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26年初的几个月之间，发生了历史学家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两极分化”，即根据他们的理论，资产阶级将分裂为两个派系，一部分资产阶级仍然忠于民族主义，另一部分则改变方向与帝国主义联盟。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最彻底的“反帝”的资产阶级派系，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从未停止过。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来看，这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派系斗争，而他们是在准备着针对工人阶级的阴谋，即在国民党内清除异己因素（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忠于苏联的将军）。因此，国民党感到自己具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摘下了它“阶级阵营”的假面具，并露出了它的原型：资产阶级的政党。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骚扰。这就是蒋介石举行政变的前奏曲的继续，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开始，并使其成为国民党的强硬人物。3月20日，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宣布了广州戒严，关闭了当地工人组织的活动场所，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内所有担任高级职位的共产党人被清除出去。

 

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首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国民党的行径仍然是“盲目地”支持，不管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坚决反对，还是下令保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党员们隐瞒事实真相（[1]）。使得蒋介石更加放肆地要求苏联对他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提供军事援助。

 

就像许多其它的资产阶级运动一样，北伐在官方的历史上一直被错误地标榜为“革命的事件”，作为一种“革命”政权的拓展和统一中国的尝试。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意图根本就没有这么利他主义的。他的最大梦想（面对于其他军阀而言），就是从列强手里夺取上海港口和上海港富裕的海关的管理权。要做到这一点，他使尽其敲诈勒索的拿手好戏：遏制和出卖工人运动的能力。

 

从国民党一开始北伐，就马上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宣布了戒严令。因此，正当北方的工人为踊跃支持国民党军队做准备的同时，国民党却在南方正式禁止了工人罢工。9月份，一支国民党左派力量的部队占领了汉口，但蒋介石拒绝支持他们，却去了南昌扎营。 10月，命令共产党减慢在南方的农民运动，并下令军队干涉省港的罢工抵制运动。以上这些事实，就给那些大国列强（首先是英国）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即国民党的北伐没有任何反帝的意图，所以不久后，他们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秘密谈判。

1926年底，处在长江流域的工业地区形势动荡。10月份（刚刚加入国民党的）军阀夏超挺进上海，但他却在离上海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停滞不前，故意让由孙传芳指挥下的北方“敌”军首先进城，从而扼杀了一起即将发生的上海起义。在1927年1月，工人自发地占领了英国人在（在三联市武汉）汉口和九江的工厂。然而，国民党军队（就像所有的反动武装一样）却故意放慢了其进军速度，让地方军阀赢得时间来镇压工农运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发动了追缴共产党和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就这个背景下，引发了上海起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