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香港居民席卷了香港的街道和广场，以抗议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 提出的《引渡法》修正案 [1]。这项修正案将有可能将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国内地。反对这项修正案的最大集会发生在6月16日，当时有近200万人聚集在街头抗议。
6月份的第一次抗议活动是由“民间人权阵线”（由五十多个资产阶级组织组成的联盟）组织的。该组织在获得游行和集会许可后，分别在6月9日和6月12日的集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大规模动员还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途径组织起来，主要是通过 “脸书”（Facebook）、“电报群” 和在线论坛 “lihkg”。
早在3月31日就举行了一场初步的抗议活动。4月28日举行了第二次示威游行，当时吸引了超过10万多名抗议者。此后，该抗议运动的势头逐渐增强，分别在2019年6月9日、12日和21日的三次不同抗议集会中达到了顶峰，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7月1日星期一，香港迎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22周年纪念日，每年一度的民主游行仍创下50万人次的纪录。[2]
香港的抗议活动不仅只是针对引渡法的修正案，而在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越来越多地试图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为了了解中国国家的这些企图，我们必须回到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某些方面。鉴于中国和其他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帝国主义紧张局势的加剧，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
中国内部矛盾的加剧
正如所有其他衰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国家机器也受到日益加剧的矛盾的困扰。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它 “采取最完整的形式，即资本主义遭受到最残酷的矛盾，而传统的资产阶级则处于其最弱的时刻。”（国际评论第34号）这种僵硬的政治制度与任何合法的民主反对制度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中国政权是决不能容忍这种严重危害自己的反对派势力的。上个月的香港抗议运动，使北京政府又一次面临民主的幽灵。
自1997年起，香港成了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中国政府保证香港在2047年之前保留自己的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权利，50年不变。
但是，一个半独立领土的存在，使任何反对北京的人都能找到一个避难所，这就像在中国国家的身体上生了的一个肿瘤。在此，“一国两制” 的政策显示出其局限性，与一党统治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双重” 制度是侵蚀稳定的牺牲品，但中国政府不能再冒第二个天安门的风险。
中国的离心倾向
在解体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陷入僵局，各方对自己利益的倾向急剧增加，离心力量撕裂了各大民族国家。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东欧集团的解体和前苏联的分裂。但中国也不能幸免于这种离心动力。近年来，西藏、新疆、香港、澳门等周边地区反对北京的控制与要求自治的呼声持续不断，甚至似乎愈演愈烈。
在20世纪初大清帝国灭亡后，中国被分裂成众多较小的政治和领土区域。几十年来，这个国家被各路相互竞争的军阀所割据和统治。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或多或少地重建了民族团结。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政党有一件事无法容忍的，那就是周边地区要求自治。
在习近平于2012年就职之前，所有在中国的56个民族都享有同等地位，都可以实践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但从那以后，“我们反对他们” 的二分法，对抗和指责替罪羊的定义，在中国日益增强。连台湾也未能幸免。2019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公开威胁台湾，如果台湾不屈服，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国将吞并台湾。
中国经济的恶化
中国在经济层面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目前官方的增长率为6.4％。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每年从农村到城市找工作的数千万人的内部流动人口来看，这个数字更多的是经济停滞，甚至恶化的迹象。
特朗普的贸易战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2019年2月，中国出口出现了三年来最大幅度的下滑。尽管政府采取了巨额的刺激措施，但出口仍比上一年下降了20.7%。2018年是股票交易市场悲剧性的一年，最大的输家可能就是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下跌24.9%，道琼斯中国指数下跌24.7%。
2013年，中国启动了自己的地缘战略项目：“新丝绸之路”，希望该项目能够应对危机最严重的影响。但是现在，中国甚至开始与近年来加入这个项目的盟友产生了问题。其中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等国）的债务水平已不再可持续。
该国所有地区的镇压都在加剧。
鉴于中国政府本质上是不能容忍民主的反对声音的，因此在面对任何不满情绪时, 都必须诉诸镇压。随着离心力的增强和社会动荡的威胁，这种对社会的压制只会增加。我们目睹的是，中国此刻是一种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其主要目的是营造一种恐惧气氛。[3]
北京越来越多地部署了大规模监控系统，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它大规模地收集生物识别信息，其中包括用于自动监控目的的DNA和语音样本；还建立了全国性的奖惩制度，称为“社会信用体系”；并开发和应用旨在防止持不同政见者声音的 “大数据” 警务计划。
中国政府在不同地区实施了大规模镇压，特别是在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口的新疆。自2016年以来，中国当局在该地区建造了大规模的拘留中心和监狱。除了这些拘留设施之外，新疆居民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特别的限制：如果他们想从一个城镇去另一个城镇旅行，他们必须申请通行许可证，并要经过好几个哨卡检查站。
连香港在这方面也不落后，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过去四年来，国家镇压导致了50次审判，其中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分子因各种指控而被逮捕和起诉，其中100多人被送进了监狱。
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自1997年以来，中国执政党逐渐对香港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常改变政策规定，以满足中国统治阶级对香港政治加强控制的需要。它所作的每一个决定以及每一个步骤都旨在更好地控制这个城市。
2003年，香港对斯大林主义政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实施，使得有可能将叛国罪、分裂活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窃取国家秘密罪定罪。第二次大规模抗议发生在2014年，即所谓的“雨伞革命”，反对中国政权单方面决定筛选香港领导候选人。[4]
2017年，中国帝国主义又进一步抬高了赌注。在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宣布，在2047年之前就保障香港在政治、司法、经济等问题上独立的《中英协定》已成为 “一份历史性文件，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今年2月提出的新法案（对现有引渡法案的修订草案）引起了香港市民的极大关注和忧虑，他们担心被遣送至中国内地的风险增加，因为在那里的法庭受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的严格控制。
要理解为什么抗议活动的规模如此巨大，我们必须知道，香港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当年逃离中国的第二代或第三代。1949年毛泽东党上台后，数百万中国人逃亡。每月有多达10万人逃往香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的人口从50万增加到惊人的220万。
因此，香港政府的提案，真正触动了数百万香港公民的神经，这使香港居民有可能被遣送到中国内地，在专制的法庭系统中受审。他们知道，在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统治下，人们当然不能指望有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一般还会面临错误定罪。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一样，中国以迫害政治对手的表演而闻名。[5]
信息的审查和黑屏
传统媒体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尤其是，自从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对网络自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封杀，整个互联网被淹没在宣传之中，并惩罚那些发布揭露体制败坏信息的记者。
由于担心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可能会引起跨境反响，并对中国内地引发连锁反应，北京当局命令中国审查机构清除社交媒体网站所有相关香港抗议的帖子和照片。媒体基本上保持沉默，因此，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在香港发生了什么。
民主权利的神秘化
无论他们的队伍有多么庞大，无论有多少工人参与其中，街头抗议活动并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表现。在香港，无产阶级不是作为一个自治阶级在进行斗争。恰恰相反：香港的工人完全被大批市民所淹没。
许多抗议者都是工薪阶层的年轻人。但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在争取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民主权利。即使我们要向参与者的勇气和决心致敬，香港的大规模抗议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极大的危险。他们完全位于资产阶级的阵营里，他们不能不强化对民主的幻想。而事实上，该运动只是取得了一时的胜利 － 修正案被暂停 － 这只会增加香港抗议者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之间的幻想。
就香港的抗议活动而言, 左翼政治组织只是通过鼓励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来强化这些倾向和幻想。
例如，加拿大的 “另类社会主义者” 的社会主义者宣传 “争取民主权利和反对当前威权制度的斗争，当然，这与打破资本家权力的必要性有关”。
“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WSWS）强调，“接触中国大陆人民是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一步”。
即使左派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与无产阶级 “破坏资本主义者权力” 的斗争联系起来（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争取民主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陷阱，只会使他们更加依赖于它的资本主义剥削者。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真正的对立不是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而是剥削统治阶级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后者参与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运动，无论其规模有多大，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议会的冲击和洗劫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左派提出的任何要求自决、民主工人领导的政府等口号。
7月1日星期一晚上，对立法会被冲击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强行进入后，数百名抗议者蜂拥进入议会大厦，撕毁立法领导人的肖像，并在议会大厅的墙壁上喷绘民主的口号。
我们不支持这种伪激进的行动。恰恰相反：在议会中砸碎任何一件物品都不足以粉碎对议会制度的幻想。通过洗劫、占领、焚烧地方和国家建筑物，但我们并没有打破对议会主义的幻想。以民主意识形态为动机的行动只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服务。
事实证明，这些事件立即被用来使整个抗议运动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播出大规模 “和平”抗议的画面，但它只是对 “香港分裂分子” 的 “严重非法行动为” 进行了报道，其中“盲目的傲慢和愤怒”占据了主导地位。
粉碎议会和民主的幻想，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来捍卫自己的阶级要求。打击假议会代表制的唯一办法是举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认真讨论斗争的方法和目标。
西方民主国家的虚伪
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支持港人的捍卫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古斯于6月10日星期一宣布，“美国与香港许多人一样担心......（......）拟议的修正案可能会破坏香港的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价值观”。7月1日星期一，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说：“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比中国少虚伪，并且在侵犯人权方面远非无辜，正如以下三个例子清楚地表明的那样。
（1） 在中国，西方公司依靠中国政府的压制，将中国工人置于极端被剥削的体制之下。
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必须前往千里之外寻找工作机会，他们经常在工作场所的基本住所睡觉，每年只回老家探亲一次，而工资还不到美国平均月工资的十分之一。雇主与政府勾结，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工人那里挤出最多的劳动力（引自：后期多纤维安排时代和中国的崛起，Au Loong-Yu）
另一个因素是通过所谓的 “户籍制度” 来约束和压制工人自由的政策。这种制度 “作为一种社会种族隔离制度，在制度上歧视移民工人，禁止他们享受城市的公共福利。在工厂和宿舍以外，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中生存。这是迫使他们接受饥饿工资、恶劣工作条件和强迫加班的有效方式。”（同上）
（2）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领土上，西方国家在最恶劣的处境下拘留难民。
英国的移民遣送中心机构对每年在那里关押的25.000名移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羞辱：没有重新安置，没有刑事判决，没有足够的医疗保健，往往没有时间限制地让他们失去自由和过度拥挤的牢房。许多被监禁的人说，条件远比实际监狱更糟糕，他们还时常受到工作人员的身体和口头的虐待，这还包括性暴力和种族主义暴力。
在美国，国土安全检查员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拘留中心发现了 “危险的过度拥挤” 和不卫生的关押条件，在那里收容的移民数量超过了该中心原来设计的关押人数好几百人。检查员说，牢房里“闻到了可能没有洗过澡的体臭、尿液、未经清洗的腹泻和/或脏衣服/尿布”（“塞进牢房并被迫从厕所里喝水 － 这就是美国对待移民的方式”，《卫报》，2019年7月3日）
（3）就像中国政府一样，西方“民主国家”也使用超智能技术来监视平民。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使用先进的网络黑客设备和软件，通过人们的日常设备 －从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到卧室的电视机 － 来收集平民的信息。“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文件（...）表明，间谍机构已经获得各种通讯工具如Android和苹果智能手机，三星智能电视和互联网汽车导航系统的使用权。（“中央情报局（CIA) 使用智能设备窥探公民，维基解密揭露”，玛丽莎.朗（Marissa Lang) 旧金山纪事报，2017年3月8日）
“美国执法部门至少使用100架飞机被用来监视公民。这些飞机配备了先进的、非常高分辨率的成像和视频技术，特别是Sing Ray，这是一种秘密的大容量蜂窝电话跟踪技术，以及可能的红外或其他夜视硬件。联邦调查局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全国的天空，以大规模监视公众和监控抗议者。”（引自“大规模监视和‘智能极权主义’”; 克里斯·斯潘诺斯(Chris Spannos)，ROAR杂志，2017年2月18日）
西方支持民主权利的陷阱
西方民主对人权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当然，对香港人也是如此，香港曾经是英国在世界上最成功最富裕的殖民地。但是，当中国成为英国的主要焦点和变得更有利可图的时候，英国就毅然放弃了香港，并让香港完全置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枷锁之下。
特朗普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都满足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众多可恶的独裁政权合作，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与此同时，他们亦希望利用香港人民捍卫民主权利和自治的抗议运动，作为他们在对抗中国政权的贸易战中有用的宣传工具。
香港的抗议者挥舞着美国和英国的国旗，表明在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地区反对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的斗争，只会导致他们接受并拥护民主专政。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正在煽动香港公民，为他们在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抗中，用来维护他们肮脏的帝国主义利益。
丹尼斯（D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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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目前，香港只有根据两项主要法律 －《逃犯条例》和《刑事事项司法互助条例》等主要法律，将犯罪涉嫌人按个案情况引渡到20个国家，其中不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2019年2月，香港政府提议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拟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台湾和澳门，以及中国大陆。
[2] 在此后的几周内，被动员的人数减少：7月7日星期日，有25万抗议者被动员走上街头，7月14日再次举行10万人的示威游行。但是，他们变得更加暴力，特别是在三合会黑帮对示威者进行干预，以及警方更多地使用了催泪瓦斯和肆意殴打抗议者之后。
[3] 在中国，任何被视为对中共构成威胁的人都可能 “失踪”。有些被关押在秘密监狱，有些则被匿名关押在拘留中心。家人、律师，甚至中国国家检察官都被拒绝探视。
[4] 参见文章: “香港的‘伞革命'：被民主意识形态所浸透”; ICC Online，2014年10月.
[5] 许多北京统治的批评者在被捕后，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含糊不清的承认自己犯罪，并批评自己，或诋毁他人。所有这一切的典型例子就应该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倡导民主而被判处11年监禁。他于2009年被捕，被判处11年监禁。
此文章发表于2019年8月4日，我们会尽快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