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香港学生学者联合会组织的香港青年的抗议浪潮开始于（2014）年9月14日，当时，数百人占据了香港城市的几条交通大动脉，尤其是在香港的商务区。这些抗议行动是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强制改变和制约了2017年“公民”提名选举进程的规则。争议的中心点是香港行政长官这一职务，事实上，自1997年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以来，一直是由北京任命的，这就是所谓“一国两制”的想法。从北京传来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消息，旨在加强企业界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反映和适应中国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巩固其对香港政坛已经相当紧的控制。
最初的数百名示威者从街头被暴力地清除以后，一位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发起并组织了“占中”行动（“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要求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开始了一场公民示威运动，他们要求实行香港行政长官公民提名选举制度，以达到“符合普选制的国际标准”。自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民主与和平的左派理念始终占据了香港。所谓“占中”行动所提出的要求有着双重的荒谬，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在选举中以各种方式安插属于自己的候选人，而这种抗议要求的起源来自于这个岛上资产阶级的特定法律派系。 中国共产党（中共）在这里所运用的，只是当时英帝国主义统治其殖民地策略的继续，即在法律上使用诈骗的手段，并加上暴力镇压，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这些学生接下来的遭遇就是轮换上演的政府的最后通牒、“外来干涉”的舆论，以及警察和有组织的打手团伙血腥的镇压。可是这些镇压行动却使更多的示威者走上了街头，造成了更广泛的占领中环的抗议规模。这次抗议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和平主义和它的“礼貌”性，抗议者举起双臂，就好像投降一样，等等。这一特征在金钟商业区及超级昂贵的铜锣湾购物区的抗议行动中尤其明显。于此相反，在旺角的市区和工人阶级居住地区，抗议者与警察的搏斗却一直在进行，直到最后几天才偃旗息鼓。直到本文完稿为止，政府已与抗议领袖就抗议者提出的“普选”要求进行了谈判，有迹象表明政府似乎或多或少地控制了局面，从而避免了抗议示威者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更血腥的镇压。香港的商会，又是一个由当年英国人创建的商人组织，也响应了“捍卫民主”的呼吁，加入了抗议示威者的行列，谴责香港选举进程的“假民主”。但事实是，所有从欧洲到美洲，从非洲到阿富汗的选举和民主进程，都是为了保持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和对工人阶级进行压迫和分裂瓦解的充满欺骗和虚伪的“假民主”。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另一个遗产，是由当时移民局安置的大约5万多名生活在比笼子大一点的集中营似的贫民区里讲普通话的贫穷工人。而这次占中“普选”请求，对于这些工人却毫无任何关系。
在旺角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libcom网站上有三篇来自香港的文章：第一篇是由克里斯汀·郭撰写的题目为“永不退却，旺角的心灵”，另一篇有关旺角的文章是由Holok陈撰写的，标题为“火锅，上帝和'左倾的选择’：在占领旺角过程中紧张的政治局势”。第三篇文章的标题是“黑黄对立：阶级对立和香港的雨伞运动”，署名是“一个美国人和他的几个超级朋友”。在此，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一下第三篇文章，因为前面两篇关于旺角文章的政治倾向似乎并不明显。他们自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 － 但尽管像“无政府主义者”、“左派”、“左派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说法，在这里也是不可能被理解的。
这些无政府主义因素驱使他们参与了与警察和有组织的打手团伙，以及当地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群众发生了武力冲突。他们强调占领行动要有一个狂欢节式的氛围，包括吃火锅、打乒乓球等其它游戏，试图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态系统”。他们不隶属于“占中”行动，并声称他们是“占中”行动的反对派。他们认为，谈判和议会途径是需要的，但毫不隐瞒其主要目的是“普选”（但不包括移民），并认为每个组织应该保持在自己的区域内活动。他们的见解似乎极为有限，并从来没有提及工人阶级。
对阶级未来的一大贡献
“黑黄对立 ...”的文章是属于另类的，但并不明确，它是否与前面提到的团体有关。另外，那些围绕着“左”这个字的角色也是很难理解的，但在这部长篇文章背后，却有着更多的重量和含义，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文中明确反对香港学联争取民主和普选的要求，笔者问：如果这样的要求成真了，又怎样？回答是，这将意味着参与你们自己探索，从而将诞生一股新资产阶级的力量。该文批评 “左翼21” 集团，因为它作出了这样一个承诺，即由“人民”来决定，以建立“民主参与”的机制，为进行“公民普选”而斗争。“左翼21”把参与民主进程看作一个舞台，一个可以取代将来民主改革的踏脚石。我们所熟悉的所谓以民主进程争取更美好未来的理论，实际上无论对香港，还是英国或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是空洞和危险的。那些“团结起来，最后一起”实现普选和民主的口号，在西班牙“愤怒者”（Indignados）的抗议运动中也同样被使用了，特别是资产阶级通过“民主报真雅”（Democracia Real Ya ‘DRY’），把它们作为其民主反攻的主力。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接指向希腊和美国民主的事实，作为对任何提出这一民主要求的一个答复。
另一件事，笔者的观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这次抗议的经济原因。在80年代发展起来的香港经济，使她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及最关键的转口贸易和服务中心。这是直到1997年英国把香港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中国为止，无论对中国还是英国都是有利的。中国大陆的许多工厂的资本来自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但今天学生骚乱所抗议的是通胀、天价的房租（平均工资的40％）、食品价格的上涨、不平等和公共交通的问题。而且相对“富裕”的香港青年对于大学学位绝望竞争，对于即将不复存在的就业机会，或者那些年轻工人和大学毕业生对于越来越多长的工作时间－ 那些足够幸运的人们在飞转的‘机械传送带’上变得筋疲力尽。原先2014年在中国“末日来临”的背景下发生的抗议运动，已被西方重新命名为一个仅限于改革宪法的和平运动。这一要求民主的抗议其实开始于2011年的占领运动，虽然当时的规模小而乱，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主题，又一次成为当前的抗议运动的背景。原先的占领运动于2012年年底被清除后; 于2013年3月在葵青货柜码头爆发了香港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大罢工。该文作者说，毫无疑问，这次学生和工人的联合抗议，“是由于同样的经济停滞和加剧的阶级对立而导致产生的”。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在此之前发生在50年代中期的骚乱和1967年历时十八个月的暴乱，分别为“这个城市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内部动乱”。对于当时所发生的大罢工和与警察发生的巷战; 政府机关和媒体大楼所遭受的围攻和袭击，我们可以说，这些由大陆的资产阶级煽动支持的反“法西斯”暴乱，也具有阶级斗争的成分在内。大约在同一时期，葡萄牙在其殖民地澳门派军队对中国支持的抗议者进行了干涉，最后，在大陆接管澳门时，接受了他们大部分的抗议要求。从67-68年间在香港崛起的无产阶级因素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回应：68年后，在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境以后，英国当局实行了从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改革”计划，建造更多廉价新房、加工资和扩展福利制度。但当今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文章作者强调，资本主义利用青年、民主和民族主义的陷阱，以及斗争需要蔓延是“没有前途”的。有一点笔者没有明确提到的，但是明摆的事实，也是唯一有效的斗争，就是这些斗争都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参与。文章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斗争能够得到真正发展的唯一趋势，首先必须传播到大陆的工人阶级。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中国国内大多数罢工都发生在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南部（尽管这也是一个事实，即大陆工人的罢工运动已经蔓延到内地所有工人密集的地区和所有行业）。该文章还把香港野猫罢工的历史做了比较，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罢工和骚乱的历史，1997年初码头工人举行的野猫罢工，最后被工联会颠覆（香港工会联合会－HKFTU）。九月份，工联会呼吁支持学生，呼吁举行一个全国性的节日罢工，结果只有极少数一些工人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学生抗议活动。
中国资产阶级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从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205名中央委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持下，召开了致力于建立“法律的严格规则制度”的全会（根据路透社14年9月30日报道） 。在习近平18个月的统治下，党内有成千上万的“腐败”官员被处决、监禁、解雇或降职，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进行了大清洗和大清算。这可能意味着一种强硬化的立场，即逐渐远离直到目前为止一直存在的维护稳定的政策。最近出现的对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所进行的镇压; 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加剧，受冤农民进京上访投诉者被殴打、监禁或驱逐押送回原地的现象。我们同时还看到今年初在裕元市内和周围地区的罢工工人直接被压制的事件，问题是那里的情况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中国的统治阶级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是及其严重的，即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在放缓、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已经达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在香港的抗议和在中国大陆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的巧遇，肯定变成了目前中国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镇压和“法律的严格规定制度”也就成了他们唯一可能作出的答案。“中国劳工通讯”是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这是一个所有追求民主和中国工人“进行和平与合法行动”的自由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支持并很可能参与促进了学生的“普选”抗议运动，他们的观点既可以对统治阶级是有用的，也可能会引来镇压。但无论如何，“中国劳工通讯”及其支持者对主张“民主和自由工会”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危险。
民主和民族主义淹没了“占领运动”
“黑黄对立......”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了目前学生抗议运动的弱点和被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要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学生抗议运动有着“几条可以前进的小径，但也有着许多被击败的大道”。它批判民主的道路是失败的，它的分析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吸取教训，认识到把运动真正扩展到工人阶级的必要性，才是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占领”运动的唯一出路。
我们可以说，有迹象表明，2011年至2012年间发生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其中有着与阶级斗争明显的联系和可能性，以及2012年至2013年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的深度占领运动，但运动过后，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完全同化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首先从中东和北非（突尼斯）开始的这个或多或少带有积极意义的革命运动，先后在希腊、埃及、土耳其、巴西、英国、美国、加拿大和西班牙出现的，但现在这个运动的国际性活力正在日益减弱。香港的占据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来反映这一观点，该运动原来少数公开批评民主的声音，已经在最新的抗议活动中被淹没。民主和它的孪生兄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填补了由这一运动所留下的空间，这运动原本是唯一的延伸到工人阶级的可能性，而工人阶级却赋予了它生命的最后一吻。这项浪潮结束的另一个迹象，就是“革命”这一单词是怎样与“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被链接在一起的。革命就是由无数有意识的工人大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浩浩荡荡的行动事件。所谓‘占领’这种说法的积极因素，其实从来没有达到过任何目的，充其量只能说它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相反，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东西。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基辅发生的乌克兰“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工人阶级被动员起来后，却淹没在战争的硝烟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仍继续着叙利亚“革命”，他们就是由美国支持的匪帮－自由叙利亚军。甚至在今天，在叙利亚所有免费的野蛮行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他们的玫瑰色的放大镜，看到了民主社会在叙利亚库尔德运动中 “‘阿拉伯之春’的最好的榜样”。这些帝国主义战争的附属品，把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族主义思想的“民主自治”看作是一场“革命”。
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在无形中使无产阶级走向了被帝国主义战争、民族主义和民主与“革命”同化的道路。但任何抗议运动或罢工，对于工人阶级的教训总是不变的，即使只有极少数人会从中吸取教训：集会和议会向所有人开放; 自由讨论（正好与香港民主运动领袖形成对比）; 扩展到其他工人和组织。占领运动可以被扑灭，但它却创建了一个积极的和国际性的时刻，只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以至于无法再往前走得更远。
Baboon，2014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