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大学的学术界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来教授的。毛泽东的哲学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毫无关系 - 尽管他自己声称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且它们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的哲学，实际上只是从当时肮脏的斯大林著作里得到的启发，只不过是一种用来证明它是政治扭曲的创造者的方式。例如他那令人尴尬的解决矛盾问题的言论：“在一件复杂的事务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其中之一必然是最主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事务的生存和发展。 （...）就如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框架。当帝国主义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这个国家的各种阶级（除少数汉奸以外）可以暂时团结起来，进行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和这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当前的主要矛盾，而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当前中日战争的局面”。
换句话说，毛派关于“矛盾转移”的“理论”，就是直接要求无产阶级为了国家的利益，要能够和必须放弃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立的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团结起来，参加到帝国主义的屠杀中去，被剥削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尊重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把毛泽东主义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里传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或革命组织毫无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一种趋势，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糙的篡改，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埋葬所有的革命原则，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最愚蠢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理论”，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在资产阶级的衰退期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所产生的悲惨形式。
莱昂纳多.
陈独秀（1879-1942）先于1915年创办了创新和西派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期间变得更激进。随后，在1920年，他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最后，他于1921年7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被选委中央局第一书记。他同意共产国际有关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并从内部进行控制的可能性的策略。但他与毛泽东不同，他不相信农民具有革命的潜力。1929年，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开初党籍（此次会议他没有参加），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其他活动家，他们与他一起签署了请求在党内为重新检讨党的政治立场进行一场一般性的讨论。就在这一时期，他遇上了从莫斯科返回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刚刚创办了一份报刊“我们的话”。有了这座靠山的支持，他谴责中共的冒险主义屈从于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他于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释放。他宣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就像斯大林化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也加入了保卫国家和资产阶级的阵营。很显然，在远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于1937年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组织是在1928年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对1927年的失败进行讨论和托洛茨基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出版问题。这是一批中共党内卓越的活动家，他们发表了“驱动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又不把自己称为托派。左翼反对派共分为四派：陈独秀的“无产阶级协会”和彭述之的“无产者”；上海组的“我们的话”；10月社，刘建清（译音）派；以及其他活动家。 （见托洛茨基在中国，探路者，纽约，1976年，介绍彭述之）。
1931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所有的左翼反对派得到统一。但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大多数成员同意支持抵抗，从而走到了敌对的资产阶级阵营。只有郑少林，王凡西和一小部分激进分子仍然忠于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并自称为“革命的失败主义”。他们出版了‘国际主义者’，并认为，这些冲突就是一触即发的第二个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郑少林继续“国际主义”的出版，并抵制于1941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会议。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决的，而王凡西则有所不同，他同意参加该次会议：他主张当祖国受到侵略时，赞同“卫国”的战争，但如果英帝国主义也加入到对日战争的话，他拒绝参加这种帝国主义的战争。最后，他的这个少数派意见，在会议期间被托派彭述之否决。
我们向这一小部分国际主义者致敬，他们能够坚持高举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就像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在欧洲所做的一样，而这些孤立的革命分子越过了工人运动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国托派主义者在他们的地下刊物“斗争”中，把他们的振臂抗日称之为“革命的胜利主义”。这种可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振臂，是多么的可悲！
作者：莱昂纳多/ 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94期，发表于1998年第3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