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用尽了一切招数和手腕，并组织了一系列的清除运动，从而取得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控制权。对于这标志着毛泽东崛起的，在延安的帮派斗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清除延安根据地的创始人，2.巩固毛派集团的基础，3.与王明帮派的第一次公开对抗，其结果是清楚了后者。
毛泽东主义者炫耀到，“红军”之所以在陕西地区能够得到壮大，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我们已经表述过这种扩张壮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民的灌输（各阶级的联盟，其中对农民减税 - 足够谦虚地被大财主所接受 – 作为交换，动员他们参加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其次，通过与地方军阀和国民党的联盟。1936年所发生的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延安清算老一辈党的领导人的。
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时，那里的帮派斗争已经是不可开交：刘志丹，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直是清除的受害者，受到拷打和监禁。他立刻受到新到部队的支持，并得到释放，作为交换，当然是服从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领导。
刘志丹的部队于1936年初奉命向东出击，攻打山西军阀（阎锡山）以及援助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此次出击以刘志丹的丧命而告失败。另一次向西的远征也以同样的命运而告终。正是由于这些事件，尤其是刘志丹的死亡，使毛泽东和张闻天完全控制了刘志丹的根据地。这不禁让人们想起毛泽东几年前在井冈山所采用的同样手法：他首先与该地区的领导者结盟，但后来他们所谓的“不幸牺牲”，使毛泽东独自一人掌握了领导权。
虽然东方和西方的两次出击，均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却于另一个军阀建立了一个联盟。在延安以南的西安地区，原来是由杨虎城将军控制的，他在满洲州长张学良东北抗日失败后，收留了他和他的军团。毛与杨虎城于1935年12月开始接触，并与他在几个月后签定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协议的基础上，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在“国际评论”第84期有过评论：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监禁，他们原想要上法庭审判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的罪行。但后来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这次事变只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对建立一个新的联盟进行了谈判。
当然，毛派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军阀”和的上海刽子手的联盟 － 毛泽东直接参与了这个联盟 － 一个聪明的手段，以充分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事实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军界确实出现了分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利益，或者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更进步或更反动，或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明智”。他们的分裂是基于防御各自的特殊利益，一些人看好一个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下的中国，因为日本人允许他们保持或得到一个地区的管理权，而另一些人，就像满洲的军阀，已流离失所，就必须在日本人的敌方那里寻求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显然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最终结果是签订了苏联对蒋介石军队的军事援助协定 － 此协定包括提供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和200辆卡车的车队 － 这就成了国民党军队直到1941年为止的主要军火供应来源。与此并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自己的神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并把“红军”的主力部队（第八军和第四军）编入蒋介石的军队，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中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委员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应该指出的是，参加谈判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之后在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中有“归国留学生”（博古和王明等人）和毛的帮派主将（周恩来），这就证实了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党和军队的控制权，他还不得不与斯大林的心腹保持好一定的关系，至少是在外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