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在这篇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我们回顾总结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历史经验。1927年3月21日在上海发生的无产阶级起义,既是1919年辛亥革命以来 工人阶级的伟大运动又一次高潮,又是1917年以来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一次爆发。然而,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联军(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再加上一直在腐败过程中的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撮合下,成功地彻头彻尾地摧毁了这一运动。

随后发生的事件与无产阶级革命也毫无关系。官方历史所说的“中国人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不同资产阶级派系之间对争抢国家控制权斗争的延续,其中每个派系的背后代表着某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附加“热区”,这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肃清无产阶级的政党

根据官方的历史记载,1928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生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因为在那年创建了“红军”,并开始了以动员农民为基础的“新战略”,以此形成了的“人民革命”的“支柱”。这确实是中共决定性的一年,但真正的历史意义却绝对不限于此。1928年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工具被肃清了。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是对于正确理解中国从此之后演进的基础。

一方面,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失败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近2万5千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还有数以万计的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或迫害。这些革命活动家曾是过去几年聚集在几个大城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但由于单一的工人委员会形式的组织错误。从此,人们不仅再也看不到工人踊跃加入这个党的浪潮,甚至其社会构成和政治原则也将彻底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们稍后所要谈到的。

因为,肃清共产党不仅是对共产党人“物理性”的清除,而更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疯狂镇压,恰逢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抗拒的上升的时代。这些因素同时发生的巧合,大大诱发和助长了多年来一直埋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种子,随后造成了毁灭性的退化过程。

在1927年8月至12月之间,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冒险、混乱,甚至绝望的行动,其中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秋收起义”(几千农民在共产党有影响的一些地区举行了起义),一支国民党军队在南昌叛变起义,即“南昌起义”(包括一些共产党人的内应),最后,于12月11日至14日,所谓的广州“起义”,这在现实中只不过是一个企图暴动的计划,根本没有得到城市的整个无产阶级的支持,最后又一次在大屠杀的血泊中结束。所有这些惨败的冒险行动,得益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并加速了共产党的分散,并丧失士气和信心,这意味着动荡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失败。

这些冒险的尝试一直受到以下因素的鼓舞,即斯大林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以斯大林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兴起”为理论依据,虽然这些失败随后被通过肮脏的手腕用作驱逐曾近反对过他们的人的理由。

1928年是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胜利的一年。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抛弃托洛茨基主义”,是加入共产党的前提条件,最后,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放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最终给共产国际划上了句号。正是在此背景下,在苏联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这个党正式把斯大林“官方”化,并决定准备任用一批铁杆斯大林派的年轻领袖;从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成为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属下的工具。这个“归国留学生”集团计划在两年后,于193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红军”和新“军阀”

斯大林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退化表现。1927年下半年一系列冒险行动的失败,也导致了一些曾参与冒险的行动支队,逃到了政府军无法到达的边远地区。这些行动支队开始与军队的各支队会合,他们之间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曾给予无产阶级不能妥协的具体证据。只是,他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期间,他的职位只是一个二等行政秘书,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旦联盟破裂,他就逃到了他的故乡湖南地区,在那里他根据斯大林的指令领导了“农民的秋收起义”。这次冒险行动灾难性的结局,迫使他带着数百名农民不得不进一步撤退至井冈山山脉。为了能够在那里站住脚根,他与当地的土匪签订了一份合约,并教他们打仗的方法。然后,他的支队终于与一支由朱德带领的国民党部队会合,这支国

民党的部队也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往深山老林的。

据官方历史的记载,毛泽东率领的那支部队就是所谓在“红色根据地”(由中共控制的地区)的“红军”或“人民军队”的起源。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发明”了“正确的战略思想”。事实上,毛泽东的支队只是当时分散在其它六、七个地区里类似的支队之一。所有的支队都采取从农民中招集兵源的政策,并进攻和占领了一些地区,甚至还成功地抵制了国民党好几年的围剿,一直坚持到1934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的机会主义与某些国民党派系(民族资产阶级的官方人士),甚至还有些从农民阶级分解出来的土匪雇佣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事实上,发生在历史舞台上的从城市到农村的地理上的转移,不单是一个战略上的改变,它却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改造。

根据毛派历史学家,“红军”事实上是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军队。但这支军队的领导人肯定不是工人阶级,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混入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中共活动家,这些国民党军官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前景从来没有坚定的信心(最终,他们在运动失败后彻底抛弃了斗争的信心)。这批人后来与新来到农村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师和大学生组合,形成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对农民的“教师”队伍。

社会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被中国当时社会抛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那些即在地方政府中找不到位置,又不可能在封闭的蒋介石中央政府中谋取官职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所以,“红军”领导人就把斯大林主义和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当作了一种“良药”。充满无产阶级句子的伪马克思主义语言,经过轻微加以装饰,以掩盖其真正的目标:即在一个“朋友”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来取代蒋介石“独裁”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这资本主义衰落的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冲突中,这就成为新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红军”的思想指导总方针。

中国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吗?

然而,事实是,“红军”绝大多数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这事实(这个党仍然继续自称“共产主义”)是创造“中国人民革命”神话的基础。

实际上是从1920年代下半部分开始,中共党内(尤其是那些怀疑工人阶级的人)出现了肯定中国农民革命的阶级特性的理论。例如,你可以阅读“伟大的农民群众英勇奋起,来履行其历史使命......摧毁农村封建势力”([1])。换句话说,一些人认为,农民是一个历史性的阶级,它有能力独立于其它阶级去完成其革命目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退化变质,这些所谓的理论发展得更远,即在革命斗争中用农民来代替所有的无产阶级。([2])

借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来证明中国农民有着革命的“传统”(为了不谈“意识”)。可事实上向我们展示的农民运动历史,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农民恰恰缺少一种历史性的革命计划,就像马克思主义所展示了一千次一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顶多可以为资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但在资本主义腐朽阶段,贫困农民的革命只有以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而战斗,否则,他们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太平天国起义(于1850年爆发中国最主要和最“纯粹”的反对满清王朝的农民运动,失败于1864年)展示了农民起义运动的限制性。太平起义者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神的国度,即一个社会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在这天国里有一个合法的君主(真神的儿子),他是这个社会所有财富的托管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确认了私有财产是人类所有弊病的根源,那么,这种意识就不可能,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作为未来社会的可行模式,却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失去的田园诗般的王国。在开始的几年里,已经进入中国的各国列强,放任太平军发展,他们利用太平军来削弱满清王朝的力量,以致叛乱蔓延整个王国,但这时农民却无法组建一个中央政府,并管理土地。这个农民运动于1856年达到了最高潮,在企图攻打帝国的首都北京时,宣告失败。就此,这场农民运动的火焰开始熄灭,这时,上述的帝国主义列强与满清王朝合作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起义者的镇压行动。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削弱了满清王朝,但它只是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诸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打开了大门。农民运动为资产阶级准备了丰盛的宴会。([3])

多年以后,于1898年,爆发了另一起规模相对要小一点的起源于反清朝政府和外国势力的‘义和团(原称义和拳)’运动。然而,随着慈禧太后成功地利用义和团参加了其自己反外国人的战争,标志着这项独立的农民运动的分解和结束。随着20世纪初清王朝的解体和中国的分裂,许多贫困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了当地军阀的职业军队。最后,原来传统的保护农民的秘密社团,变成了为资本家服务的黑手党,在城市,他们的任务是控制工人,并作为罢工的破坏者。

从中国南方沸腾的农民运动的角度对农民革命性质进行理论研究显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些理论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沸腾的复兴完全是大型工业城市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只有来自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是解放农民的唯一希望和可能。

但是,“红军”的建立,其实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关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红军与革命起义时期所成立的革命的民兵也毫无关系。毫无疑问,农民参加“红军”,完全是由于他们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的艰难的生活条件、或是希望获得一片土地或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或是把当兵作为一种谋生的途径。所有这些完全相同的理由,也同样把中国当时的农民推向任何其它军阀​的军队。

由此,“红军”首先命令部队停止在其所征服的地区进行洗劫。“红军”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军队,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发生在1930年的事实,当红军占领了重要的城市长沙后,只能在城里坚持了几天,因为长沙市的工人对红军虽然不敌视,但却很冷淡,并拒绝了支持新的“造反”的呼吁。

红军和传统军阀两个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前者却是为了在这一江山争抢一席之地,并给予农民诸多的希望,这就赋予了红军拥有更多的活力和进攻性,在与出价最高的帝国主义者签定联盟和出卖自己时,显得更灵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工人阶级在1927年的失败,并不把农民推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把他们扔进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的风暴之中,在这其中,他们所扮演的只不过是炮灰的角色而已。

1 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著作。

2 艾萨克·德切尔几年后也作出了这样的荒谬结论,他认为,既然城市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以去农村领导共产党,那就可以让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代替无产阶级(毛泽东主义的起源与展望。中国文化大革命)。

3 缺乏可行的历史性计划,是农民运动的特性标志之一(例如,德国16世纪的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他们的理想始终保持在乌托邦似的幻想,只是为了寻回永久丢失而无可挽回的情形。虽然农民军队能够较大程度上摧毁大规模的财产,但他们从来没有能够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他们的革命尽头只是为资产阶级铺平了道路。

 

帝国主义的冲突

无产阶级一旦被踩平,国民党在一段时期里即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权力机构,也是唯一能够保障国家统一、或与地方军阀战斗或与地方军阀结盟的军事力量,同时它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利益纠纷的赌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自1911年以来,躲在各种冲突背后的帝国主义各大列强一直努力组建一个国民政府。而30年代初,在许多方面却改变了它们之间的权力平衡。

一方面,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推出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政策。即“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这项策略涉及在俄国的周围创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起到卫星国的保护作用。这就是中国从1928年起所组建的“红色根据地”,完成了斯大林对一个光明未来的预测,特别是通过与国民党政府寻求结盟。

另一方面,美国随着他们经济的不断增长,独家主宰太平洋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的愿望越来越大,并想取代法国和英国在其前殖民地的统治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首先阻止日本的扩张梦想。很明显,自20世纪初以来,太平洋对美国和日本来说显得太窄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实际上已发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十年前,在控制中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中就已经开始了。

最终是日本首先在中国发起了帝国主义冲突,因为所有在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最需要市场、第一生产资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它于1931年9月占领了满洲国,于1932年1月入侵中国北方各省,在“预防性”的轰炸了上海的工人区后,在上海建立一个滩头前哨阵地。日本还成功地联合了一些地方军阀,并开始建立了所谓的“傀儡政权”。此外,蒋介石只是表面上抵抗日本的入侵,而实际上已经与日本开始谈判。就在那时美国和苏联却居然在各自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促他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然而,美国的反应则较为平静,因为他们希望日本在中国被陷进一个漫长而劳累的战争中,这也就是随后所发生的事实。而斯大林则在1932年命令“红色根据地”向日本宣战,同时又与对“红色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蒋介石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1933年,毛泽东和方志敏与几位不满蒋介石亲日政策的国民党将领提出了一个抗日联盟,但“归国留学生”却表示“反对”并拒绝了这个联盟 ...为的是不希望削弱苏联和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一事件表明,中共完全加入了资产阶级联盟之间的争斗游戏之中,尽管斯大林当时只是把“红军”作为“施加压力”的筹码,但最终还是把赌注放在与蒋介石保持一个持久同盟的这一头。

走向帝国主义战争的 “长征”

正是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驻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游击根据地”的各“红军”支队于1934年的夏天开始向西北部偏远的远离国民党控制的陕西乡村地区转移。这次“长征”被官方历史称为“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最重要,并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事件。充满了英雄事迹的历史书籍,叙述了这些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通过沼泽河流等惊险离奇的经过...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很快就会发现在这背后肮脏的资产阶级利益。

长征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要在这场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暗中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招聘更多的农民。事实上,博古(斯大林主义的“归国留学生”)曾问及提高“红军”部队对抗日军的可能性。历史书指出,走出江西南部“苏维埃地区”,是难以忍受国民党围剿的结果,但他们自己的解释却是很暧昧的,“红军”部队的转移,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命令其战斗形式改为游击战的战术变化,而多年来,则一直采取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火的战术。这些军事冲突造成了游击区“安全”保护边界被突破,只能被迫放弃,但这一点都不是“归国留学生”的“严重错误”(后来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了指控,虽然他曾亲自参与了这一战略):相反,它是斯大林主义者成功的目标,他们希望这支农民武装放弃他们曾近如此热诚地保卫过的土地,长征北上,集结会合,组成一支正规军,准备着一场大战。

历史书也试图给“长征”做一个社会运动或阶级斗争的定性。根据宣传资料,“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甚至还给农民分配了土地。这些行动的目的其实只是利用这些农民来保护“红军”的后续部队。从长征开始时,生活在“红色根据地”的平民百姓被用来掩护军队的撤退。这种战术曾被历史学家称赞为巧思,这种让平民百姓作为活靶子或挡箭牌,以妇女、老人和儿童的生命来掩护正规军队的军事行动,绝对是剥削阶级军队的行为,根本没有什么英雄主义可谈。

长征之路不是阶级斗争的道路,正相反,它是一条与那些奇迹般地成为“爱国者”的“反动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者”妥协的道路。1935年8月1日,当长征的队伍到达四川时,中共发起了全中国各阶级联合起来,把日本赶出中国的呼吁。换句话说,中共要求所有工人放弃阶级斗争,与剥削他们的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在后者所发起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这项呼吁其实是与此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提前版本,该决议推出的著名口号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即斯大林化的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成为把工人阶级送进第二次世界性帝国主义大屠宰场进行屠宰的最好机器。

毛泽东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位于中国西北方的陕西省),长征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潮。多年以后,毛泽东主义者把长征只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的成就。官方的历史更是为这段历史保持沉默,事实是,毛泽东只是领导了一个“红色根据地”,而且这个根据地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再说,跟着他从江西出发的9万红军到达延安时,只剩下可悲的7千人了,因为,他们中有数万人死于长征途中(大部分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其余的死于国民党的围剿),还有数千人由于领导层的分裂留在了四川。直到1936年底,当来自云南和四川的“红军”大部队到达延安后,长征才终于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

在1936年,中共通过努力召集农民,又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爱国学生的增援,这些学生在1935年底参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浪潮般地涌到了农村([1])。当然,这不应该说是学生成为共产主义者了,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所认可的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阶级利益。

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于抗日并不是一致的​​。这是根据每个派系与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定的。就像我们可以验证的一样,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蒋介石大元帅并没有选择与日本正面宣战,而是观察等待着列强之间的争斗是否有一个明朗的结果,才表示自己倾向哪一方。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将军们也同样的分裂。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爆发了著名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国民党的抗日将军)和杨虎城(西安督军),他们与中共的关系甚好,逮捕了蒋介石并审判其为叛国罪。然而,斯大林立即下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而且还要让他的军队加入人民阵线。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换句话说就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美国代表宋子文等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由此,终于迫使中国最强大的垄断和腐败者蒋介石走向了美国和苏联的一边(临时抗日联盟),这就是他能继续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代价,包括共产党和“红军”(由他改编成八路军)都由他指挥。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了蒋介石的政府,而苏联和美国则在军事上给予蒋介石伸出援助之手。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蒋介石的复仇记中,囚禁了前者,并杀害了后者。

就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签署了新的联盟协议。中共只有通过最怪诞的思想扭曲和赤贫宣传,才可以说服工人,并证明与蒋介石所签署的联盟协议的必要性,可就是这个屠夫曾在1927年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并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共产党员。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38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一直是对立交战的。这使得官方的历史学家有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的推论,即与国民党的联盟协定,很可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术策略而已。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撇开该协议的成功或失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缺乏两种力量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冲突;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能与20年代的中共相比,已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并成为帝国主义屠宰号召农民的冠军。


1 应该提出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学不同于当今大众性的大学,可以允许几个工人的儿子进大学。而那时的大学生只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的孩子,还有很多是知识分子的孩子...随着中国的崩溃,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收入下降,并在当时就可以预料由于日本的入侵所会导致的灾难”(Enrica Colloti Pischel: 中国革命,第二卷)。

 

“评论”:在夜间闪现的反革命微光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意味着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在反革命浪潮中只有极少数革命团体幸存下来,就好比共产党左派。正如荷兰国际共产主义小组或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小组在法国杂志“评论”上发表文章预料并揭露的那样,在中国打的即不是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更不是一场“革命”战争,而只是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日本,美国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之争。抗日战争,以及西班牙战争或其它地区冲突,只是用来遮掩第二届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序幕。相反,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在1928年成立时也谴责过斯大林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个左倾“反对派”,由于他们对历史进程分析的错误判断,使他们看不到在每一个新的区域帝国主义冲突中存在的革命新机遇,总之,他们看不到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而认为中日战争是“进步”的,是迈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重要的一步。1937年底,托洛茨基无耻地宣称,“如果说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征服者的战争...所有的工人组织,以及中国的一切进步力量,不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政治独立性,不管他们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如何在这场解放战争中各尽自己的职责”([1]),托洛茨基完全敞开了大门招聘工人,让他们为他们的政府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托派主义者为资本主义军队招募士兵充当炮灰。然而,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在分析中国时,完全能够牢牢把握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对于中国的立场,构成与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关系决裂的关键点之一。这是划分区别的一条边界线。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称,“共产党人在面对中国、西班牙和当前国际时事的立场,只能确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绝对消除无产阶级内部所有的作用力,说服和阻止无产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大屠杀。”([2])“(...)所有的问题是确定哪个阶级领导这场战争,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中国资产阶级在领导这场战争,不论它是攻击者或被攻击者,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为了革命和日本的失败而战”([3])同样,国际共产主义左派比利时支部(在“评论”杂志上)写道:“斯大林主义者站在蒋介石和广东的刽子手一边,打着“独立战争”的旗帜疯狂屠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他们与“国民阵线”彻底决裂,与日本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继续与国民党及其它所有盟友的战斗,作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政党,才可以把他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4])共产主义左翼团体坚定的声音,并没有被一个因失利而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所接受,他们还是参加了这场世界性的大屠杀。然而,这些团体所代表的分析方法和立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存在和不断深化,并为老一代革命者(经历了本世纪初无产阶级造反起义的浪潮)和新一代革命者(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动荡)架起了一座桥梁。


1工人斗争” 第37期,1937年至1938年,引自杂志“评论”第46期,1938年1月。

2 法国杂志“评论”,1937年11月第45期。

3 法国杂志“评论”,1938年1月第46期。

4 1937年11月第8期,“共产主义”

 

1937年至1949年间:苏联还是美国?

就像我们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于1945年以日本和它的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场失败使得各国列强对中国彻底放弃。但二战的结束并不标志着帝国主义对抗的结束。随即,持续了40年之久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抗争,一直是这个世界处于第三次或是最后的世界大战的边缘。而且即使日军撤出,中国已经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场。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篇文章中来论述这场中日战争的沧桑,而是要试着揭开所谓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神秘面纱。并对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和1945年之间所采取的政策,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要对“红军”从1936年至1945年之间在占领地区的迅速扩张作一个解释。正如我们所说的,蒋介石并不赞成正面与日本​​军队交战,所以,他的部队在与日军接触后,就马上撤退。而日军很快地占领大片中国领土,但却没有能力在占领区域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不得不被迫留在主要城市内。这导致了两种现象的出现:首先,造成了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分裂,从而导致他们要么与日本人合作,建立所谓的“傀儡政府”,要么与“红军”合作,共同“抵抗入侵”;其次,是中共巧妙地利用了由于日军侵华,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真空,在那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行政管理机构,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一个“民主政府”的“新类型”。这个“新颖性”并没有说错,因为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政党历史上第一次由不同阶级合作的政府([1]),试图保持剥削关系,并嫉妒地守护着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是,根本没有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时苛捐杂税满天飞,只要稍微给农民减掉一些税(这么小的税费减少,大地主和资本家都赞成),这已经足够使农民支持这个中共政府,并加入“红军”的队伍。与这个“新政府机构”平行,中共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称之为“三个三分之一”阶级合作的政府,(在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农民之间),即三分之一的位置由“共产党”占据,三分之一是农民组织的成员,由大地主和资本家占有最后的三分之一。在此,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有必要对这种最荒谬的意识形态的扭曲风格向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解释”这种“新型”政府。

其次,中共政策的第二个需要指出的,也是鲜为人知的方面,是因为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是毛派还是亲美的历史学家都喜欢用晦涩难懂的理论来掩盖事实。由于苏联参加了欧洲战争,阻碍了它在这几年中有效地“援助”中共,蒋介石政府于1938年以后一直等待着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战争的结果([2]),以及美国于1941年参与太平洋战争的结果,这些事件有着足够的份量使得中共倒向美国的一边。

从1944年起,美国政府在红色根据地延安设立了一个使团,其使命是考察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对于这个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集团,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将是这场战争的大赢家,所以计划投入美国的保护伞下。美国使团负责人之一约翰·塞儿维斯([3])在关于对中共领导人的报告中强调说:

- 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大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从而更多的为建立一个西式的“民主”制度进行研究,甚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内战,愿意与蒋介石组建联合政府;

- 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花上一段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如果那遥远的一天终于来到,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将是逐步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暴力强制而建立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一个对于外资“敞开大门”,主要是来自美国资本市场的长期政策的国家政府;

- 考虑到苏联的弱点和腐败的蒋介石亲日倾向,中国共产党希望从美国得到政治、财政和军事的援助。为了获得这些援助,中共甚至愿意改变自己的名字(就像曾近改变了“红军”的名字一样)。

美国使团的成员给他们的政府强调指出,未来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但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作出使用“共产主义”政府的决定。最后,在一年后,当日本于1945年撤出中国,苏联马上入侵中国北方,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只能暂时加入苏联的阵营。

***

在1946年至1949年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少国民党将领带着自己的部队和武器投诚于“人民解放军”的阵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增强自己的四个时期。即工人阶级惨遭屠杀的1928年年底,起源于1935年的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最后,导致国民党的崩溃。那些“老资本家”(除了直接与蒋介石结盟的宋氏家族以外)纷纷投向中国共产党,并与从战争中产生的“新”资产阶级混在一起。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所谓的“红军”,夺取了政权,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这实际上与共产主义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台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是完全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是完全对立于无产阶级的。新建立的政府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变种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已。苏联对中国的控制仅持续了十几年,最后以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而告终。自1960年以来,中国试图成为“独立自强”的大国,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企图创建一个“第三阵营”,但从1970年起,不得不决定永久地投靠到以美国为首的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阵营中。以俄罗斯人为首的许多历史学家,谴责毛泽东犯了叛国罪。共产党人都清楚地知道,毛泽东转向美国,并不是毛泽东的背叛,而只是他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作者:莱昂纳多/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84期,1996年第一季度。

(第三部分,也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的兴起)


1 资产阶级也是苏联的统治阶级,但这是一个新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2 蒋介石于1938年与中共翻脸。8月,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在10月,他包围了陕西根据地。国民党和“红军”在1939年和1940年间发生冲突,1941年1月份,蒋介石伏击了“红军”的一个支队:新四军。他想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来赢得日本人信任,但他并没有断绝与盟国的关系,等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3 出版于1974年,当中国转向美国。标题为“中国失去了机会。John S. Servic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急件”, JW Esherick (主编)。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