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吗？

然而，事实是，“红军”绝大多数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这事实（这个党仍然继续自称“共产主义”）是创造“中国人民革命”神话的基础。

实际上是从1920年代下半部分开始，中共党内（尤其是那些怀疑工人阶级的人）出现了肯定中国农民革命的阶级特性的理论。例如，你可以阅读“伟大的农民群众英勇奋起，来履行其历史使命......摧毁农村封建势力”（[1]）。换句话说，一些人认为，农民是一个历史性的阶级，它有能力独立于其它阶级去完成其革命目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退化变质，这些所谓的理论发展得更远，即在革命斗争中用农民来代替所有的无产阶级。（[2]）

借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来证明中国农民有着革命的“传统”（为了不谈“意识”）。可事实上向我们展示的农民运动历史，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农民恰恰缺少一种历史性的革命计划，就像马克思主义所展示了一千次一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顶多可以为资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但在资本主义腐朽阶段，贫困农民的革命只有以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而战斗，否则，他们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太平天国起义（于1850年爆发中国最主要和最“纯粹”的反对满清王朝的农民运动，失败于1864年）展示了农民起义运动的限制性。太平起义者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神的国度，即一个社会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在这天国里有一个合法的君主（真神的儿子），他是这个社会所有财富的托管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确认了私有财产是人类所有弊病的根源，那么，这种意识就不可能，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作为未来社会的可行模式，却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失去的田园诗般的王国。在开始的几年里，已经进入中国的各国列强，放任太平军发展，他们利用太平军来削弱满清王朝的力量，以致叛乱蔓延整个王国，但这时农民却无法组建一个中央政府，并管理土地。这个农民运动于1856年达到了最高潮，在企图攻打帝国的首都北京时，宣告失败。就此，这场农民运动的火焰开始熄灭，这时，上述的帝国主义列强与满清王朝合作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起义者的镇压行动。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削弱了满清王朝，但它只是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诸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打开了大门。农民运动为资产阶级准备了丰盛的宴会。（[3]）

多年以后，于1898年，爆发了另一起规模相对要小一点的起源于反清朝政府和外国势力的‘义和团（原称义和拳）’运动。然而，随着慈禧太后成功地利用义和团参加了其自己反外国人的战争，标志着这项独立的农民运动的分解和结束。随着20世纪初清王朝的解体和中国的分裂，许多贫困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了当地军阀的职业军队。最后，原来传统的保护农民的秘密社团，变成了为资本家服务的黑手党，在城市，他们的任务是控制工人，并作为罢工的破坏者。

从中国南方沸腾的农民运动的角度对农民革命性质进行理论研究显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些理论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沸腾的复兴完全是大型工业城市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只有来自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是解放农民的唯一希望和可能。

但是，“红军”的建立，其实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关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红军与革命起义时期所成立的革命的民兵也毫无关系。毫无疑问，农民参加“红军”，完全是由于他们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的艰难的生活条件、或是希望获得一片土地或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或是把当兵作为一种谋生的途径。所有这些完全相同的理由，也同样把中国当时的农民推向任何其它军阀​的军队。

由此，“红军”首先命令部队停止在其所征服的地区进行洗劫。“红军”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军队，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发生在1930年的事实，当红军占领了重要的城市长沙后，只能在城里坚持了几天，因为长沙市的工人对红军虽然不敌视，但却很冷淡，并拒绝了支持新的“造反”的呼吁。

红军和传统军阀两个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前者却是为了在这一江山争抢一席之地，并给予农民诸多的希望，这就赋予了红军拥有更多的活力和进攻性，在与出价最高的帝国主义者签定联盟和出卖自己时，显得更灵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工人阶级在1927年的失败，并不把农民推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把他们扔进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的风暴之中，在这其中，他们所扮演的只不过是炮灰的角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