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共产主义的终结

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马克思称为“原始的共产主义”。尽管在气候、历史、或 其他因素上重要的地域差异，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共有制（主要是土地），以及在农业和狩猎中的集体劳动，然后在整个人口群体中平均分享劳动成果。私有财产原是人性中固有的这一观点，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18世纪后，把神话通俗化的产物；其目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吹捧成为一个最自然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这平等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兄弟般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是上帝渴望确保他的受造物之间的平等。这是由于脆弱的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缺乏可行的技术力量，从而需要一种社会凝聚力，迫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平等使用生产手段的社区中。这种确实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只是这种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总的来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模式一直主导着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了它们的存在，相反，它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引自马克思，贡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

同样，原始共产主义的消失，并不是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而是因为围绕于这种社会的物质条件消失的结果。如果人们对这些平等社会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被变成了剥削的社会，以及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出现，说成是生产技术进步的产物。我们暂时撇开谈论这一所谓的‘进步’，是15世纪末以来欧洲殖民主义屠杀文明的成就。

世界的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瓦解，要么让位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要么进入奴隶制。

奴隶制。当一个社会耗尽了其领土赖以生存的资源，或者其人口增长大于其赖以生存的手段，那它就不得不进行扩张或去新的领土进行统治。在地中海，这个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这种扩张只能以占领其它国土为代价了。

最初，由这类扩张所引起的结果，只能是无端屠杀或同类相食的战争形式。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掠夺被征服其它民族的土地。只要社会生产力水平只允许一个人生产出刚好满足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征服者则不希望看到在这个饥饿的社会里新增加进来的嘴巴。这只有当一个被征服的人民被迫无报酬地为征服者进行劳动，同时生产足够满足自己的生存，当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1]

因此，在战争和征服的背景下，为了利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被遗弃了。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这一晦涩难明的经济制度一般是指某些社会群体需要面对某些地区的自然现象（干旱、洪水、季风等）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很快被迫研究大自然的周期，并采取水利灌溉工程，以确保他们的生计。这些工程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需的技术知识，需要一些权威的专家层（精通研究和观察大自然的牧师，往往是这些人才的起源）来指挥协调。这些专家们担负着为社会服务的特定任务，作为新财富的创造者，并逐渐构成了社会群体的统治阶层。他们逐步以牺牲集体为代价侵吞社会剩余。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社会公仆转化为剥削者。

“亚细亚”的生产模式作为生产的基本单元，使得生产的群体关系保持不变。统治阶级只是得益于这些群体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但这原始共产主义的第一过渡期已经完成。对于新生产技术运用的需求，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并抛弃了旧的生产关系。

随着生产新技术的诞生，逐渐废除了这些社会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因此，就如土地的收成问题，怎样创建一种劳动者与大地之间更亲密联系的必要性问题，经常导致放弃传统的按习惯或家庭需要对土地进行再分配的机制。为了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土地耕植的连续性，或受到沉重的财政压力，导致了从公共财产向私有财产的过渡。随着后者不平等关系的慢慢发展，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一大部分人不得不在最富裕的土地上为一小部分富有者劳动。社会由此变得完全分层，逐渐形成了农奴制或封建制的社会形式。

但不管它们是否于奴役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后者转为农奴制），这种共产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进步的压力下，不再适应新的框架。

“等到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力将与现存的生产关系或与迄今为止为此劳动的财产关系发生碰撞”（马克思，同上）。

 

奴隶制的终结

在某些特定区域内作为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奴隶制允许了一个社会群体占有由其他社会群体实现的劳动成果。奴隶主作为统治阶级疯狂地享用着利润和特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然而，这种发展被严格限制在战争和征服，主要目的是为了增长奴隶的数量，或进行伟大的工程，以便更方便地掠夺其它被征服国家的资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发了他们的文明。

古罗马帝国的奴隶经济，是建立在掠夺和剥削被征服民族的基础上的，它在颓废后进入封建制。就是这被征服的民族保障了古罗马帝国生存的重要手段（食品、贡品和奴隶）。经常发生的是，所进口的货物是由不同的生产开发模式（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的。但宗主国本身还是靠奴隶制来生存的，后者首先被用于大规模的开发（橄榄园和畜牧业）和建筑巨大工程。

这些工程通常是由于军事的需要，用于在殖民地的开发 （道路、桥梁等）。 同时， 这一切也反映出为了确保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

因此，政治权力往往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提并论。而经济的繁荣却紧密依赖于大国的战争能力。

古罗马文明的最大发展期正是其胜利和征服的最伟大时期。当时古罗马帝国统治了地中海各国，并中饱私囊，使其达到了顶峰期。同样，古罗马帝国在公元二世纪的衰亡颓废，标志着这一扩张期的结束，并在第三世纪发生了罗马帝国皇帝的首次失败（于公元251年，古罗马皇帝德西乌斯被哥特人战败并被杀死；公元260年，缬草皇帝被波斯王俘虏并被羞辱。第三世纪中，在各殖民地首次同时爆发了反抗起义）。

凭着当时有限的技术手段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是相当困难的，这也部分解释了古罗马帝国扩张时代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古罗马帝国奴隶制的经济生产力和它的殖民地（那里的生产力往往在亚细亚模式下发展卓越）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这保证了在殖民地的反叛将最终获得成功。

奴隶关系的生产特点是劳动生产率低。在时代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需要改进耕作技术方法，如犁的利用，施肥技术的发展，以及创造一种劳动者与土壤之间更亲密的联系，为劳动者使用这些生产技术提供了动机。但是，这种进步要求废除奴隶制，因为不管他的生产力如何，奴隶总是受奴隶主的管制，而且只有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才迫使奴隶工作，所以，奴隶不会敬业的工作。

奴隶制只有在作为剥削被征服人民的一种手段时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旦这些征服手段被停止或减少，一旦战利品、贡品和奴隶的来源枯竭 （反过来导致奴隶的价值上升），奴隶制就会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利可图的制度，也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由此，就需要转向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大都市中出现了封建型的剥削，即大业主把大量土地割让给了自由的家庭，以换取他们的一部分产品。但是，越过了奴隶制就等于对统治阶级特权的一种打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迄今为止存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碰撞”，使古罗马帝国加速陷入颓废衰亡阶段。

生产的发展减缓或停止：“由于他们（富裕的古罗马人）‘采尽’了矿产，并破坏了土壤，使牧场或森林在半干旱地区消失。人力被无休止的剥削，使得劳工对工作产生了不满和冷漠的情绪。他们甚至禁止应用新的方法，并忽视原本在这些地区最需要的排涝灌溉工程，....战争、流行病和饥饿使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世纪意大利的死亡率可能更高”（引自：文明的辉煌和颓废（Grandeur and Decadence of Civilizations）第140页。作者：谢巴尔德 . B. 克劳福，出版商：Payot）

 

封建制度

在奴隶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后，封建制度使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关系中，在土壤耕作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改善（改进的犁和牲口装置，利用牲口的头部或颈部拖拉，而不再使用腹部，发展灌溉和施肥等）。此外，最重要的是，随着农业劳动的不断完善，伴随着手工业工匠工作的长足发展。后者的存在，作为农业经济的一个简单附属行业：提供劳动生产工具，并主要供应给统治阶级的某些消费奢侈物品（尤其是服装和武器）。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工匠们从贵族阶级对可利用资源的增长中获益。这一因素更明显地表现为贵族阶级不从事积累的资产阶级特殊性质，而是将所有利润用于个人奢华的生活消费。

但从十二世纪以后，封建主义制度开始达到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极限。

“我们对在十三世纪末缺乏可耕作土地拥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即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展低于各国人口增长率；除了某些地区外，但它可能不足以补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1200年后，在荷兰、萨克森、莱茵兰（莱茵河地区）、巴伐利亚和蒂罗尔（现奥地利）等地土地短缺的压力，是产生向东移民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四世纪末，从森林获取土地的限制，已经波及到了德国东北部和波希米亚地区”（引自莫里斯·多布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第59页）。

“圣路易斯的同时代人，在菲利普 · 德贝尔某些地区看到耕地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限。人 们为此作了最大胆的尝试，正因为需要填饱不断增长人口的肚子，正因为不知道任何其他增加产量的方式，就不得不总是扩大栽培的空间。永久的沼泽地和荒地似乎都消失了。森林也在不断萎缩。英国海岸的沼泽地和海湾被排干、清理，技术上被利用到了可能的极限......“（引自 J. Favrier 所著的 “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De Marco Polo à Christophe Colomb）第125页）

从那时起，社会只能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新发展来打破僵局。现在后者在家庭式手工业工匠生产的背景下或多或少达到了它的极限。只有从个体劳动过渡到若干名相关工人的合作劳动，直到更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使用更复杂的生产手段，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生产力得到必要的增长。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镇的复兴，这是出现更多集体劳动形式所需的基础。

但是，从根本上说，封建制度的框架否定了可以使这种经济形式真正发展的条件：

－封建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劳动者对他们的生产手段和对他们的主人终身依附的基础之上的，而制造业则要求劳动力的巨大流动性，从而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

－封建制度是一种地方权力、自给自足、封闭财产的封地制度，其商品在通过不同的封建庄园路途中，需支付无数的通行费用。相比之下，制造商则需要原材料和商品的流动性，以便他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并从一千个不同地方生产其产品，并确保自己的商品能得到自由分配；

－最后，制造业生产必须立足于利润的积累和集中，以便获得、替换和扩展允许基于劳动分工的生产机械。因此，它需要一种通过工作取得成功的精神和积累后者奖励的权利。然而，封建特权阶级却首先把这能力建立在发动战争和建立遗产的基础上。

封建领主在工作能力水平上等于或低于农奴。因此，封建社会对劳动和工作带有一种贬低形式的蔑视。

封建领主以他们有能力消耗他们的全部收入作为一种荣誉。封建经济忽视和谴责旨在生产增长的积累，这种态度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十四世纪的开始标志着中世纪经济扩张时期的结束。直到那时为止，所有领域都在不断进步......但是到了十四世纪初，这一切都结束了。虽然没有退步，但也没有进展。欧洲就像是在它的荣誉上吃老本：之前稳定的经济...即以前经济的推动力已经在外国贸易停止发展的事实下得到中断...在法兰德斯和布拉万特，曾一直能保持其繁荣的挂毯工业传统，到了大约十四世纪中叶，开始迅速走下坡路。在意大利，长期以来主宰着货币市场的大银行，大多落入一系列的反弹性破产...香槟酒市场的交易从该世纪的头几年也开始下降。这也正是人口停止增长的时期，这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已经达到了它发展最终点状态的最重要特症”。

(引自H. Pirenne 所著的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yen-Âge) 第158页，出版商：PUF).

正如奴隶制一样，封建主义的衰落意味着饥荒，因为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饥荒之后紧接着流行病，由于人口的营养不良，使流行病迅速蔓延。因此，从1315年到1317年，可怕的饥荒使整个欧洲衰落，之后的30年内被“黑色死亡”所笼罩，从1347年至1350年毁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在那个时候，一直处在主要经济发展领域之外的国家，如波兰，特别是波希米亚，开始了更全面的经济发展。但是他们迟到的觉醒并没有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因此，很显然，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更多的保守而不是生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的不满情绪同时证明了一种渴望和无能为力改善已经不再符合人民需求的状况。”（皮雷纳 Pirenne，同上，第158页）

封建主义制度的衰亡开始于十四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英国和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推翻了其最后的司法痕迹。但是从十四世纪初，新的生产关系开始主导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开展对旧的封建束缚的斗争，是走出十四世纪泥潭的主要受益者，并且允许了经济生活得到伟大的复兴。

 

[1]战争的发展是放弃平等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半永久性战争的条件要求出现一批专业化的战将，他们在社会集体中作为财富的供给者出现，从而开始在社会里建立等级关系，而社会里的其他人则保障他们的生活费用。但是，当生产力的增长允许奴隶制存在时，这一因素本身就变得很重要。

生产力的发展有两个方面：

1.工人数量的增长与一定的生产率水平的生产相结合;

2.在一定数量的工人中发展劳动生产率。

在一个充分扩展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可以看到两者的组合。而在一个危机的社会体系中，则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达到其极限的程度。

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体系扩展（它不具备扩大其行动领域的能力）的“外部局限”和“内部局限”（缺乏一种超出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能力）。就拿奴隶制和古罗马帝国的末期状况为例。外部局限是由物资供应的限制而构成的，从而使古罗马帝国无法进行再扩张。内部的限制就是，在不推翻社会制度本身和消除奴隶地位的前提下，无法提高奴隶的生产力。就封建主义来说，其外部局限是，土地开垦的结束，找不到新的可耕地，而内部限制则是它不能提高农奴或个体工匠的生产力，即如果不把他们改变成彻底的无产者，就不能改变他们与资本相关的劳动关系：就不能推翻封建经济秩序。

这两种类型的限制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生产力的限制，罗马不能无限地扩大其帝国；相反，越是扩展困难，就越需要发展生产力，从而更快地将其推向了极限。同样，封建主义制度也受到了封建技术的限制，而土地的稀缺，则在城镇和乡村的生产活动中，激励了更多聪明才智的诞生。这又将封建生产力推向资本主义的边界。

归根到底，由于旧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导致一种社会体系陷入困境。也正是这种生产力，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真正衡量标准；它是人类劳动和生产资料，活着和死亡劳工的某种组合的定量表达公式[1]。

对于生产力的每个发展阶段，即在生产力的每个总体水平，都对应于某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接近其相应社会体系中最后可能的局限，如果该社会制度不被推翻，这个社会就将进入经济衰落的阶段。然后还有一个雪球效应：危机的首要后果就是将自身转变为加速危机的因素。例如，在古罗马帝国末期，以及在衰落中的封建主义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盈利的下降，使得后者加紧对劳动力的剥削，直到他们精疲力竭的地步。而这两种情况的结果只能导致工人的越来越冷漠和不满，这只会加速盈利的下降。

同样，由于不可能将新的劳动力纳入生产，就迫使社会去救助和支持那个非工作状态的阶层，于是构成了社会另一部分收入的流失。

类似的现象就如古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末期的货币贬值：“古罗马帝国（在第二帝国结束时）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平衡其政府支出，但是当证明收益不足时，则必须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这一权宜之计在第三世纪的过程中不时地重复，某些货币被贬值至其面值的2％。帝国的统一货币由此被捣毁；每个城镇和每个省份都发行各自的货币”（作者：谢泼德 B 克拉， 同上，141页）。

而在中世纪末：“当时在这个世界上，货币变得明显不足，士兵的工资（被用于防止抢劫或进行战争。ICC注），增加了对黄金的需求；从而高估了在流通中现金的价值。统治者利用他们的权力，使硬币减少重量，使一枚价值两个苏的硬币的含纯银量减少，掺合大量的铅充数，而且变成了三个苏的价值。这就是通货膨胀！”（作者：J Favier 同上，第127页）。

与这些经济危机平行的后果，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从而阻碍了已经衰弱的经济生活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与现有的社会结构的绝对矛盾和冲突，使生产力的任何新发展都变得不可能。从而超越这个旧的社会制度的需要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个社会在其所有的生产力得到全部发展之前就永不会衰亡”（马克思，同上）。

事实上应该指出的是，没有任何社会体制已经开发了“所有的”生产力，而只是在理论意义上，也只能停留在理论含义上。

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后果和第一次巨大经济困难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灾难是如何阻碍对这个社会体制真正达到其绝对极限的束缚。我们必须铭记，一个经济体制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生产关系的综合体，它必须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提供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最新的生产工具发明之前，如果生产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对其的需求，那么这个社会体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历史意义，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倾向于推向它的极限。

另一方面，在生产力的压力下，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旧的体制中开始发展。这只适用于过去的社会体制中推翻他们的阶级，而从来不会是被剥削阶级。就如封建主义制度诞生于罗马帝国。罗马的第一个封建种植园常常由市政参议院的老议员领导，由州政府任命他们负责收税。

同样，在封建制度结束时，贵族变成了商人，在城镇，他们通常与地方领主展开斗争，发展了首批制造业工厂，这就预示着资本主义的诞生。

这些首批的“未来体制的中心”（伟大的罗马种植园，城镇的资产阶级）大多是由于旧体制的瓦解而诞生的。他们吸引了各种试图逃离这些体制的因素。但是，从颓废的结果来看，这些中心迅速地转变成了加速自身衰亡的因素。

物质条件的成熟使得过渡到一种新型的社会体系成为可能，其生长的土壤已经存在于旧的社会基础中，它们的压力足以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物质条件的存在在旧的社会体制中被发现之前，新的生产关系从来没有被付诸实施”（马克思，同上）。

生产在旧的社会体制中接近其最终局限是不够的。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的超越后者的手段也是很有必要的。当这两个条件历史性地被实现时，社会就会采纳这一新的生产关系。但是，旧的社会体制（旧的特权阶级、习俗和风俗习惯的惯性、意识形态、宗教等）的抵抗，以及在实现这两个条件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意味着这种变革不会发生在渐进的、线性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倒退、灾难和质的飞跃。

一个社会制度的衰亡阶段就是在这一时期中没有进行这样一个历史性跨越；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表达；就像一个身患疾病的人穿着一件变得太紧的衣服。

 

[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关系将由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表示：c¼v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

当经济发生颤动时，依赖它的整个上层建筑就将进入危机和分解。 这种分解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体制衰亡的特征要素。

先从社会制度的后果开始，它们最经常成为衰退过程中的加速因素。 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看到后一种现象时，推断出上层建筑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时期结束的主要原因。

在对上层建筑因素的探讨中，我们将看到在奴隶制和封建主义制度的颓废衰亡中共有的以下四种现象。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都不是历史巧合，而是一种社会制度颓废衰亡的明显症状。

这些现象是：

1）统治旧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分化；

2）统治阶级各派系之间的战争；

3）阶级斗争的加剧和发展；

4）国家机器的加强。

 

1）统治旧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分化

在由阶级划分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形式的丰富和发展范围取决于统治阶级说服整个社会接受其统治规则的真实能力。一个社会只会接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即此意识形态所基于的经济制度符合该社会的需要。一个经济体系越是能确保繁荣和安全，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就越是会认同其意识形态。在扩张的条件下，经济关系中固有的不公正现象只不过是“必要的罪恶”。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体系中受益，使民主思想得以发展，尤其是在最大程度上受益于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共和国制度象征着古罗马帝国经济最繁荣鼎盛的时期；在封建主义的扩张中，国王只不过是在平等人中第一个被选中的宗主）。

就法律本身来说，其发展相对较少，因为该社会制度充分符合社会的客观需要，大多数问题在顺其自然中得到了解决。

科学倾向于发展，哲学朝着人类固有的信心和乐观而发展，倾向于理性主义。正因为属于任何剥削社会的丑陋一面相对来说被繁荣的状态所掩盖，意识形态就不再需要用掩盖去隐藏现实，来为不合理的现实开脱。就艺术本身来说，往往反映了这种乐观主义，通常在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例如，所谓古罗马艺术的“黄金时代”，正是古罗马帝国增长的最辉煌时期；同样，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繁荣时期，封建主义制度也经历了巨大的艺术和思想革新。

但是，当生产关系变成对社会生活的束缚，并与现有社会秩序相应的一切意识形态失去根源时，则会变得内容空虚，并与现实相矛盾。当古罗马帝国衰亡时，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采取了越来越超自然和独裁的形式。 同样，封建制度的衰亡伴随着强化君主制的神圣起源和贵族特权的观念，这些特权受到了由资产阶级提出的商业关系的严重打击。

哲学和宗教表达的悲观情绪与日俱增；对人类的信心让位于宿命论和矇昧主义（例如，在低罗马帝国的斯多葛主义学派，以及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发展：前者谈论人类可以通过痛苦而升华，后者否认人类可以掌握理解世界问题的能力）。

中世纪末期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停滞期见证了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的兴起。就如‘死亡艺术论’的知识形式，尤其是‘耶稣基督的模仿’。由不受控制的乞讨的神职人员所表达的情感形式与通俗虔诚的加剧：这些流浪的‘苦行僧’在乡村的广场上用鞭子抽打撕裂自己的身体，以刺激人们的感官，并以此来召唤基督徒悔改。这些表演常常给人一种可疑的味道，就如象征着救赎主的血的喷泉。很快，此运动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至于教会的高层机构必须对闹事者进行干预，以防止他们的讲道会不断增加流浪者的数量...令人毛骨悚然的艺术发展...被最有思想的人们倍受青睐的神圣著作就是启示录”（Favier，同上。第152页）。

所有这一切，反映了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关于他们的想法之间关系的差距在日益扩大。

在这些时期，真正可以发展的唯一意识形态是法律，另一方面则是宣扬新的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以阶级划分的社会中，法律只能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达途径。它是允许剥削制度正常运作的全部规则。在新的“游戏规则”被制定时，法律在一个社会制度的开始阶段经历一个增长期；然而，在这个社会制度的末期，当现实使得这一社会制度越来越不受欢迎和不适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成为保持旧制度继续下去的最重要的守则。然后，法律则必须加强已经过时的社会制度继续生存所必需的压迫性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法律在古罗马帝国衰亡和封建主义制度衰落期间发展的原因（戴克里先，古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也是制定最多的法令和法规的人。同样，从13世纪起，第一批得以收藏的习惯法律开始出现）。

与这种现象并行出现的是倡导新型社会关系的思想；它们采取批判、反叛，最后以革命的形式出现。这也是新型社会出现的理由。这种现象从15世纪起在西欧尤为明显。新教（即基督教），特别是加尔文传讲的与天主教完全相反的一种宗教，他们允许利息借贷（这对资本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提倡通过工作，教导精神升华，并荣耀成功的人士（因此，反对贵族“神圣”特权的起源，并为在新的形势下成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商人进行辩护）；这就对天主教会（主要的封建土地所有者）超自然性质提出了质疑，并提倡人们可以不通过任何中间人解释圣经。这个新宗教是宣扬和加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兴起的重要因素。

同样，在17和18世纪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发展，其最终表现了社会进入冲突的革命因素。

分解旧的执政理念，发展新型社会的意识形态，以蒙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以乐观主义反对悲观主义，以强制性法律反对建设性法律。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发现“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简言之，人类在意识形态上意识到了这场冲突，并要战胜它”。

 

2）统治阶级各派之间的战争

剥削制度的繁荣使剥削者之间能够保持相对的和谐，因此，在他们之间也可以有着“民主”的关系。然而，当该社会制度不再可行时，或当他们的利润减少时，这种和谐则则让位于剥削得益者之间的战争。因此，与以古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末期为特征的宗教并行，在统治阶级各派系之间发生的战争也与日激增。

在古罗马，从第二世纪起，发生了一系列由骑士、官僚和军队首领发起的参议员和贵族之间的战争：“在短短的235年和285年之间，在26位互相继承王位的古罗马帝国皇帝中，只有两位是死于自然死亡，而在某一时刻，竟然有多达30位皇帝争抢同一个皇位”（SB Clough，同上，第142页）。

在中世纪末，由于贵族之间的战争泛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欧洲西方的国王们不得不被迫地提出禁止战争，路易九世甚至下令禁止携带武器。百年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统治阶级不能逃避其社会制度的矛盾，并且看到他们的利润不可逆转地下降时，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每个派别争夺他们竞争对手的财富；或至少控制允许产生这种财富的生产条件（例如，封建时代的封地）。

 

3）阶级斗争的加剧和发展

在一个社会制度的衰亡中，有三种现象使得阶级斗争加剧，是这种社会制度衰亡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贫穷的发展：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末期经常是以饥荒、流行病和贫穷为普遍特征的。我们已经看到，在特权阶级中会有什么后果，但显然是受压迫的阶级最严重地遭受这些灾祸；这也促使他们发起越来越频繁的骚乱和暴动；

加强剥削：我们还提到，在一个颓废衰亡的社会制度中，由于技术手段发展的限制，使得生产力的增长越来越慢，因此，统治阶级就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来减轻这种损失。后者一直被剥削到精疲力竭的地步。对那些没有足够工作机会的人来说，惩罚就更加严重 ...

在他们已经承受已久的苦难上，再加上贫困，这只能加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斗争普遍化的趋势。工薪阶层的反应是如此猛烈，最终使提高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受到严重损害，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末期，有一个通过措施取代惩罚的倾向，即给予劳动者在他们的工作中以“利益”（奴隶和农奴的解放）[1]

－阶级斗争为一个新型社会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在被剥削者反抗的同时，一个新阶级的斗争在展开（就如古罗马帝国末期的大封建地主，封建制度末期的资产阶级），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剥削制度的基础，这也就削弱了旧制度的基础。因此，这就导致了这些阶级与旧的特权阶级进行永久的战斗。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劳动阶级的反抗总是提供这些新阶级本身缺乏代替旧结构的努力的力量，现在变成完全反动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携带新型社会种子的阶级，同时又是被剥削阶级）。

所有这些因素都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的衰亡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决定性的更新。 因此，在低罗马帝国时期：“由于生产产量不足，税收不断增加，货币贬值和大地主日益独立所造成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并导致维持人们之间关系的原则的消失。在高卢，西西里岛，意大利，北非和小亚细亚发生了变为穷人的地主、被抢光的商人、来自城镇的劳工、殖民者、奴隶、暴徒和军队逃兵的抢劫。在235年，这一抢劫浪潮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北部。238年，在北非发生了内战。在268年，高卢的殖民者袭击了许多城镇，于269年，在西西里岛爆发了奴隶起义”（克劳夫，同上，第142页）。

“在5世纪影响拉丁西部社会运动的广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它们震撼了所有地区，特别是布列塔尼，西高卢，西班牙北部和非洲...”（吕西安·缪塞，“入侵”，第226页）。

在中世纪末期也是如此：

“从13世纪末开始，劳工的骚乱震撼了佛兰芒城镇。在百年战争和意大利分裂的年代，由于城市的苦难生活，导致流浪者的队伍遍及农村。他们常常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种人，没有土地的人也就成了没有工作的人：从法国平原来的“雅克”、来自朗格多克的“土乡”、英格兰中部平原的“罗拉”、巴黎的“马洛丹”、布格涅的“哥齐亚”。大胆的论坛利用他们的痛苦，并把这些反抗服务于一个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政治野心。艾蒂安·马塞尔想要强加给多甫一个资产阶级派系的监管权......范·阿特维尔德利用了佛兰芒劳工的苦难，柯拉.迪.里恩佐的“人民论坛”也同样被罗马贵族过度蹂躏。在佛罗伦萨，琼毕的反抗，饥饿反抗，最终服务于美第奇家族的利益...因此，这种停滞、分裂、战争和社会秩序的结果导致抢劫、骚乱和屠杀...”（法维尔，同上，第137页。也参见 比莱纳，同上，第160页）。

1649年英国的克伦威尔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封建社会衰亡和资本主义诞生所引发的斗争的壮观结局。

经济制度的历史只能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历史。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保护和超越，是一个群体根据其在一个社会制度内的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行为。维持某一社会制度本身的能力，首先取决于相对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阶级的力量；一个新型社会的力量同样与其中最为获利的阶级的力量有关。

因此，在社会阶层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使社会陷入矛盾的客观力量的具体化。在一定的时刻，阶级冲突只会是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与现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

 

4）国家机器的加强

如果说法律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那么，国家机器就是它的武装力量负责确保法律得以遵守。它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所需的秩序保障。面对一个社会制度衰亡阶段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国家机器只能得到加强。“功能的发展导致了器官的发展”。

－反对社会混乱：作为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国家机器本质上只是一个阶级的仆人。然而，在这个“仆人”周围，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所有利益最清晰的结晶：它的任务是维持一个整体和总体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对于社会制度的功能和必要性比对构成特权阶级的个人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它与整个社会分离，因为它是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压迫机构，与剥削者的派别或个人利益的多样性相反，从组织性质来讲，它是一个单一和统一的机构。此外，国家官僚机构的特权与整个社会制度系统的正常运作密切相关。因此，国家机器不仅是能够实现充分全球化经济观点的力量，它也是唯一一个对其良好运作，并获得重大利益的保障。

因此，在衰亡的年代，国家机器就会被加强，因为它必须处理被压迫阶级越来越多的反抗，而且也因为它是唯一能够确保统治阶级在被推向分解或自我撕裂时的一致性的力量。

古罗马皇帝的权力发展，尤其是从二世纪开始，以及封建君主制的发展，在他们各自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他们在统治阶级各派之间的斗争中都有一个真正的理由，就是力图捍卫各自的统治者的地位和秩序。古罗马皇帝塞普蒂默斯.西弗勒斯（193年－211年）最后没收了“参议员和城市商人的财产，以便获得必要的资金支付士兵，来保证他的安全和权力”（克劳夫）；卡佩齐昂君主制的发展牺牲了大封建领主。

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也构成了加强国家机器的一个强大因素。只有国家当局才能进行战争所需力量的召集；国家总是从这样的民心测试后变得更强。这一因素在加强封建君主制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法国。

－反对经济混乱：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罗马帝国和封建主义衰亡期间，国家干预主义有着很强的发展：

“就生产而言，他（狄奥狄西安皇帝，284年－305年）想象可以被一种“指导经济”来刺激；他规范了“学院”的活动，控制了大庄园的开发，并实行了对价格的控制。 最后，修订税率，调整货币生产，以试图稳定货币”（克劳夫，第143页）。

至于封建皇室，它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干预性管理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官僚机构的发展使得封建法院不再流动，而在城市定居下来：巴黎，威斯敏斯特，潘普洛纳，莫斯科。国王使用他自己的公职人员（法国的大法官和司法总管），使经济任务在整个领域里发展得越来越快。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成为那些参与者的灾难时，只有武装部队才能保持他们继续生存。正因为武装力量以及法律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最终结晶，国家就要靠它来掌握经济命脉。

每一个颓废衰亡的社会都会出现同一种现象：即由于需要维持一个不再可行的经济所带来的附带成本所导致的财政税收负担的巨大增长。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可以向从已经在挨饿的、处于叛乱边缘的人民敲诈勒索这些资金。无论是后期的古罗马皇帝，还是封建国王都发现，这项措施是加强他们的权力的主要手段之一。经济不再符合社会现实的需求；经济主动性在与社会其他方面寻求繁荣与和谐方面失去了自然的指南。国家权力和国家干预，就成为试图防止经济瘫痪，最终全面崩溃的唯一手段。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末期，都出现了社会官僚化和对个人进行系统性控制的发展倾向。

这种趋势在低罗马帝国时期达到了特别可怕的程度：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并试图逃离它。农民逃离了农村，工匠放弃了自己的工艺，市政议员逃离了市政参议院。国家政权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补救办法：它所能做的只是试图把每个人都绑在他们自己的状况一起，并关上他们可以逃脱的门。口号是“每个人都必须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然的话，罗马文化就将灭亡。这是一种围困的状态，对生命永恒的围困。社会条件、社会职业由此成为世袭。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种姓制度；这不是原始或自发的，而是新的、政治的，从上面强加下来的”（引自F. Lot 所著的“古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第109页）。

一些劳工被用红色热铁烫上标记，以阻止他们放弃工作。追捕的权利成为普遍化。

国家干预主义的必要性也同样出现在封建制度的末期。但是封建皇族和低罗马帝国之间在经济行为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如奴隶制分解让位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即一种特别零碎分散的经济体系。一方面集中并加强国家的尝试，另一方面发展封建主义，是两个同时发生但相互矛盾的现象。 相反，封建主义将被资本主义所取代，也就是说，经济生活需要一个更加集权和一体化的体系。封建国家的集权化和干涉主义，是用来支撑即将分裂崩溃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从而客观地构成了发展资本主义基础的手段。几个基本因素迫使君主制采取了这种双重的历史作用：

1）君主制经常不得不呼吁城镇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加强其力量；

2）主导的剥削阶级和贵族的利益，可以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称；

3）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15世纪末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它能够在贵族权力层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英国，由爱德华二世和爱德华三世采取的经济措施，亨利七世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在法国由路易十一实现的经济发展，法国和英国国王从14世纪以后推出的有利于大部分的行业发展的保护主义行动，以及两个君主国都接受资产阶级议会，都证明了封建君主制在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是，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封建君主制是荒谬的。君主制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其实它是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就如事实为证：国王和资产阶级议会之间不断的争斗；捍卫君主的高贵特权（在法国只有普通老百姓缴税）；保护行会利益；在法国与新教徒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宗教”；最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革命来保障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尽管封建君主制发挥了这种双重作用，但国家不可动摇的强化主旨在维持封建制度方面，是一个社会衰亡的典型特征。

如果把一个衰亡的社会形象比喻成一个穿着已经变得太紧服装的身体，而国家机器的发展则仅仅是加固服装的尝试，以便不让来自身体不断增长的压力把衣服撕成碎片。

意识形态的分解、战争和革命的发展、国家机器的加强，其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些都是一个颓废衰亡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经济体系不再是一种历史性的需要，反而是使社会陷入日益野蛮的羁绊。

 

[1]这种现象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意义：当一个经济体系结束时，它经常被迫放弃其某些司法方面，以便保持其最基本的东西：真正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