%。二十年后,美国的贸易平衡恶化直至出现赤字,而欧洲和日本成了出口国。这就是资本主义当前危机主要的直接原因。二战大屠杀后的重建,这种腐朽的资本主义为补偿其永远不能满足的资本主义额外市场的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最终宣告失败。

 

 

危机的前景

 

要准确预测这场危机将以怎样的节奏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今天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为产品寻找或开创新出路的大部分措施,要么都已经尝试过了,尤其是在60年代末,要么仅仅是纯粹的奇想。

 

 

-“贫穷国家低息

 

东、西方两个集团都有份。其结果是,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超逾2500亿美元,相当于十亿人的年收入,或相当于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低于250美元)。由于这一笔如此巨大的债务,因此,建议对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债务进行延期偿还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民主的最新产品之一。一些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在这个意义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姿态”,但这些不发达国家近于彻底破产的处境,可不是靠这种高“姿态”可以消除的。就目前形势而言,对这些国家提供新贷款不可能振兴全球生产。因为他们最多只能偿还他们所承担的债务的一小部分。

 

-“在发达国家之间增加信贷,以一步促进新的交换”:

 

这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各个集团内部所组织进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著名的“特别抽签权”,就是在西方国家之间,在其黑帮首脑美国领导下,凑齐的一笔巨额信贷。一个国家的债务则以其他国家的信誉来承诺,而这些国家本身也都在国际上债务累累。人们就靠着借新债去还旧债或其他债务。自1965年以来,国际债务螺旋上升到一个新的顶峰,资本主义就靠着巨大的借条和债券生存,大部分是以美元形式结算的。新的信贷,也就是说,靠新的债务很难恢复振兴已被债务淹死的经济。

 

 

- “发展两大集团之间的系”

 

这也曾尝试过。自从东方国家集团提出和平共处的发展原则,以及西方国家集团对东方国家集团的政治开放政策,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交往也逐渐增多。但是,不但这些交流仍然非常有限,而且,还导致了东方集团国家的债台高筑。他们一共欠了西方达400亿美元的债务。1977年,这些国家不得不决定减少他们的购买,以降低他们的贸易赤字,在1976年75亿美元,1977年50亿美元。危机并没有恢复,反而减少了这些交流。但是,如果所有在国际上为创造有利可图的市场的解决方案惨遭失败,也许还有一些“国家”性质的解决方案,如增加国家公共开支,或者,就如所提倡的给新的“准消费者”增加工资。这些国家级的解决办法都不可能比在国际上已经试过的那些措施更加有效或可行。

 

 

- “增加公共支出”:

 

凯恩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可以被概括为,在1929年危机最低迷的时刻,接受并承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宗教原则的愚蠢,这理论原则由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发明,根据他的理论,资本主义不会遭遇真正的市场危机,因为“所有的产品生产同时都是一种需求”。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创建人为的国家需求。如果资本不能创造足够的国内需求来吸收消耗产品,另外,如果国际市场已经饱和,那么,凯恩斯主张,国家将作为买方,用它发行的钱币来购买大量的产品。正因为大家都需要钱,所以没有人会抗议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钱只是一纸空口支票而已。首先是重大工程,然后是庞大的军火生产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在1929年后走出了危机,并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西方集团就施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原则。在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理论原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运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危机并不是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再现的一种需要,而是一发不可收拾。

 

 

- “增加工资”

 

这是一个由目前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党派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党派心里都非常明白,一旦成为执政党,他们马上会施行相反的政策。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某国家工人的工资更昂贵,那么,这个国家就自动失去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梦想着资本主义会非常努力地为他们的被剥削对象增加工资,就如梦想没有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荒唐。现实是对这一主题的最好雄辩:面对危机,没有任何国家甚至会考虑增加工资。恰恰相反,紧缩政策才是最普遍的措施。

资本主义除了战争以外,在经济政策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可提供。这可以在所有现代国际形势的演变过程中得到验证。从危机演变的角度来看,与1929年相比,我们现在更接近1938年的形势。与30年代不同的是,目前主要存在着两大重点:

 

1)国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以及极权主义的统治,可使他们能够部分地或暂时 “绕开” 资本主义自己所定的法律,并使得危机的下滑能够相对得到缓解;

 

2)工人阶级在走向新的世界大战途中既没有失败,也没有被陷害。在这点上,它不仅延缓了大屠杀的步伐,而且还“默认”的设置了可能会引发革命斗争而使经济状况恶化的限制。然而,工人阶级不能长期扮演这个“默认”的刹车角色。资本主义延缓其最后期限,只能使它们更具有爆炸性。在崩溃中,资本主义日益把无产阶级塑造成历史的创意人,但如果无产阶级未能超越消极抵抗的局面和“威胁”,资本主义将采用血腥的解决方案。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已经靠采取一系列的政策而得到幸存,其共同特点是始终提供一些阻碍自身发展的、偏离自己制定的经济规律的手段。商品交换的法则,资本主义把这一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法则,作为它的历史使命推广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把劳动力变成了一种商品),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这一法则转化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发展,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规律的,并判处了人类最后一个最强大的保卫者的死刑。当前资本主义的崩溃,标记着过去资本主义所做的,为了保持这一法则生存而又始终避开它的尝试的失败,变成了对唯一能够执行判决的力量的历史呼唤: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干

 

无论危机以何种速度发展下去,它已成为当前整个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关注点。革命家在其阶级中的干预,必须作为其主要目标,即必须明确认识到,怎样把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看作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明确的史必然性,并创建实现的可能性

 

为此,这必须以明确的措词来予以证明:

 

-即目前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意外”,而是全球商品生产系统无法克服的、客观矛盾的体现;

 

-即资本主义对于当前危机唯一可以提供的出路,就如1914年和1939年,进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这一次将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即由资产阶级的“工人党”所提出的“为了减少失业率,少挣一点工资”,只不过是一种诱饵:因为即使今天工人同意了免费工作,资本主义也无法克服它的危机;

 

-即某些反对党的“廉价”煽动谈到的增长工资,振兴需求,只不过是为他们将来一旦成为执政党时所要施行的紧缩政策做准备;

 

-即经济危机是一个国际性的现实,所以,只有在国际领域内才能找到它的解决办法;

 

-即阻止资本主义进行第三次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唯一途径,就是毁灭世界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无商品生产、无工资、无国界、无国家的新社会,在那里,唯一的生产目标就是满足人类的需求:主义社会;

 

- 即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唯一力量,就是世界的工人阶级

 

-最后,工人阶级必须看到目前危机在整个地球上无一例外地给工人带来了灾难,但这不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悲叹,而应该把它作为团结全世界革命军队唯一的强大动力。

 

 

 

国际共产主义思潮(C.C.I.) 献给共产主义者左派集团第三届国际会议准备稿 (197811)

1.阶级社会的兴衰

为了给资本主义的衰亡下定义,我们的观点如下:

-通过观察历史上主要社会演变过程,我们将首先绘制出一个生产模式衰亡的普遍概念;然后,我们将此普遍概念运用于资本主义的具体例子,从而尝试推断出它的政治后果。

-而且,就像马克思一样,我们将首先考虑“生产的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化”,其二,“让人们意识到在法律、政治、宗教、美学和哲学等问题,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形式的冲突,并进行斗争”。

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化

原始共产主义的终结

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马克思称为“原始的共产主义”。尽管在气候、历史、或 其他因素上重要的地域差异,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共有制(主要是土地),以及在农业和狩猎中的集体劳动,然后在整个人口群体中平均分享劳动成果。私有财产原是人性中固有的这一观点,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18世纪后,把神话通俗化的产物;其目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吹捧成为一个最自然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这平等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兄弟般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是上帝渴望确保他的受造物之间的平等。这是由于脆弱的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缺乏可行的技术力量,从而需要一种社会凝聚力,迫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平等使用生产手段的社区中。这种确实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只是这种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总的来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模式一直主导着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了它们的存在,相反,它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引自马克思,贡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

同样,原始共产主义的消失,并不是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而是因为围绕于这种社会的物质条件消失的结果。如果人们对这些平等社会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被变成了剥削的社会,以及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出现,说成是生产技术进步的产物。我们暂时撇开谈论这一所谓的‘进步’,是15世纪末以来欧洲殖民主义屠杀文明的成就。

世界的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瓦解,要么让位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要么进入奴隶制。

奴隶制。当一个社会耗尽了其领土赖以生存的资源,或者其人口增长大于其赖以生存的手段,那它就不得不进行扩张或去新的领土进行统治。在地中海,这个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这种扩张只能以占领其它国土为代价了。

最初,由这类扩张所引起的结果,只能是无端屠杀或同类相食的战争形式。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掠夺被征服其它民族的土地。只要社会生产力水平只允许一个人生产出刚好满足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征服者则不希望看到在这个饥饿的社会里新增加进来的嘴巴。这只有当一个被征服的人民被迫无报酬地为征服者进行劳动,同时生产足够满足自己的生存,当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1]

因此,在战争和征服的背景下,为了利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被遗弃了。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这一晦涩难明的经济制度一般是指某些社会群体需要面对某些地区的自然现象(干旱、洪水、季风等)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很快被迫研究大自然的周期,并采取水利灌溉工程,以确保他们的生计。这些工程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需的技术知识,需要一些权威的专家层(精通研究和观察大自然的牧师,往往是这些人才的起源)来指挥协调。这些专家们担负着为社会服务的特定任务,作为新财富的创造者,并逐渐构成了社会群体的统治阶层。他们逐步以牺牲集体为代价侵吞社会剩余。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社会公仆转化为剥削者。

“亚细亚”的生产模式作为生产的基本单元,使得生产的群体关系保持不变。统治阶级只是得益于这些群体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但这原始共产主义的第一过渡期已经完成。对于新生产技术运用的需求,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并抛弃了旧的生产关系。

随着生产新技术的诞生,逐渐废除了这些社会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因此,就如土地的收成问题,怎样创建一种劳动者与大地之间更亲密联系的必要性问题,经常导致放弃传统的按习惯或家庭需要对土地进行再分配的机制。为了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土地耕植的连续性,或受到沉重的财政压力,导致了从公共财产向私有财产的过渡。随着后者不平等关系的慢慢发展,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一大部分人不得不在最富裕的土地上为一小部分富有者劳动。社会由此变得完全分层,逐渐形成了农奴制或封建制的社会形式。

但不管它们是否于奴役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后者转为农奴制),这种共产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进步的压力下,不再适应新的框架。

“等到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力将与现存的生产关系或与迄今为止为此劳动的财产关系发生碰撞”(马克思,同上)。

 

奴隶制的终结

在某些特定区域内作为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奴隶制允许了一个社会群体占有由其他社会群体实现的劳动成果。奴隶主作为统治阶级疯狂地享用着利润和特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然而,这种发展被严格限制在战争和征服,主要目的是为了增长奴隶的数量,或进行伟大的工程,以便更方便地掠夺其它被征服国家的资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发了他们的文明。

古罗马帝国的奴隶经济,是建立在掠夺和剥削被征服民族的基础上的,它在颓废后进入封建制。就是这被征服的民族保障了古罗马帝国生存的重要手段(食品、贡品和奴隶)。经常发生的是,所进口的货物是由不同的生产开发模式(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的。但宗主国本身还是靠奴隶制来生存的,后者首先被用于大规模的开发(橄榄园和畜牧业)和建筑巨大工程。

这些工程通常是由于军事的需要,用于在殖民地的开发 (道路、桥梁等)。 同时, 这一切也反映出为了确保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

因此,政治权力往往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提并论。而经济的繁荣却紧密依赖于大国的战争能力。

古罗马文明的最大发展期正是其胜利和征服的最伟大时期。当时古罗马帝国统治了地中海各国,并中饱私囊,使其达到了顶峰期。同样,古罗马帝国在公元二世纪的衰亡颓废,标志着这一扩张期的结束,并在第三世纪发生了罗马帝国皇帝的首次失败(于公元251年,古罗马皇帝德西乌斯被哥特人战败并被杀死;公元260年,缬草皇帝被波斯王俘虏并被羞辱。第三世纪中,在各殖民地首次同时爆发了反抗起义)。

凭着当时有限的技术手段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是相当困难的,这也部分解释了古罗马帝国扩张时代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古罗马帝国奴隶制的经济生产力和它的殖民地(那里的生产力往往在亚细亚模式下发展卓越)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这保证了在殖民地的反叛将最终获得成功。

奴隶关系的生产特点是劳动生产率低。在时代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需要改进耕作技术方法,如犁的利用,施肥技术的发展,以及创造一种劳动者与土壤之间更亲密的联系,为劳动者使用这些生产技术提供了动机。但是,这种进步要求废除奴隶制,因为不管他的生产力如何,奴隶总是受奴隶主的管制,而且只有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才迫使奴隶工作,所以,奴隶不会敬业的工作。

奴隶制只有在作为剥削被征服人民的一种手段时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旦这些征服手段被停止或减少,一旦战利品、贡品和奴隶的来源枯竭 (反过来导致奴隶的价值上升),奴隶制就会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利可图的制度,也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由此,就需要转向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大都市中出现了封建型的剥削,即大业主把大量土地割让给了自由的家庭,以换取他们的一部分产品。但是,越过了奴隶制就等于对统治阶级特权的一种打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迄今为止存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碰撞”,使古罗马帝国加速陷入颓废衰亡阶段。

生产的发展减缓或停止:“由于他们(富裕的古罗马人)‘采尽’了矿产,并破坏了土壤,使牧场或森林在半干旱地区消失。人力被无休止的剥削,使得劳工对工作产生了不满和冷漠的情绪。他们甚至禁止应用新的方法,并忽视原本在这些地区最需要的排涝灌溉工程,....战争、流行病和饥饿使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世纪意大利的死亡率可能更高”(引自:文明的辉煌和颓废(Grandeur and Decadence of Civilizations)第140页。作者:谢巴尔德 . B. 克劳福,出版商:Payot)

 

封建制度

在奴隶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后,封建制度使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关系中,在土壤耕作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改善(改进的犁和牲口装置,利用牲口的头部或颈部拖拉,而不再使用腹部,发展灌溉和施肥等)。此外,最重要的是,随着农业劳动的不断完善,伴随着手工业工匠工作的长足发展。后者的存在,作为农业经济的一个简单附属行业:提供劳动生产工具,并主要供应给统治阶级的某些消费奢侈物品(尤其是服装和武器)。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工匠们从贵族阶级对可利用资源的增长中获益。这一因素更明显地表现为贵族阶级不从事积累的资产阶级特殊性质,而是将所有利润用于个人奢华的生活消费。

但从十二世纪以后,封建主义制度开始达到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极限。

“我们对在十三世纪末缺乏可耕作土地拥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即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展低于各国人口增长率;除了某些地区外,但它可能不足以补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1200年后,在荷兰、萨克森、莱茵兰(莱茵河地区)、巴伐利亚和蒂罗尔(现奥地利)等地土地短缺的压力,是产生向东移民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四世纪末,从森林获取土地的限制,已经波及到了德国东北部和波希米亚地区”(引自莫里斯·多布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第59页)。

“圣路易斯的同时代人,在菲利普 · 德贝尔某些地区看到耕地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限。人 们为此作了最大胆的尝试,正因为需要填饱不断增长人口的肚子,正因为不知道任何其他增加产量的方式,就不得不总是扩大栽培的空间。永久的沼泽地和荒地似乎都消失了。森林也在不断萎缩。英国海岸的沼泽地和海湾被排干、清理,技术上被利用到了可能的极限......“(引自 J. Favrier 所著的 “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De Marco Polo à Christophe Colomb)第125页)

从那时起,社会只能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新发展来打破僵局。现在后者在家庭式手工业工匠生产的背景下或多或少达到了它的极限。只有从个体劳动过渡到若干名相关工人的合作劳动,直到更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使用更复杂的生产手段,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生产力得到必要的增长。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镇的复兴,这是出现更多集体劳动形式所需的基础。

但是,从根本上说,封建制度的框架否定了可以使这种经济形式真正发展的条件:

-封建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劳动者对他们的生产手段和对他们的主人终身依附的基础之上的,而制造业则要求劳动力的巨大流动性,从而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

-封建制度是一种地方权力、自给自足、封闭财产的封地制度,其商品在通过不同的封建庄园路途中,需支付无数的通行费用。相比之下,制造商则需要原材料和商品的流动性,以便他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并从一千个不同地方生产其产品,并确保自己的商品能得到自由分配;

-最后,制造业生产必须立足于利润的积累和集中,以便获得、替换和扩展允许基于劳动分工的生产机械。因此,它需要一种通过工作取得成功的精神和积累后者奖励的权利。然而,封建特权阶级却首先把这能力建立在发动战争和建立遗产的基础上。

封建领主在工作能力水平上等于或低于农奴。因此,封建社会对劳动和工作带有一种贬低形式的蔑视。

封建领主以他们有能力消耗他们的全部收入作为一种荣誉。封建经济忽视和谴责旨在生产增长的积累,这种态度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十四世纪的开始标志着中世纪经济扩张时期的结束。直到那时为止,所有领域都在不断进步......但是到了十四世纪初,这一切都结束了。虽然没有退步,但也没有进展。欧洲就像是在它的荣誉上吃老本:之前稳定的经济...即以前经济的推动力已经在外国贸易停止发展的事实下得到中断...在法兰德斯和布拉万特,曾一直能保持其繁荣的挂毯工业传统,到了大约十四世纪中叶,开始迅速走下坡路。在意大利,长期以来主宰着货币市场的大银行,大多落入一系列的反弹性破产...香槟酒市场的交易从该世纪的头几年也开始下降。这也正是人口停止增长的时期,这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已经达到了它发展最终点状态的最重要特症”

(引自H. Pirenne 所著的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yen-Âge) 158页,出版商:PUF).

正如奴隶制一样,封建主义的衰落意味着饥荒,因为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饥荒之后紧接着流行病,由于人口的营养不良,使流行病迅速蔓延。因此,从1315年到1317年,可怕的饥荒使整个欧洲衰落,之后的30年内被“黑色死亡”所笼罩,从1347年至1350年毁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在那个时候,一直处在主要经济发展领域之外的国家,如波兰,特别是波希米亚,开始了更全面的经济发展。但是他们迟到的觉醒并没有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因此,很显然,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更多的保守而不是生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的不满情绪同时证明了一种渴望和无能为力改善已经不再符合人民需求的状况。”(皮雷纳 Pirenne,同上,第158页)

封建主义制度的衰亡开始于十四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英国和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推翻了其最后的司法痕迹。但是从十四世纪初,新的生产关系开始主导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开展对旧的封建束缚的斗争,是走出十四世纪泥潭的主要受益者,并且允许了经济生活得到伟大的复兴。

 

[1]战争的发展是放弃平等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半永久性战争的条件要求出现一批专业化的战将,他们在社会集体中作为财富的供给者出现,从而开始在社会里建立等级关系,而社会里的其他人则保障他们的生活费用。但是,当生产力的增长允许奴隶制存在时,这一因素本身就变得很重要。

衰亡的一般概念

生产力的发展有两个方面:

1.工人数量的增长与一定的生产率水平的生产相结合;

2.在一定数量的工人中发展劳动生产率。

在一个充分扩展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可以看到两者的组合。而在一个危机的社会体系中,则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达到其极限的程度。

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体系扩展(它不具备扩大其行动领域的能力)的“外部局限”和“内部局限”(缺乏一种超出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能力)。就拿奴隶制和古罗马帝国的末期状况为例。外部局限是由物资供应的限制而构成的,从而使古罗马帝国无法进行再扩张。内部的限制就是,在不推翻社会制度本身和消除奴隶地位的前提下,无法提高奴隶的生产力。就封建主义来说,其外部局限是,土地开垦的结束,找不到新的可耕地,而内部限制则是它不能提高农奴或个体工匠的生产力,即如果不把他们改变成彻底的无产者,就不能改变他们与资本相关的劳动关系:就不能推翻封建经济秩序。

这两种类型的限制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生产力的限制,罗马不能无限地扩大其帝国;相反,越是扩展困难,就越需要发展生产力,从而更快地将其推向了极限。同样,封建主义制度也受到了封建技术的限制,而土地的稀缺,则在城镇和乡村的生产活动中,激励了更多聪明才智的诞生。这又将封建生产力推向资本主义的边界。

归根到底,由于旧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导致一种社会体系陷入困境。也正是这种生产力,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真正衡量标准;它是人类劳动和生产资料,活着和死亡劳工的某种组合的定量表达公式[1]

对于生产力的每个发展阶段,即在生产力的每个总体水平,都对应于某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接近其相应社会体系中最后可能的局限,如果该社会制度不被推翻,这个社会就将进入经济衰落的阶段。然后还有一个雪球效应:危机的首要后果就是将自身转变为加速危机的因素。例如,在古罗马帝国末期,以及在衰落中的封建主义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盈利的下降,使得后者加紧对劳动力的剥削,直到他们精疲力竭的地步。而这两种情况的结果只能导致工人的越来越冷漠和不满,这只会加速盈利的下降。

同样,由于不可能将新的劳动力纳入生产,就迫使社会去救助和支持那个非工作状态的阶层,于是构成了社会另一部分收入的流失。

类似的现象就如古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末期的货币贬值:“古罗马帝国(在第二帝国结束时)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平衡其政府支出,但是当证明收益不足时,则必须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这一权宜之计在第三世纪的过程中不时地重复,某些货币被贬值至其面值的2%。帝国的统一货币由此被捣毁;每个城镇和每个省份都发行各自的货币”(作者:谢泼德 B 克拉, 同上,141页)。

而在中世纪末:“当时在这个世界上,货币变得明显不足,士兵的工资(被用于防止抢劫或进行战争。ICC注),增加了对黄金的需求;从而高估了在流通中现金的价值。统治者利用他们的权力,使硬币减少重量,使一枚价值两个苏的硬币的含纯银量减少,掺合大量的铅充数,而且变成了三个苏的价值。这就是通货膨胀!”(作者:J Favier 同上,第127页)。

与这些经济危机平行的后果,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从而阻碍了已经衰弱的经济生活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与现有的社会结构的绝对矛盾和冲突,使生产力的任何新发展都变得不可能。从而超越这个旧的社会制度的需要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个社会在其所有的生产力得到全部发展之前就永不会衰亡”(马克思,同上)。

事实上应该指出的是,没有任何社会体制已经开发了“所有的”生产力,而只是在理论意义上,也只能停留在理论含义上。

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后果和第一次巨大经济困难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灾难是如何阻碍对这个社会体制真正达到其绝对极限的束缚。我们必须铭记,一个经济体制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生产关系的综合体,它必须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提供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最新的生产工具发明之前,如果生产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对其的需求,那么这个社会体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历史意义,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倾向于推向它的极限。

另一方面,在生产力的压力下,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旧的体制中开始发展。这只适用于过去的社会体制中推翻他们的阶级,而从来不会是被剥削阶级。就如封建主义制度诞生于罗马帝国。罗马的第一个封建种植园常常由市政参议院的老议员领导,由州政府任命他们负责收税。

同样,在封建制度结束时,贵族变成了商人,在城镇,他们通常与地方领主展开斗争,发展了首批制造业工厂,这就预示着资本主义的诞生。

这些首批的“未来体制的中心”(伟大的罗马种植园,城镇的资产阶级)大多是由于旧体制的瓦解而诞生的。他们吸引了各种试图逃离这些体制的因素。但是,从颓废的结果来看,这些中心迅速地转变成了加速自身衰亡的因素。

物质条件的成熟使得过渡到一种新型的社会体系成为可能,其生长的土壤已经存在于旧的社会基础中,它们的压力足以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物质条件的存在在旧的社会体制中被发现之前,新的生产关系从来没有被付诸实施”(马克思,同上)。

生产在旧的社会体制中接近其最终局限是不够的。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的超越后者的手段也是很有必要的。当这两个条件历史性地被实现时,社会就会采纳这一新的生产关系。但是,旧的社会体制(旧的特权阶级、习俗和风俗习惯的惯性、意识形态、宗教等)的抵抗,以及在实现这两个条件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意味着这种变革不会发生在渐进的、线性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倒退、灾难和质的飞跃。

一个社会制度的衰亡阶段就是在这一时期中没有进行这样一个历史性跨越;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表达;就像一个身患疾病的人穿着一件变得太紧的衣服。

 

[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关系将由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表示:c¼v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

上层建筑的倾覆

当经济发生颤动时,依赖它的整个上层建筑就将进入危机和分解。 这种分解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体制衰亡的特征要素。

先从社会制度的后果开始,它们最经常成为衰退过程中的加速因素。 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看到后一种现象时,推断出上层建筑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时期结束的主要原因。

在对上层建筑因素的探讨中,我们将看到在奴隶制和封建主义制度的颓废衰亡中共有的以下四种现象。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都不是历史巧合,而是一种社会制度颓废衰亡的明显症状。

这些现象是:

1)统治旧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分化;

2)统治阶级各派系之间的战争;

3)阶级斗争的加剧和发展;

4)国家机器的加强。

 

1)统治旧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分化

在由阶级划分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形式的丰富和发展范围取决于统治阶级说服整个社会接受其统治规则的真实能力。一个社会只会接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即此意识形态所基于的经济制度符合该社会的需要。一个经济体系越是能确保繁荣和安全,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就越是会认同其意识形态。在扩张的条件下,经济关系中固有的不公正现象只不过是“必要的罪恶”。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体系中受益,使民主思想得以发展,尤其是在最大程度上受益于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共和国制度象征着古罗马帝国经济最繁荣鼎盛的时期;在封建主义的扩张中,国王只不过是在平等人中第一个被选中的宗主)。

就法律本身来说,其发展相对较少,因为该社会制度充分符合社会的客观需要,大多数问题在顺其自然中得到了解决。

科学倾向于发展,哲学朝着人类固有的信心和乐观而发展,倾向于理性主义。正因为属于任何剥削社会的丑陋一面相对来说被繁荣的状态所掩盖,意识形态就不再需要用掩盖去隐藏现实,来为不合理的现实开脱。就艺术本身来说,往往反映了这种乐观主义,通常在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例如,所谓古罗马艺术的“黄金时代”,正是古罗马帝国增长的最辉煌时期;同样,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繁荣时期,封建主义制度也经历了巨大的艺术和思想革新。

但是,当生产关系变成对社会生活的束缚,并与现有社会秩序相应的一切意识形态失去根源时,则会变得内容空虚,并与现实相矛盾。当古罗马帝国衰亡时,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采取了越来越超自然和独裁的形式。 同样,封建制度的衰亡伴随着强化君主制的神圣起源和贵族特权的观念,这些特权受到了由资产阶级提出的商业关系的严重打击。

哲学和宗教表达的悲观情绪与日俱增;对人类的信心让位于宿命论和矇昧主义(例如,在低罗马帝国的斯多葛主义学派,以及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发展:前者谈论人类可以通过痛苦而升华,后者否认人类可以掌握理解世界问题的能力)。

中世纪末期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停滞期见证了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的兴起。就如‘死亡艺术论’的知识形式,尤其是‘耶稣基督的模仿’。由不受控制的乞讨的神职人员所表达的情感形式与通俗虔诚的加剧:这些流浪的‘苦行僧’在乡村的广场上用鞭子抽打撕裂自己的身体,以刺激人们的感官,并以此来召唤基督徒悔改。这些表演常常给人一种可疑的味道,就如象征着救赎主的血的喷泉。很快,此运动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至于教会的高层机构必须对闹事者进行干预,以防止他们的讲道会不断增加流浪者的数量...令人毛骨悚然的艺术发展...最有思想的人们倍受青睐的神圣著作就是启示录”(Favier,同上。第152页)。

所有这一切,反映了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关于他们的想法之间关系的差距在日益扩大。

在这些时期,真正可以发展的唯一意识形态是法律,另一方面则是宣扬新的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以阶级划分的社会中,法律只能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达途径。它是允许剥削制度正常运作的全部规则。在新的“游戏规则”被制定时,法律在一个社会制度的开始阶段经历一个增长期;然而,在这个社会制度的末期,当现实使得这一社会制度越来越不受欢迎和不适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成为保持旧制度继续下去的最重要的守则。然后,法律则必须加强已经过时的社会制度继续生存所必需的压迫性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法律在古罗马帝国衰亡和封建主义制度衰落期间发展的原因(戴克里先,古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也是制定最多的法令和法规的人。同样,从13世纪起,第一批得以收藏的习惯法律开始出现)。

与这种现象并行出现的是倡导新型社会关系的思想;它们采取批判反叛,最后以革命的形式出现。这也是新型社会出现的理由。这种现象从15世纪起在西欧尤为明显。新教(即基督教),特别是加尔文传讲的与天主教完全相反的一种宗教,他们允许利息借贷(这对资本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提倡通过工作,教导精神升华,并荣耀成功的人士(因此,反对贵族“神圣”特权的起源,并为在新的形势下成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商人进行辩护);这就对天主教会(主要的封建土地所有者)超自然性质提出了质疑,并提倡人们可以不通过任何中间人解释圣经。这个新宗教是宣扬和加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兴起的重要因素。

同样,在17和18世纪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发展,其最终表现了社会进入冲突的革命因素。

分解旧的执政理念,发展新型社会的意识形态,以蒙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以乐观主义反对悲观主义,以强制性法律反对建设性法律。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发现“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简言之,人类在意识形态上意识到了这场冲突,并要战胜它”。

 

2)统治阶级各派之间的战争

剥削制度的繁荣使剥削者之间能够保持相对的和谐,因此,在他们之间也可以有着“民主”的关系。然而,当该社会制度不再可行时,或当他们的利润减少时,这种和谐则则让位于剥削得益者之间的战争。因此,与以古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末期为特征的宗教并行,在统治阶级各派系之间发生的战争也与日激增。

在古罗马,从第二世纪起,发生了一系列由骑士官僚和军队首领发起的参议员和贵族之间的战争:“在短短的235年和285年之间,在26位互相继承王位的古罗马帝国皇帝中,只有两位是死于自然死亡,而在某一时刻,竟然有多达30位皇帝争抢同一个皇位”(SB Clough,同上,第142页)。

在中世纪末,由于贵族之间的战争泛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欧洲西方的国王们不得不被迫地提出禁止战争,路易九世甚至下令禁止携带武器。百年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统治阶级不能逃避其社会制度的矛盾,并且看到他们的利润不可逆转地下降时,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每个派别争夺他们竞争对手的财富;或至少控制允许产生这种财富的生产条件(例如,封建时代的封地)。

 

3)阶级斗争的加剧和发展

在一个社会制度的衰亡中,有三种现象使得阶级斗争加剧,是这种社会制度衰亡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贫穷的发展: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末期经常是以饥荒、流行病和贫穷为普遍特征的。我们已经看到,在特权阶级中会有什么后果,但显然是受压迫的阶级最严重地遭受这些灾祸;这也促使他们发起越来越频繁的骚乱和暴动;

加强剥削:我们还提到,在一个颓废衰亡的社会制度中,由于技术手段发展的限制,使得生产力的增长越来越慢,因此,统治阶级就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来减轻这种损失。后者一直被剥削到精疲力竭的地步。对那些没有足够工作机会的人来说,惩罚就更加严重 ...

在他们已经承受已久的苦难上,再加上贫困,这只能加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斗争普遍化的趋势。工薪阶层的反应是如此猛烈,最终使提高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受到严重损害,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末期,有一个通过措施取代惩罚的倾向,即给予劳动者在他们的工作中以“利益”(奴隶和农奴的解放)[1]

-阶级斗争为一个新型社会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在被剥削者反抗的同时,一个新阶级的斗争在展开(就如古罗马帝国末期的大封建地主,封建制度末期的资产阶级),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剥削制度的基础,这也就削弱了旧制度的基础。因此,这就导致了这些阶级与旧的特权阶级进行永久的战斗。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劳动阶级的反抗总是提供这些新阶级本身缺乏代替旧结构的努力的力量,现在变成完全反动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携带新型社会种子的阶级,同时又是被剥削阶级)。

所有这些因素都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的衰亡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决定性的更新。 因此,在低罗马帝国时期:“由于生产产量不足,税收不断增加,货币贬值和大地主日益独立所造成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并导致维持人们之间关系的原则的消失。在高卢,西西里岛,意大利,北非和小亚细亚发生了变为穷人的地主、被抢光的商人来自城镇的劳工、殖民者、奴隶、暴徒和军队逃兵的抢劫。在235年,这一抢劫浪潮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北部。238年,在北非发生了内战。在268年,高卢的殖民者袭击了许多城镇,于269年,在西西里岛爆发了奴隶起义”(克劳夫,同上,第142页)。

“在5世纪影响拉丁西部社会运动的广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它们震撼了所有地区,特别是布列塔尼,西高卢,西班牙北部和非洲...”(吕西安·缪塞,“入侵”,第226页)。

在中世纪末期也是如此:

13世纪末开始,劳工的骚乱震撼了佛兰芒城镇。在百年战争和意大利分裂的年代,由于城市的苦难生活,导致流浪者的队伍遍及农村。他们常常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种人,没有土地的人也就成了没有工作的人:从法国平原来的“雅克”来自朗格多克的“土乡”英格兰中部平原的“罗拉”巴黎的“马洛丹”、布格涅的“哥齐亚”。大胆的论坛利用他们的痛苦,并把这些反抗服务于一个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政治野心。艾蒂安·马塞尔想要强加给多甫一个资产阶级派系的监管权......·阿特维尔德利用了佛兰芒劳工的苦难,柯拉..里恩佐的“人民论坛”也同样被罗马贵族过度蹂躏。在佛罗伦萨,琼毕的反抗,饥饿反抗,最终服务于美第奇家族的利益...因此,这种停滞分裂战争和社会秩序的结果导致抢劫骚乱和屠杀...”(法维尔,同上,第137页。也参见 比莱纳,同上,第160页)。

1649年英国的克伦威尔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封建社会衰亡和资本主义诞生所引发的斗争的壮观结局。

经济制度的历史只能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历史。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保护和超越,是一个群体根据其在一个社会制度内的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行为。维持某一社会制度本身的能力,首先取决于相对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阶级的力量;一个新型社会的力量同样与其中最为获利的阶级的力量有关。

因此,在社会阶层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使社会陷入矛盾的客观力量的具体化。在一定的时刻,阶级冲突只会是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与现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

 

4)国家机器的加强

如果说法律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那么,国家机器就是它的武装力量负责确保法律得以遵守。它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所需的秩序保障。面对一个社会制度衰亡阶段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国家机器只能得到加强。“功能的发展导致了器官的发展”。

-反对社会混乱:作为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国家机器本质上只是一个阶级的仆人。然而,在这个“仆人”周围,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所有利益最清晰的结晶:它的任务是维持一个整体和总体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对于社会制度的功能和必要性比对构成特权阶级的个人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它与整个社会分离,因为它是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压迫机构,与剥削者的派别或个人利益的多样性相反,从组织性质来讲,它是一个单一和统一的机构。此外,国家官僚机构的特权与整个社会制度系统的正常运作密切相关。因此,国家机器不仅是能够实现充分全球化经济观点的力量,它也是唯一一个对其良好运作,并获得重大利益的保障。

因此,在衰亡的年代,国家机器就会被加强,因为它必须处理被压迫阶级越来越多的反抗,而且也因为它是唯一能够确保统治阶级在被推向分解或自我撕裂时的一致性的力量。

古罗马皇帝的权力发展,尤其是从二世纪开始,以及封建君主制的发展,在他们各自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他们在统治阶级各派之间的斗争中都有一个真正的理由,就是力图捍卫各自的统治者的地位和秩序。古罗马皇帝塞普蒂默斯.西弗勒斯(193年-211年)最后没收了“参议员和城市商人的财产,以便获得必要的资金支付士兵,来保证他的安全和权力”(克劳夫);卡佩齐昂君主制的发展牺牲了大封建领主。

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也构成了加强国家机器的一个强大因素。只有国家当局才能进行战争所需力量的召集;国家总是从这样的民心测试后变得更强。这一因素在加强封建君主制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法国。

-反对经济混乱: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罗马帝国和封建主义衰亡期间,国家干预主义有着很强的发展:

就生产而言,他(狄奥狄西安皇帝,284年-305)想象可以被一种“指导经济”来刺激;他规范了“学院”的活动,控制了大庄园的开发,并实行了对价格的控制。 最后,修订税率,调整货币生产,以试图稳定货币”(克劳夫,第143页)。

至于封建皇室,它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干预性管理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官僚机构的发展使得封建法院不再流动,而在城市定居下来:巴黎,威斯敏斯特,潘普洛纳,莫斯科。国王使用他自己的公职人员(法国的大法官和司法总管),使经济任务在整个领域里发展得越来越快。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成为那些参与者的灾难时,只有武装部队才能保持他们继续生存。正因为武装力量以及法律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最终结晶,国家就要靠它来掌握经济命脉。

每一个颓废衰亡的社会都会出现同一种现象:即由于需要维持一个不再可行的经济所带来的附带成本所导致的财政税收负担的巨大增长。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可以向从已经在挨饿的、处于叛乱边缘的人民敲诈勒索这些资金。无论是后期的古罗马皇帝,还是封建国王都发现,这项措施是加强他们的权力的主要手段之一。经济不再符合社会现实的需求;经济主动性在与社会其他方面寻求繁荣与和谐方面失去了自然的指南。国家权力和国家干预,就成为试图防止经济瘫痪,最终全面崩溃的唯一手段。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末期,都出现了社会官僚化和对个人进行系统性控制的发展倾向。

这种趋势在低罗马帝国时期达到了特别可怕的程度: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并试图逃离它。农民逃离了农村,工匠放弃了自己的工艺,市政议员逃离了市政参议院。国家政权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补救办法:它所能做的只是试图把每个人都绑在他们自己的状况一起,并关上他们可以逃脱的门。口号是“每个人都必须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然的话,罗马文化就将灭亡。这是一种围困的状态,对生命永恒的围困。社会条件、社会职业由此成为世袭。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种姓制度;这不是原始或自发的,而是新的、政治的,从上面强加下来的”(引自F. Lot 所著的“古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第109页)。

一些劳工被用红色热铁烫上标记,以阻止他们放弃工作。追捕的权利成为普遍化。

国家干预主义的必要性也同样出现在封建制度的末期。但是封建皇族和低罗马帝国之间在经济行为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如奴隶制分解让位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即一种特别零碎分散的经济体系。一方面集中并加强国家的尝试,另一方面发展封建主义,是两个同时发生但相互矛盾的现象。 相反,封建主义将被资本主义所取代,也就是说,经济生活需要一个更加集权和一体化的体系。封建国家的集权化和干涉主义,是用来支撑即将分裂崩溃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从而客观地构成了发展资本主义基础的手段。几个基本因素迫使君主制采取了这种双重的历史作用:

1)君主制经常不得不呼吁城镇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加强其力量;

2)主导的剥削阶级和贵族的利益,可以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称;

3)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15世纪末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它能够在贵族权力层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英国,由爱德华二世和爱德华三世采取的经济措施,亨利七世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在法国由路易十一实现的经济发展,法国和英国国王从14世纪以后推出的有利于大部分的行业发展的保护主义行动,以及两个君主国都接受资产阶级议会,都证明了封建君主制在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是,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封建君主制是荒谬的。君主制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其实它是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就如事实为证:国王和资产阶级议会之间不断的争斗;捍卫君主的高贵特权(在法国只有普通老百姓缴税);保护行会利益;在法国与新教徒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宗教”;最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革命来保障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尽管封建君主制发挥了这种双重作用,但国家不可动摇的强化主旨在维持封建制度方面,是一个社会衰亡的典型特征。

如果把一个衰亡的社会形象比喻成一个穿着已经变得太紧服装的身体,而国家机器的发展则仅仅是加固服装的尝试,以便不让来自身体不断增长的压力把衣服撕成碎片。

意识形态的分解、战争和革命的发展、国家机器的加强,其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些都是一个颓废衰亡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经济体系不再是一种历史性的需要,反而是使社会陷入日益野蛮的羁绊。

 

[1]这种现象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意义:当一个经济体系结束时,它经常被迫放弃其某些司法方面,以便保持其最基本的东西:真正的生产关系。

2. 危机和衰亡

危机和衰亡

一位百岁老人无疑是一个衰落之人。他可能处于永久的危机之中。然而,他只有到了一个特定时刻才会知道,这一危机能导致他的死亡。这种不可逆转的衰亡状态与经常标志着这种衰老过程中的剧烈抽搐之间存在着差异。

资本主义的衰亡和开放性危机是与二十世纪相关的明显现象,虽有不相同性,但具有依赖性。

我们在此的目标并不是对这些危机时期进行研究(例如1929年,或1938年);也不是对当前资本主义本身是否开始了解这种情况的问题研究。我们想在此阐明的是,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个衰退的阶段,自1914年以来就处于颓废状态,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使它标榜自己的宏伟“增长率”,实际上却隐藏着一个越来越缺乏再生产创造能力的社会制度的痛苦。

衰亡的概念

引言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现实如何验证了马克思对不同生产方式的祖先和衰亡的一般解释。详细的分析将告诉我们,前资本主义(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从扩张到破产的特征。我们可以把综合这个历史规律归纳如下:

与进化论的历史概念相反,把人类社会的进步描绘成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总是上升的过程,没有哪个社会可能在其顶峰时消失。前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在相对长的衰亡时期之后,才把历史舞台割让给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社会发展的最高点其实就是它的极限点。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框架中,人类利用现有的技术水平获得物质财富的最大发展。正是这种发展程度标志着某个停滞点,因为如果不使用新的工作技术,就无法超越它,也就是说,如果不放弃之前盛行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造成基于这些社会秩序关系的剧变。正是由于这一顶点使新社会的到来成为刻不容缓的客观必要。

如果说历史进程是不断演变的和谐过程,那么,在那些高潮过后,社会动荡也会因此而发生。但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动荡的物质必然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客观过程。但动荡本身就是人类的杰作,更确切地说,是社会阶层的杰作。因此,它的实现也取决于决定这个阶级意愿和行动可能性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了。

然而,这些条件并不存在于社会形态的高峰期。在每次高峰期过后,在其消失之前,所有过去的社会都经历了很长的危机和转化时期。旧的结构逐渐分解。新的势力试图寻找一席之地。在这个解体和转化的过渡时期,这个野蛮的时代和这个“社会革命时代”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衰亡阶段。

衰亡的原因

但是,这些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因素是什么,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在生产方式的高峰期并不存在,才使得衰亡的时期不可避免?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联系着人类的社会关系不会在一夜之间被超越,就如人们在证明自己长期使用的工具已经无用之前,不会轻易放弃它。一个社会形式只有通过其为了维护它的存在而采用的野蛮手段和造成的苦难,才可能证明它的“无用”和它的历史性的过时。就如由于多年的饥荒、流行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才迫使人类放弃了奴隶制和封建主义制度。只有这种由社会制度衰亡所引发的事件,才导致了数百年的习俗、思想和传统的结束。集体意识总是延迟于人类所生活的客观现实社会。

-与此同时,实现向新社会过渡所必需的两个客观因素,在旧时代的高潮时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力量的逐渐弱化,另一方面,是代表实现新社会力量的出现。

统治阶级的力量及其对特权的依附是保存社会形态的强大因素。但是这个阶级的力量源于它主导体系的有效性。阶级的存在是在生产技术发展到特定时期,需要进行一定分工的结果。因此,统治阶级的权力首先来源于其统治下对现有生产关系的独特权利和不可或缺的特征。经济体系的发展高潮也是统治阶级权力稳定的高潮。与此相反,这种权利的崩溃只能与生产关系的崩溃有关,即在该社会体制衰亡阶段才能明确地实现。所有试图通过国家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人为地维持这种权力的尝试(就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尝试从未停止过,而且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症状),实际上,只能反映出这种权力的崩溃。

第三,人类在找到另一个更好的替代物之前,不会轻易放弃他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人类为了放弃一种生产关系(虽然它一直是迄今为止能够维持社会的一种生产关系),就必须摒弃这种旧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关系,这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所必需的。但在过去的社会中,只要社会尚未进入衰亡阶段,代表新秩序的阶级就不会存在(或只是在其萌芽阶段)。(各大封建领主只有到了低地古罗马帝国时期,才真正得到蓬勃发展。同样,在封建主义统治下,资产阶级也只有从第十四世纪起才真正崛起)。

由社会制度衰亡而带来的这三个主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能够解释导致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衰亡的原因:但它们至少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旧社会制度的衰亡将会导致一个新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这些相同的原因和理由是否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待观察。但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一个社会衰亡时期的表现。

衰亡的表现

所有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为处于社会所有领域和结构的广义危机状态。

1.-在经济层面(社会的基础设施),生产越来越不受除了社会生产关系本身之外的障碍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停止。社会正经历着每一层面上严重的,并在普遍程度上不断增加的经济危机。

2.- 在上层建筑的层面上: 物质生存至今一直存在于所有社会中的第一个社会问题, 因此,始终是生产关系来确定不同社会结构的内容和形式。当这生产关系崩溃时,整个建筑在这些关系之上的社会结构,将跟着倒塌。当这种危机状态在经济层面上发生时, 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都将不可避免地得到涉及。

正是从这里,我们必须寻找著名的“文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关于对“道德松懈”、“富足的罪恶”,以及这种哲学或宗教的有害或有益影响的研究中,理想主义的远景消失了,总之,他们在思想领域中寻求这些危机的原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否认思想对事态发展的某种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

们不会根据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来判断别人,也不会根据自己所具有的意识来判断革命的时代。这种意识将会被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所解释,而不是物质生活的矛盾.”

在意识形态领域:系统的保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废话,越来越不利于意识形态的生存。从而使意识形态崩溃,旧的道德价值观崩溃,艺术创作停滞不前或呈现抗议的形式,蒙昧主义和悲观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并得以发展。

在社会关系领域,衰亡表现为:

1)统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斗争的加剧发展。开采条件和盈利的数量越来越难以维持; 那些想要谋生的人,必须(放弃任何合作的可能性)以牺牲其他阶级成员的成本为代价。

2)对立阶级斗争的发展:

-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当这个被剥削阶级在苦海中被剥削阶级剥削到了极点,就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和灾难临头。

-新社会阶级的斗争(在过去的社会中,它一直是与剥削阶级不同的阶级)。与旧社会秩序的力量发生冲突。

在政治领域:面对这种危机状态,统治阶级不再像以往那样成功地获得其政治权力,即旧社会的秩序、国家机构的利益的终极结晶,以加强自己对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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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古罗马奴隶制和封建时代的末尾。这些现象就是这些社会衰亡的明显特征。但是,自从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停滞,伴随着社会革命条件的成熟,是否就意味着典型的衰亡时期的到来?

资本主义的衰亡

但我们能否就此给资本主义的衰亡下定义呢?类似的症状只能用于诊断同一疾病的不同个体,只要他们是相同的物种或有着相同的性质。关于过去的社会在衰亡时期出现的特点,是否可以将资本主义置于与这些社会相同的水平相比较?旧的症状和原因仍然有效吗?

在物质生产方面,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奴役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仍然有效的法律。

只要人类生活在“必要的统治”中,直到它已经进入消除物质生存问题的丰富阶段, 或者至少将其降级到次要地位,这离人性仍然遥远,经济体系的第一个功能仍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此外,通过推广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将任何不发展的资本予以消失或将其转手别处,已使这一发展义务更具限制性。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正如封建主义或奴隶制一样,生产力的发展不足,历来代表着死亡手令。

但是,如果这种状况得以实现,它就能够或应该被称为衰亡的阶段吗?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分类的社会,其次,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继续以经济需求为主导,因而无意识地遭受着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发现了过去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尤其是那些出现在衰亡时期不可避免的特征:

集体意识总是迟于其所在社会的现实生活,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依赖于生产关系的效率,与旧社会相对应的习俗和习惯的重量和惯性,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只要旧的社会形式没有被证明其陈旧过时,新的社会形式就无法在社会中萌芽。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与之前的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而且必须经历一个衰亡的阶段。

然而,与所有以往剥削社会共有着那些特征之外,资本主义却具有与奴隶制和封建主义从根本上不同的特征。

另一方面,构成否定和推翻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制度本身,旧应该不再是一种剥削制度。

而且,与其他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衰亡有它新的特点。

社会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不是从前一个社会制度演变而来的社会制度。如封建经济关系诞生于低地罗马帝国的大型庄园,或多或少能够使自己独立于中央政权;而资本主义首先在封建社会的乡镇,然后在城市中诞生。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统治阶级都逐渐取代了旧的统治阶级。

相反,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被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牟取利润的直接来源,在没有完全解除后者的权力之前,就无法发展自己的社会制度项目。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里排除了两个社会制度共存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将所有

世界生产整合到单一的系统中,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衰亡必定是一种更“干脆”,更为激烈的衰亡。

由于资产阶级的繁荣(尽管它不是在君主制的形式下),使封建主义能够在法国得以生存直至18世纪,这种资产阶级的繁荣,部分满足了封建主义再也无法承担的经济需求。然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说,则完全不一样了,它将独自走向死亡。因为它的掘墓人绝不是一个潜在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只是暂时的,他们还可以被容纳,但它却是一个由几个世纪被压迫而产生的致命敌人,并且所有的分享都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衰亡的所有后果都落在社会上,而不能被消化。因此,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这种衰亡具有更强烈的特征,另一方面,将出现得更突然,其效果具有更大的暴力性,其反应时间将被缩短。

无产阶级:与历史上其他革命阶级不同,无产阶级并不是在衰亡阶段中出现的,而是从这个社会制度开始时就已经出现。当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巅峰时,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发展成为一个经济阶层;当这一社会制度开始衰亡时,他的掘墓人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数量。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必像过去一样,新的社会必须等到在旧社会制度衰亡的肥料中诞生,并发展下去。

另外两个因素导致了衰亡期的缩短:

1°:思想关系的非重要性。(与奴隶制和农奴制中发生的情况相反)工资和资本制度下不存在任何宗教、政治或个人关系来调解剥削关系。其结果是社会生活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因此能对衰亡时期的经济困境作出更快的社会反应。

2°:其次,仅为竞争而生存(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不发展就能生 存。

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确实可以以某种方式确保其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过去,这种发展从未真正成为现有生产关系的固有内容。统治阶级成员的利益和特权并不直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扩张能力。他们从农奴或奴隶的劳动中榨取的利润专门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和奢侈生活。只是非常偶然地被用于发展生产。所以,当这些体系开始与他们的经济矛盾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但没有直接导致统治阶级陷入破产和灾难,也没有瘫痪社会的经济生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不能确保资本积累的日益增加,那么整个利润积累,以及生产过程本身就会被阻止。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一个社会体系衰亡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不可能在不放弃现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确保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绝对难以相信已经经历了长期衰亡的资本主义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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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 “一个社会的衰亡”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现象,其主要原因和表现可以被充分列举。

- 正如在它之前的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会经历一个衰亡的阶段。

- 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仍然类似于先前社会的性质。

- 从各种观点来看,这种衰亡似乎要比其他社会体系更短,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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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进行分析。

世界资本主义的衰亡理论与现实

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从这一点上开始辩论。但一点也不确定。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者才真正对一个社会的衰亡概念感兴趣,那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进入其衰亡阶段的那时起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分裂是在对资本主义上升期结束,并进入“战争或革命”时期的激烈辩论之下发生的。然而,从那时起,约50年的反革命势力的胜利,革命理论没有得到必要的发展和深化,以便能够解释这个世界转变的现实。今天,在这个思想隧道的出口,经常会有那些各种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潮流,仍然共享着气味十足的所谓对“新的现实”实行“新的应用”,(即“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另一方面,又虔诚地依恋着旧文本和旧思想,以反对第一趋势(参见国际共产“保尔狄尕主义者”和他们的“太阳下没出现什么新事物”或他们的自1848年以来“革命计划不变性”)。在这两个极端意识潮流之间,我们发现托洛茨基主义者附加到托洛茨基“过渡计划”的字里行间,准备遵循任何理论的时尚:

(自制、新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只要是这些理论能够帮助多“赢得一些新的追随者”。

因此,由马克思勾勒出的“衰亡”概念仍然是一个过于模糊的概念,并且在革命语境中引起了过多的混淆,所以我们避免在本项研究开始时重复它的定义。

上层建筑

通过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斗争......)而不是对经济的分析来开始这种“与现实的对抗”,似乎是有点不合逻辑,前者“到最后”只不过是“后者”的产物。然而,我们只是为了展示的方便,才使用了这个顺序。事实上,虽然现代资本主义通常很容易认识到衰亡阶段在上层建筑的表现(所有现代道德家都觉得有义务将其说成是“文明危机”等),然而,对于经济进程来看,就不那么明朗了。

同样,对这些“文明危机”的大多数解释并没有超越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水平。

首先通过对“上层建筑”领域入题,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从最简单的开始”来阐述这一论述,而且我们也为解决经济问题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论据,即科学的一致性。

1 - 在意识形态领域

我们不能在这里只是开展这样的研究,而应该考虑到过去几十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活之间存在的联系。那么,我们只会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分解。

固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很难被精确地列出它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因为它承载了长达数千年的所有剥削社会开发的长期思想遗产,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机制制度、社会关系与生产手段的盲目依赖性,使得作为这些关系保存手段的意识形态,即使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可能比过去发挥的作用要更小。

然而,我们可以说,有关“工作崇拜”、“美化社会升华”、“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和尊重”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信仰”构成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被资本主义的暴力侵蚀了50年。

当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近50年来由于无用的战争造成了几乎1亿人口的死亡,继续对这个社会、荣誉和价值大唱颂歌,似乎越来越困难;正当这个世界无法允许其三分之二的人口满足基本生计需求时,而两个最大的经济强国却花费了相当于人类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用于武器的生产;正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优越的地方,我们必须支付不致于死于日常生活中最残酷和非人性化的饥饿的权力。

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都使用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攻势(这些现象非常相似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皇帝崇拜和封建主义末期绝对君主制的占卜)。教会的危机,资本主义放弃已经不再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旧教学方法,以及大学的危机(1),意识形态的主要中心主导性表现出所有敏锐的第一个衰亡症状,即意识形态的分解。

这一分解从过去的十几年来,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几代人对当今世界的厌恶,以及各种企图逃离某种“边际主义”和其“抗议”性质的标题,已上千次地出现在报刊杂志的头条新闻。这种“奋起反抗”,首先主要表现为某种延迟(发生在1914年,以及1917年-1923年革命的50多年以后)。对这种延迟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即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总是晚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我们必须等待这样一代人,他们既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遭受1917年-1923年革命浪潮之后的反革命的猛烈反击。另一方面,这一延迟是由于该制度在第二次战争后重建期间经历了近25年的经济繁荣稳定。这种繁荣增长的第一个弱点迹象是于20世纪60年代末才影响到社会,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现存和谐”中的繁荣思想的空间越来越小。当今的思想家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幻灭、悲观或漠不关心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正经历着新的风尚。

在艺术层面上,颓废表现得特别激烈,如果艺术的发展不会停滞在旧形式的永恒重复中,想要成为一种抗议,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写出艺术演变,并发出恐怖的一声呐喊。

当思想世界正在经历这样的剧变时, 是因为物质生产的某些东西正在崩溃。

2 - 在社会领域

- 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发展。

如果同一个国家的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有时则是通过国家中央控制所有生产来解决的,但这种竞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全球资本之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疯狂程度。

1914-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千万人死亡。

193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五千万人死亡。

自那时以来,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纵横四起,不同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并在他们瓜分世界的祭坛上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无法再赚取足够的利润来分享它的完美合作。过去社会的衰亡已经造成了各个国家的荒凉;当今,整个星球正受到这样的威胁。

- 被剥削阶级斗争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局限在改革领域,即寻求一种制度的发展。(巴黎公社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与其说它是真正的时代标志,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历史的偶然事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斗争无论在其规模还是内容实质,都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斗争运动不再局限于少数几家工厂或某个城市,而是整个欧洲都被这个史无前例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所震撼。其斗争内容不再是要求对体制的改革,而是其激进的剧变。“世界无产阶级的俄罗斯支队”成功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立即上台掌权执政。

从那时起,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得到改变。

1917年-1923年的革命浪潮被粉碎,孤立的俄罗斯革命被窒息而死。但是,尽管苏联革 命惨重失败的影响和苏联经验播下的几十年的混乱,“无产阶级的威胁”远未消失,这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恒定。偶尔出现的孤立的无产阶级起义和这个阶级的日常斗争标志着过去50年历史的所有重量:世界所有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也就是说要确保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严格监督。工会,这个旧的工人组织形式,已经成为这种一体化组织的基本机制。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暂时“繁荣”,让某些人相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那么,从1968年以来从世界各地所掀起的工人阶级斗争运动的热潮,强烈地提醒着人们,阶级斗争的仍然存在,并宣告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浪潮的到来。

3- 在政治领域: 国家机器的加强

它是过去社会衰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之一。这也是自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这种社会制度体系中最衰老的形式,但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官僚们都喜欢把它定义为“社会主义”,其实,这只是这一趋势的终极高潮。

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人确信,当前的国家主义,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是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标志。然而,最具历史意义的分析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主义与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定点干预是毫无关系的。

本世纪的国家主义不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个连续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其基础不再是与封建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势力斗争的根源,而是与其制度自身内部矛盾的斗争。

当代国家资本主义加强的直接原因,反映了资本主义关系框架对生产力发展的明显失调所造成的所有困难。事实上,国家已经扩大了其权力的范围和地位,因为它已被证明是唯一能够实现以下目标的资本主义实体:

-通过国际竞争的加剧,实现对各国经济的集权化和合理化控制,其领域已经变得过于狭隘;

- 确保战争和“备战”的所有生产任务,已成为每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头等大事;

- 确保其结构不断趋于瓦解的社会机制的凝聚力。

至于欠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亚于世界工业化国家体系的衰老。这些国家不是“年轻的资本主义”,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脆弱部分。所以,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地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就必须更迅速和更积极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制度。

苏联的例子也不能否认国家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质。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框架的狭隘性以及它强加给每个国家在“国际音乐会”中生存的严酷条件,这就成为国家强化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脆弱的国民经济,以及无法支持竞争的私人资本,成了该进程的主要加速器。在俄罗斯的具体情况下,由于这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了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特殊情况,并没有改变问题的真正基础实质。这些特殊性只解释了一件事:使苏联成为第一个国家的原因,已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趋势。

意识形态分解的主导价值观;各级社会关系的非人性化:在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中,周期性的对立达到了最高潮;加强强权机制,国家对所有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控制......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明被分解的所有特征,即一个社会制度在其上层建筑层面上衰亡的所有特征。

但在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水平上又是怎样一个局面呢?

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历来的危机现象都是由于经济衰退而引起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物质生产水平上的危机就是这个制度的“最终阶段”。

根据从1914年至1939年的统计数据,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很少有人声称否认这是一个停滞期。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历史进程似乎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上层建筑”衰退的症状不断发展,但根据现有统计资料显示,资本主义却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野蛮行径中灭亡了?我们是否正处在一个“新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这些危机的表现只是一种还很遥远的衰亡前兆?

从1953年到196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按数量和人均计算)可乘以1.4倍,意大利和德国乘以2.1倍,法国翻了一倍,而日本可乘以3.8倍.....那么,“衰亡”在哪里呢?

尽管这些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仅用于军事目的,即使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但显然“生产力尚未停止成长”。即使政治结构在不断的演变,统治价值观的分解都证明了“文明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衰亡,但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这一“经济膨胀”的现象,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条件,似乎还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有风险的。

(译自国际评论第二期.2月 197).

1. 参阅:“学生运动”和“批评”参阅国际评论第三期 (旧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