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研讨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被反动势力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摧毁的。 从1928年起，由于工人阶级对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不再感兴趣。那么，就只能开始不断发展和动员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来组建打造这支著名的红军队伍，就此，这个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在中共党内开始出现了远离工人阶级，更接近国民党的因素。因为这个党吸收了越来越多各类反动的垃圾势力代表群体，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灌输者直到国民党的将军，另外还有不断寻找地盘的军阀、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大资本家。在这个新的中共党内，这群流氓为了控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像所有共产国际党派一样，体现在变质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性，就是把革命转化为资本的工具。这也是这些党派，作为一个腐败的革命组织对整个工人阶级对于其功能和其内部运作神秘化的可怕来源。资产阶级的官方理论家却只是做着重复和夸大神秘化的工作。因此，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从1928年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典范：对于西方民主的捍卫者来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可疑行为和马克思主义无效的证据，而对于毛泽东思想无条件捍卫者来说，这些斗争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两类显然是对立的理论家，事实上却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绝对相反的虚假鉴定：衰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孕育了资产阶级组织。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只能在中国共产党腐烂成资产阶级政党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发展自己的“潜力”。早在他的西康山区“神秘”撤退 － 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就是狼狈的逃窜 - 毛泽东曾试图利用匪帮歹徒来达到他控制党和军队的目的。他先开始与控制该区域的土匪头目厮混，然后再把他们一一除掉，以确保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权。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与他形影不离的伴侣，朱德，从他的敌人阵营蒋介石那里争取过来的一位将军形成了毛的帮派。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怎样拜倒在比自己职位高的对手面前，至少在他无法取代他们在党内的职务之前。当李立三取代瞿秋白后，毛泽东站在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上，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的前任“政变”政策的延续。由毛泽东篡改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他迅速反对李立三。而事实上，他完全参与了由“第三”共产国际 发起的，由李立三在1930年领导的以农民游击队攻打“城市”的灾难性的尝试。布哈林（于1929年10月给共产国际的信）。

从1930年起，毛泽东又改变了他扛枪的肩膀，投靠到以王明为首的小圈子 - 名为（从俄罗斯回来的）“归国留学生”，即在莫斯科受了两年训练的“28个布尔什维克” – 他们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控制了党的领导权，并撤了李立三的职。就在这时，发生了非常黑暗的“福建”事件：毛泽东对控制福建地区的中共党员实现了一次大讨伐，根据不同的版本，这些党员一会被起诉为李立三的帮派任务，一会又被说成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分子，或被说成是社会党成员。这些事实只在毛泽东去世几年后才被透露出来。在1982年，一份中国杂志报道说，“发生在福建西部，历时14个月的在整个苏维埃区的清洗大屠杀，开始于1930年12月的福建事件。大批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被定罪为社会党的成员，并被处死。受害者的人数估计为四五千人。而事实上，在该地区并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派存在的痕迹...”[1]

毛泽东通过这次讨伐清洗回来后，得到了“归国留学生”的赞赏，尽管他本人也曾被指控追随李立三的路线和在福建的过激行为，但他既没有被清除，也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驱逐出境。如果说他被免除了军事指挥权，但作为赔偿，于1931年底在中国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隆重的任命为“苏维埃主席”；这是王明集团的一个“行政”职务。

从那时起，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加强自己的小集团，另一方面又试图分裂占统治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帮。但他在一开始却仍然紧跟着这个帮派集团，有一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在1933年，他提出了与“福建政府”（由一些背叛蒋介石的将军组成的政府）结盟的提议，被王明否决，因为王明不想损害苏联和蒋介石之间的现有条约。毛泽东不得不收回提议，并公开批判这是一个“愚弄百姓”的“政府”[2]。这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毛在1934年被任命为主席，但实际上，担任“苏维埃”政府总理的“归国留学生”张闻天，才是党的实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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