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通常用以下观点来反驳这种分析，即全球资本的概念是一个纯抽象的概念，在实际中并不存在，这种概念不能被用于任何类型的生产盈利能力问题的争论中。根据这一论点，每个资本家或每个国家对“全球资本”都不怎么担心。因此，试图基于对立实体的总和来定义经济总量是荒谬的。
资本作为一种全球现象仅以分散的形式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在全球范围内不存在。一个城市中的盗贼始终生活在彼此竞争中，他们的生存环境规律无非就是强者胜的强盗森林法。但这绝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一种全面性存在的现象，而且它还有着自己的利益（就警察而言，也是他们存在的依据）。它不能为自己而存在，即以集体和统一的意识来维护自身利益，并针对这些利益采取行动，这一事实绝不能改变问题。全球资本始终是对立资本的总和。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仅在其自身层面上起作用的一般法律，以其自身的现象（世界大战，世界危机）强加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然而它没有对任何一部分资本拥有真正的控制。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资本的统治一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如今，每种商品都包含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劳动力和主要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全球资本的现实决定了它各个部分的现实，而不是相反。
大规模的军事生产是一种现象，由于其起源、发展和影响，它关系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试图在全球资本概念之外判断其性质，这简直就是对任何分析的放弃。
为了分析资本再生产的问题，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提出以下观点：
“为了审查我们调查对象的完整性，排除所有令人费解的次要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国家，并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是无处不在的，并拥有它自己的每一个经济分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81页，伦敦1970年）这与所谓的超 帝国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唯一可以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现象的客观领域的定义。
然而，某些人认为可以接受全球资本这一概念（一种既适合于世界一级层面又适合于国家资本一级层面的概念），却不接受对一个资本家或一部分全球资本同时获利的生产可能性，认为这对于全球资本整体而言并无利可图。对于这一异议，可以用美国的一句嘲讽来概括：“对通用汽车有好处的对美国也有好处”。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军事生产对一个资本家是有利可图的，那它对于全球资本也同样有利可图的。
就像第一个异议一样，在这里资本的矛盾现实又被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其所有矛盾的基础，而资本主义制度则反对生产过程中日益普遍的社会化的特征，反对生产过程中所依据的私有，零散的财产关系。在第一个示例中，只考虑资本的零碎部分方面，而资本的全球性质则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将资本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放到一边，让位于全球资本的和谐视野，而其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却没有矛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特定资本家实现其利润的条件显然与资本整体条件有关。但事情的发展方式可以使这种联系变得暂时减弱，以至于使对美国来说“不好”的东西，显示“对通用汽车有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产工人阶级所需消费品的资本家：每次为雇工普遍加薪对他来说，都是实现市场的补充条件，而这却对整个资本利润率构成了威胁。）
私人财产制度中不可避免的不和谐只会随着制度的衰落而加剧。因此，这一阶段导致国家干预的发展，其目的是通过强制集中来遏制日益加剧的瓦解趋势。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盈利标准与适用于全球资本的资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给出的结果不同，这并不奇怪。
因此，我们必须解释国家为什么，以及怎样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始终维持资本主义武器的销售者，而武器生产对国家资本来说是“非生产性”的（暂时不谈可能将生产成本转移到其他国家）。首先，必须以精确的方式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标准。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的回答可以用一个著名的公式来概括：“劳动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扩大资本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劳动。”[1]
这种公式的提法是特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我们研究时，它不同于“一般生产性劳动问题”所适用的情况：“劳动生产过程在其最简单的方面，是其所有历史形式所共有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2]
从这个普遍的观点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劳动从其最终成为一种产品，并且该产品符合任何人类需求的那一刻起就具有生产性。“因此，在劳动过程中，人类的活动借助劳动工具等手段对所处理的材料进行了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变更。该过程在产品的形成中消失了；产品变成了一种使用价值，自然的物质通过改变其形式来适应人类的需要，劳动已将自身与主体结合在一起：前者被物质化了，后者被转变了性质；在劳动者看来是运动的物质，现在在其产品中表现为固定的质量。就如铁匠锻造的产品一样。如果我们从劳动的结果（产品）的角度来考察整个过程，那么很明显，工具和劳动主体都属于生产手段，而劳动本身就是生产性的劳动。” [3]
马克思还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仅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确定什么是生产性劳动的方法，绝不直接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情况。” （马克思，同上）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性劳动过程采取了特定的形式，使我们不再满足于这种最初的，几乎是重言式公式的表述。其原因有二。当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待资本时，第一个原因就会出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劳动力是由资本购买的，它也就似乎成为资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劳动力只有通过将高于其从资本中获得的价值（工资）以外的价值恢复为资本时，才能确认其生产能力。
为了要让活的劳动力工作生产，而不是仅仅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对劳动力就不再满足于产生任何随机数量的任何随机价值：它必须创造出“超级价值”，即剩余价值。如果我们从资本的角度看待活的劳动力，第二个原因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资本的目标不是满足需求，而是产生利润和剩余价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因此具有使用价值，这并不能消除对生产性劳动的最初确定。但是这种确定是“不够充分”的。使用价值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生产的基础；它只是作为必须接受的东西，即交换价值的必要支持，但其具体内容对资本家来说并不重要。
因此，对于资本家个人来说，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不足以使其在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中具体化：劳动力必须为其扩大资本。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特定产物，仅是与生产性劳动进行交换的结果而产生的。构成其对资本的特定使用价值的要素，也不是其特定的有用性质，而是它具体有用的品质特性，其作为创造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要素。” [4]
“仅此劳动就是生产性的，其过程与资本或资本家消耗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相同。”[5]
简而言之，由于资本主义在“劳动力消费的生产过程”这一层面上引入的差异，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确定生产性劳动的方式也就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制度所适用的一般确定规律。
这种差异并不在于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提取：封建领主或古代的奴隶主也处置了农奴和奴隶的剩余劳动力。剩余价值与其他形式的剩余劳动力的区别在于，剩余价值被转化为新的资本，而不是像古代或封建主义时代那样以非生产性方式消费。只有当剩余价值的这种转变完成时，资本的扩张（资本的积累）才得以实现。因此，这种转变的可能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性劳动的定义至关重要。
“就资本积累而言，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因为仅与生产性劳动进行交换，是将剩余价值转换为资本的条件之一。”[6]
但是，正是在关于生产性劳动力问题这个层面上，产生了大部分的混淆。实际上，剩余价值转换的条件因涉及个人资本还是全球资本而异。
资本家仅在特殊情况下才消费其自己企业的产品。资本的每一部分只是其网络中的一个原子，其复杂性以与生产社会化相同的速度增长。每个资本家只有这个网络的最零碎的意识，实际上无法控制它。一旦生产出商品，它就会陷入商业循环，并从生产商品的资本家的领域消失。对于该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获得商品的货币对应物，这将使他能够反过来从生产循环中获得重建和扩大其资本所必需的商品。
由此得出结论，对于个体资本家，或者更笼统地说，全球资本的一小部分，“.....劳动是生产性的，与劳动的决定性内容、其特殊效用或实现劳动的特定使用价值完全无关”。[7]
无论产品的使用价值如何，从它成功实现其交换价值的那一刻起，它的剩余价值就可以转化为资本，而生产性劳动的确定与劳动力的内容无关。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资本是由所有资本家组成的，因此它本身消耗了其产品的基本部分。其产生的使用价值内容直接为其扩展和实现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
“为了积累，有必要将部分剩余产品转换为资本。但是，除了奇迹以外，我们不能将任何可以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和其他适合劳动者生计的物品（即生存手段）转化为资本。因此，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额外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手段，并超过取代原先所投资本所需的数量。总而言之，剩余价值可以转化为资本，完全是因为剩余产品的价值已经包含了构成新资本的实质要素。”[8]
从全球资本的角度来看，资本的一般积累过程－这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评判时可以考虑的唯一观点－生产性劳动是指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它在使用价值上得到了明确体现，这些使用价值本身可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被生产性地消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断言，用于生产武器（以及奢侈品等）商品的劳动构成了非生产性劳动。
“资本家自愿或非自愿地（通过国家等）为自己购买的服务，由于其使用价值，不成为资本因素，更不会成为为其私人消费而购买的商品。因此，这些并没有构成生产性 劳动，其代理人也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者。”[9]
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性劳动问题的大部分困惑有两个来源。第一，马克思主要从个体资本家的角度，或者从工人作为被资本剥削者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马克思坚持这个问题的单一方面：他针对J.B.Say和Bastiat发起的争论，后者将问题定位在这个领域，马克思在写作‘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将这个问题放在一般过程中的相对次要性地位。（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期，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0]
造成困惑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在于“剩余价值”一词的含义上。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 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年中只生产消费直接生产性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商品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因此，我们假设，例如，没有生产军备或奢侈品。在第一年结束时，资本家发现自己拥有大量产品，他们处置的产品被排斥在社会其他部分之外：这就是剩余价值的质，即国家全球资本真正的剩余价值。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在第一年结束时，他们决定不再像他们在此之前所做的那样，在新的生产性产品中投入所有提取的剩余价值。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同意创建奢侈品产业：为了捍卫自己免受其他国家的侵略，他们决定建立军工产业。显然，这两个新产业将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作用：雇佣劳动等。[11]
问题是：这些新产业部门的资本家将收取的利润的性质和来源是什么？这些行业的工人是否创造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在这些部门的利润与生产部门的实际剩余价值之间有何关系？
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些部门的所有产品都被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军工机构）购买了，答案就很清楚了。这些行业工人的工资以及相应资本家的利润都是由先前创造的剩余价值所支付的。这些非生产性行业所提供的每一小时劳动力将不会增加全球资本。另一方面，它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入本来可以用于自身扩张以维持这些分支机构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从全球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为国家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不会创造剩余价值。 相反，他们会消耗它。但是从某个行业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通过剩余劳动给予了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环境”的规律，以相对于所投资资本的比率来确定）部分实际剩余价值的处置权。
达索（Dassault）或香奈儿（Chanel）向其他资本家提供根据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生产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价值包括工人提供的无偿劳动，根据资本主义的法律，其同等价值当然还是属于达索和香奈儿。其他资本家以其价值购买这些商品，从而为其同行创造了剩余价值。
因此，非生产性部门的劳动力通过提供比购买时的直接资本更高的价值，肯定了其相对于购买它的直接资本的生产能力。劳动力为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但是从全球资本的角度来看，它又破坏了剩余价值。
被非生产性资本主义产业剥削的工人与生产性行业的工人一样，都是无产者。但是，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扩展全球资本的实际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然而，非生产性行业的工人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仅是直接资本家的利润之源。这是全球资本的一笔非生产性支出。
我们的出发点是回答这个问题：武器生产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吗？它可以预防新的危机吗？这些问题使我们提出了确定生产性劳动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又使我们现在能够明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
武器生产不是解决危机的办法。
军费开支也给每个国家的经济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军费开支是对资本和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浪费。[12]据估计，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平均每年把三分之一的盈余转变为军事产品。这意味着，如果可以将这笔支出转化为生产性产品，那么美国的经济（前提是必须找到必要的销售市场）将会再增长33％。
大炮的生产不仅意味着资本的损失，而且意味着大炮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力的损失，甚至意味着对这种劳动力的‘绝育’，因为这阻碍了资本自我扩展的持续进程。资本不仅要承担过去劳动力的损失，还要承担其生产过程瘫痪的负担。
显然，“军事刺激”绝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永恒扩张。作为一条出路，它只能是（例如在重建时期）一个辅助因素，而且无论如何，其影响（如重建的影响）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一个将其全部年度盈余转化为军备的国家，在年底就会发现其经济增长完全停止。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使这些军备有利可图，即通过战争（然后只有在国家取得胜利的前提下）才能恢复其经济扩张。[13] 转化为武器的盈余份额越大，这一出路刺激效应的持续时间就越短，其盈利能力问题就越早变得紧迫。这种解决办法拖延的时间越长，这种非生产性负担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负担就越大：通货膨胀、国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因为这些产品的成本还得包括军费开支），这反过来又由于市场的损失而加剧缺乏销售渠道的内部问题。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即要求它们自己支付军费开支的压力，是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解释的。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回答从一开始就隐含的问题：如果军事生产对资本的发展如此有害，那么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列强，都将其巨大的生产能力用于这类生产？
我们已经看到，对军火生产的需求作为一条出路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例如，它几乎牵涉到了所有工业部门，同时又给那些资本高度集中的行业带来了特殊的优势。
它作为经济刺激的作用已经使某些分析家得出结论，军工业的发展是资本家有意识地决定创造一条认为是出路的结果，该出路是为了满足因缺乏市场，经济不断受到窒息威胁的需求而开创的。事实就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商品。自然，它的主要关注点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其货币等值。但这不允许它忽略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和不符合任何社会需求的产品，仅只是一种商品而已。它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立足之地。购买军备武器的资本主义国家，像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是价值法则的囚徒：它只能购买符合真正需要的东西。可以找到的出路只存在于破产资本家的梦想中。军备工业的发展与帝国主义间对抗的加剧有关。在一个完全被竞争大国瓜分的世界里，所有竞争者所占份额太少，每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成为其经济生存是不可或缺、不可避免的工具。世界大战表明，一个国家必须为此领域的任何弱点付出代价。
非生产性成本
不仅军备生产是资本的一个非生产性工业。自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腐朽特征是一系列非生产性经济活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增长。所有这些开支都有相同的存在理由：缓解经济体制在各方面为试图确保自身再生产方面所遇到的日益严重的困难。军备生产只是这些生产活动之一，在此我们单独讨论它们，那是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刺激者”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类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支出当中，我们可以列举：
1.维持“社会和平”的支出。从警察到工会，从福利工作者到社会学教授，维持整个员工队伍的所有费用成本。还包括失业补偿金等费用。（例如，英国在超过五年的时间里“维持”了超过一百万的失业者！）
2.用于缓和每个国家内部或每个公司内经济困难的支出。国家总的经济管理部门的惊人膨胀：规划机构、监管机构等。还有必要加上补贴破产公司的所有成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严重的农业畸变：让土地休耕的补贴、农产品收成和盈余的销毁、稳定农产品市场的成本等等。还有私人公司的支出不断面临着销售问题，而竞争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营销费用、行政费用，尤其是广告（这些费用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成本通常较低，但任何节省下来的经费都因分配网络中的官僚不负责任造成的巨大浪费而抵消）。第三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这种非生产性支出的结果。
3. 由某些国家（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洲和日本）公司的绝望行动所造成的畸变
引起的支出，面临着弥补市场不足的需要。这种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为了有计划地进行淘汰而有意识地降低消费品（汽车、丝袜、家用电器等）的使用价值。并使用创造“时尚”和“过时”的广告手段强化了这种技术。在这些畸变之中，我们可 以以汽车为例：起初是一种真正的社会需求，现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灾难。汽车的生产性方面（即劳动力的运输工具）越来越多地被商品的非生产性方面作为有毒废物所取代。
4.特别是由于国际关系紧张所引起的支出，军事支出的程度使人们超出了想象空间。 美国和苏联军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加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民收入总额。而中东国家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用于军备。在过去十年中，世界资本在军备方面的支出已超过了本世纪前五十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
非生产性行业的不均衡发展：衰亡的特征
非生产性支出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例如，自资本主义开始以来，统治阶级的奢侈品就已经存在了。警察、军队和国家的行政费用也是如此。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些支出的规模与过去六十年来的这些相同类型的支出没有任何可比性。
在上升的资本主义中，这些“人为”的生产成本的非生产性内容被削弱了，因为生产关系在当时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当资本主义通过破坏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来接管地球时，即当资本主义将其技术应用到整个世界时，它的生产关系也是生产力。当时，维持生产关系所需的一般费用被这些关系的生产性质所抵消。因此，例如当帝国主义军队在世界一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关系制度时，世界资本主义也就得到了致富积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军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生产力。
这种情况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分裂的时刻，彻底改变了世界。战争只能带来战利品的重新划分，任何新的征服都变得不可能了。从那时起，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只能以牺牲另一大国为代价，在军事上赢得势力范围。因为世界资本战争只能代表内部破坏，是一种灾难性的浪费。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并成为束缚时，它们带来的所有“人为”的成本就变成了简单的浪费。必须指出，人为成本的这种膨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给资本主义施加了与其矛盾一样多的暴力。
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充满了试图倒转时钟的“紧缩计划”，旨在与政府成本失控的扩张和一般的非生产性开支作斗争。每当国际竞争以有争议的方式加剧时，这些费用的问题都会被更尖锐地提出[14]。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必然地以失败而告终。还记得尼克松（1972年8月15日）的紧缩计划和随后的反通货膨胀预算吗：尽管发表了所有这类的演讲，但军事开支（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还是再次得以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就像某些疾病所使用的某种药物（既是一种药物，同时也是一种毒药）一样。疾病越严重，你就越需要增加药的剂量；然而，你增加的剂量越多，疾病则变得越严重。通货膨胀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癌症，非生产性开支是其营养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面临的困难越多，就越需要开发人为的成本。这种恶性循环，这种腐烂了雇佣劳动制度核心的坏疽，只是真正疾病的症状之一：资本主义的衰亡。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切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大战或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
[1] 马克思，“经济材料”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387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部分第十六章，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1001页（我们引用此法语版本，是因为它比英语翻译版本更准确地呈现了所讨论的段落）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部分第7章，伦敦1970年版，第180-181页
[4] 马克思，“经济材料”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392页
[5] 同上，第388页
[6] 同上，第398页
[7] 同上，第393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部分第24章第一节，伦敦1970年版，第580-581页
[9] 马克思，“经济材料”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390页
我们只能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者”（如H.韦伯）所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无知，他们沉静于“枯燥乏味的理论”，在这种对生产力的定义中看到的只是“道德标准”。
[10]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只能与这种劳动在该制度的某种发展时期的有用内容有关。最初的资本主义制造商主要生产“非生产性”产品：武器、火药、豪华布料等。然而，这并没有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重大问题。原因是资本主义行业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主要由前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封建的）的形式所主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仍然可以为资本主义制造商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所必需的消费品所需的基本材料，而这些生产性产品以极低的资本技术构成起作用，即以活劳动力占主要地位。（最初的工场通常只是采用旧方式工作的工匠协会，但受到企业家雇佣劳动制的影响。）
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主义商品的使用价值含量对资本的发展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有整个社会生产（“资本的真正支配”）时，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才必须考虑到其具体效用。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会这样写道：“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国家传到了西欧，正如每个学童都知道的那样，火药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方式。然而，火药和火抢的引进并不是一种武力行为，而是工业向前迈出的一步，即经济的进步。工业仍然是工业，无论是适用于生产还是破坏”（恩格斯，反杜林，莫斯科1969年，第200页）
韦伯不幸地在上述小册子中提到了这一主题，他推断出，如今致力于“这些现代消费品”的武器制造工业构成了与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有生产力的工业。韦伯先生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达索工厂在生产的轰炸机或民用飞机过程中，其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劳动性质会发生任何变化。在十五世纪，所有资本主义企业都可以适应自身的生产方式，只生产武器，仍然经历一定程度的扩张。韦伯先生今天描绘的是同一件事，并得出结论，这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所有这些都在他论点的逻辑之内。
[11] 我们假设这个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因此无法像上文所述的例子（达索和秘鲁的例子）那样，将这些工业的无生产性影响转移给其他国家。
[12] 专门用于这种生产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不是生产性的，它们也不是生产力，或更确切地说，如果要从一般抽象的角度来定义这类劳动，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定义它们，它们只是被毁灭了的贫瘠的生产力。只有在这些部门开发出来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在生产后仍然存在，并且只有在将其应用于生产产品时，才能成为生产力。
[13] 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拆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的全部工厂，以便将其带回自己的领土，这很好地说明了军事生产的“盈利能力”。
[14] 像拉尔夫·纳德（他是谋杀汽车和产品崩溃的敌人）这样的人在美国的成功，这不仅源于“消费者”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