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退化表现。1927年下半年一系列冒险行动的失败，也导致了一些曾参与冒险的行动支队，逃到了政府军无法到达的边远地区。这些行动支队开始与军队的各支队会合，他们之间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曾给予无产阶级不能妥协的具体证据。只是，他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期间，他的职位只是一个二等行政秘书，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旦联盟破裂，他就逃到了他的故乡湖南地区，在那里他根据斯大林的指令领导了“农民的秋收起义”。这次冒险行动灾难性的结局，迫使他带着数百名农民不得不进一步撤退至井冈山山脉。为了能够在那里站住脚根，他与当地的土匪签订了一份合约，并教他们打仗的方法。然后，他的支队终于与一支由朱德带领的国民党部队会合，这支国
民党的部队也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往深山老林的。
据官方历史的记载，毛泽东率领的那支部队就是所谓在“红色根据地”（由中共控制的地区）的“红军”或“人民军队”的起源。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发明”了“正确的战略思想”。事实上，毛泽东的支队只是当时分散在其它六、七个地区里类似的支队之一。所有的支队都采取从农民中招集兵源的政策，并进攻和占领了一些地区，甚至还成功地抵制了国民党好几年的围剿，一直坚持到1934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的机会主义与某些国民党派系（民族资产阶级的官方人士），甚至还有些从农民阶级分解出来的土匪雇佣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事实上，发生在历史舞台上的从城市到农村的地理上的转移，不单是一个战略上的改变，它却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改造。
根据毛派历史学家，“红军”事实上是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军队。但这支军队的领导人肯定不是工人阶级，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混入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中共活动家，这些国民党军官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前景从来没有坚定的信心（最终，他们在运动失败后彻底抛弃了斗争的信心）。这批人后来与新来到农村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师和大学生组合，形成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对农民的“教师”队伍。
社会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被中国当时社会抛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那些即在地方政府中找不到位置，又不可能在封闭的蒋介石中央政府中谋取官职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所以，“红军”领导人就把斯大林主义和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当作了一种“良药”。充满无产阶级句子的伪马克思主义语言，经过轻微加以装饰，以掩盖其真正的目标：即在一个“朋友”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来取代蒋介石“独裁”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这资本主义衰落的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冲突中，这就成为新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红军”的思想指导总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