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屠杀

工人占领上海...只是为了给“革命”的国民党军队打开上海的大门。蒋介石的军队刚在上海驻扎完毕，就与上海的投机资产阶级和黑手党达成协议，开始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阴谋计划。并公开与列强和北方军阀的代表进行接触。4月6日，张作霖（与蒋介石合谋）攻打了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并逮捕和杀害了多名共产党活动家。

4月12日，在上海爆发了由蒋介石一手准备的大规模血腥镇压。一直扮演着破坏罢工并带流氓无产阶级性质角色的秘密社团，被派往对付工人。一直自称是工人“盟友”的国民党军队，直接解除了无产阶级民兵的武装，并逮捕了他们。第二天，无产阶级试图作出反应，发起罢工，但示威者的队伍得到部队的拦截，造成许多人员伤亡。随即，在上海实行了戒严令，禁止了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几天内，5000名工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类似的袭击和暗杀持续了数月。

同时，在一次联合行动中，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另一起大屠杀，又杀害了数千名工人。

无产阶级革命就此淹死在上海和广州工人的血泊中，只有武汉的工人阶级仍然脆弱地抵抗着。同样，又一次在国民党内，尤其是国民党的左翼，摘下了他们“革命”的面具，并在7月参加了蒋介石镇压队伍的行列。就此，军队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村省份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破坏性的大屠杀。他们一共在全中国范围内杀害了几十万工人。

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试图掩饰自己阶级合作的邪恶和犯罪性政策，极力推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机关，尤其是曾径极力反对这项政策的（陈独秀）所应负的责任。不仅如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下令，要求已经被削弱和士气低落的中国共产党从事所谓类似“广州起义”的冒险政策。这种荒谬的企图搞政变的“计划”，虽然没有被广州的无产阶级所采纳，却导致了无产阶级得到更多的镇压。这在未来的40年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实质上的结束。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一个谴责不断上升的斯大林主义派别，这是一个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在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的起源”。 这一即困惑又迟到的反对第三国际退化的反对派潮流，虽然仍然谴责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 -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屈服，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 但从来没有能够摆脱第二届共产国际大会在民族问题论文的错误论点。这就使他们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历史讽刺因素的是，托洛茨基自上世纪30年代起，支持中国反帝斗争的新阵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走到了反革命的阵营（[1]）。无论以何种方式称呼，从此以后，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多年以后，毛泽东被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派代理人”，对此，有些国际共产主义者反对他的反革命政策）。

至于中国共产党，几乎被彻底摧毁，近2万5千党员被国民党杀害，还有其他党员被监禁或迫害。毫无疑问，还有一部分共产党的幸存者，以及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支队，逃到了农村避难。然而，这种​​地域性的转移，相对的有着一个更深的政治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党采用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它的社会基础 – 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保持其数量为代价，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的主题。

最后，让我们总结几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

* 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性的自封，就在1927年对无产阶级大屠杀期间也一样。自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直表明它能够与贵族阶级分享权力、与军阀可以结盟、向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屈服。他们的民主、“反帝”，甚至对“革命”的诉求，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反动利益的面具；一旦无产阶级对他们开始构成威胁时，他们的真面目就会暴露无疑。在资本主义的颓废时期，那些小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列强大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的反动，一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 1919年至1927年间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只能纯粹以一国之情来进行分析。这正处在20世纪初，正处在世界革命浪潮震撼整个资本主义的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其本身的力量发动了中国的工人运动，而在当时，国际无产阶级还被认为是相当脆弱的，还不能自发地占领大城市，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则显示了工人阶级能够打倒资产阶级的潜力，即使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清醒的意识和革命组织的领导。

无产阶级不能与任何一个派系的资产阶级结盟。相反，它可以引导城乡小资产阶级（就像上海起义和广东农民运动一样）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但是，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决不能以任何“阵线”的名义，与任何其它党派进行合并，而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

要赢得胜利，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在决定性时刻能够指路的政党，以及一个统一的工人委员会组织。它必须坚定原则，积累战斗经验，在下一次国际革命浪潮爆发之前，加入国际共产党组织。这个党必须能够始终抵御那些不惜牺牲革命前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机会主义。

作者：莱昂纳多/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1995年第二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