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CI）的发展和运动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党，以它最大的努力，完全能够领导它的革命斗争。然而，这一在世界革命浪潮中产生的、在前期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巩固的政党组织，尽管有着来自党内左派的抵制（1），最后还是偏航演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事实上，面对革命的倒退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被隔离，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以下的选择产生了犹豫和动摇：即，对于未来不断上升的革命运动奠定基础的必要性，甚至还为了捍卫俄罗斯国家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俄罗斯革命的胜利成果，与民族资产阶级勾结，签署联盟协议。这些协议和联盟就是给国际无产阶级造成巨大混乱的来源，并加速了其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与其它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政策，导致了它的逐步退化，最终在1928年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所谓的“保卫在一国的社会主义”（[2]）。

 

随着工人阶级对共产国际的信任逐渐丧失，导致了共产国际日益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工具，想要建立一道防止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保护屏障，以支持东欧、中东和远东“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这项政策已被证明对国际工人阶级是具有灾难性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物质上支持土耳其、波斯、巴勒斯坦、阿富汗...还有中国的所谓“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就是这些资产阶级，他们在虚伪地接受苏联援助的的同时，他们不但没有断绝与本来应该去打倒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更没有切断与土地贵族的联系，他们却用俄罗斯所提供的武器来镇压工人的斗争，并摧毁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上，这一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可以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由列宁和罗伊，占有主导地位的论文主编）“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里找到理论根据。这论文在理论上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原则，它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性”和“反帝国主义性”区分开来，这将在政治道路上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性，而完全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了，甚至包括在那些“受压迫的国家”里：他们不仅与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各种关系，而且，还因为在俄罗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国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条反对一切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共同阵线。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颓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彻底结束的帘幕。

 

这篇论文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这个错误，但还是能够预料到，机会主义者在某些方面的滑坡，不幸的是在过后不久变得普遍性了。列宁在他的这篇论文中承认，在这个新时期里，“受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着某种默契，情形经常是这样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支持国家民族运动的同时，也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肩与革命运动作斗争”（[3]）。这就是为什么此论文号召共产主义组织，在组织上需要与资产阶级原则分明，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必须支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前提条件是，如果它们是在纯粹的共产主义政党 –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 组织和领导下，与资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作斗争...甚至在其初具雏形的阶段，始终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4]）。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无条件可耻的支持，却显然忘却了这一切：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因为它们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们就要锻造一个能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同时又能独立地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共产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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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运动的发展，根本显示不了它所谓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即在资本主义进入颓废阶段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熄灭，转化成了对纯神秘化的国家和民主的理想。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只是一个保守和妥协的阶级，其政治运动的目标不是寻求完全清除贵族阶级或拒绝“帝国主义”，而只是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阵营。

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差异。因此，他们把做投机生意的资产阶级商人归属于贵族和“帝国主义”的盟友，而把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归属于“民族主义的”、“现代的”和“革命的”，但在现实中，这些差异并不明显。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派别之间联系紧密，或是由于生意交易的原因，或是由于家庭关系的原因，但总之，不管是资产阶级商人，还是工业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在不断寻求“军阀”、土地贵族，以及各列强政府的支持。

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已经完全腐烂，即将毁灭。这并不是任何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结果，而只是各大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肢解中国这个古老王朝所导致的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日益被有着各自强大武装的地方军阀所控制，他们随时准备着将领土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在其背后支持他们的大国列强。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感悟到了他们必须推翻和代替王朝的职责，既要统一国家，但又不能在某种意义上破坏生产的规则，因为在这生产规则中有着他们自己和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所以，更应该维护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人们所说的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开始于保守派军人的阴谋，它得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支持。军人政府在推翻了清朝皇帝后，宣布成立了武昌新政权。孙中山则在美国为组织募捐和寻求财政支持，后来作为新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两政府之间的谈判，并在几个星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即皇帝和孙中山共同引退，以换取一个统一的政府，由清王朝军统袁世凯担任元首，他是清王朝的一位真正的强硬人物。这一切说明了资产阶级可以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为交换，把他们的追求的“革命”和“反帝”搁置一旁。

1912年底,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的新组织－国民党成立。1913年，代表有产阶级的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然而，新的总统孙超远被谋杀。孙中山然后联合了一些从中南地区分裂出来的军阀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但后来败于北京的势力。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野心受了到地方军阀，也就是说各大列强的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的政治运动，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在1915年，一些省份分别“独立”，各地军阀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瓜分和分裂了这个国家。在北方，由日本支持的安福政府，与英国和美国支持的军阀所争抢的第一个地方是池里。在另一头，沙俄努力保护着蒙古。各种势力还在争抢着中国的南方。孙中山实现了与某些军阀形成新的联盟。当北京的强人死亡后，进一步加剧了各路军阀之间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洲结束了战争。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这被理论家们吹捧成一个“真正的反帝爱国运动”。事实上，这一由小资产阶级发起的运动，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帝国主义，而只是针对日本的：确实，日本曾在凡尔赛会议上成功地设法得到了中国的山东省（获胜的民主国家在会议期间瓜分了世界），这也就是中国学生所要反对的。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不把中国的领土让给日本，却正好符合另一个敌对势力的利益：即美国的利益，美国最后于1922年，终于成功地把山东省从日本的独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也就是说，无论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有激进的一面，但它却还是属于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范围。它也不可能会以其它的方式出现。

相反，应该指出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在不同的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在抗议活动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号，而且还喊出了阶级自身的要求。

欧洲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内军阀战争或大国列强之间瓜分中国的告终。由此，逐渐形成了两个政府的不稳定的对立局面：一个是以北京为首都的，吴佩孚为首的北方军阀政府，另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南方政府。根据官方历史记载，北方政府代表了贵族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而南方政府则代表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势力，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荒谬的骗局。

其实，孙中山和国民党一直得到各路军阀的支持：在1920年粤系军阀陈炯明占领了广东，请孙中山组建一个新政府。于1922年，孙中山跟随南方军阀首次北伐，打了败仗后，被免去公职。但于1923年，在军阀的支持下，他又回到了广东。在另一方面，有很多关于国民党与苏联结盟的传说。而在现实中，苏联与当时中国所有的政府都有着同盟关系，包括北方军阀政府。由于日本最终获取了中国北方，迫使苏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实，孙中山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向各帝国主义列强寻求帮助的游戏。比如在1925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他北上和谈途中，孙中山绕道日本，寻求日本对他政府的支持。

就是这个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商业、工业和知识界）融入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各路军阀游戏中的犯罪代表，还曾经被共产国际标榜为“同情者党派”。也就是这个党，必须日复一日地屈服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所谓“国民革命”的名义，对它来说，他们必须“扮演苦行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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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官方历史记载，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只是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附属产品。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其它西方“哲学”一起从欧洲引进到中国的，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只是那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其它文学、哲学和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有了这种思想，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最终在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运 动之间创建了一座桥梁，由此促进了共产党的形成，它有着特别重要的国家意义。事实上，在中国崛起的共产党 – 就像这时期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 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发展没有根本上的联系，而只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和1921年 之间，开始由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苏联崇拜者的小团体组成。就像许多其他党派一样，中国共产党直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诞生，它的成长和发展直接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俄罗斯和西欧的起义运动的翻版。因此，这个党从1921年的几十个政治活动家，在几年后就增长到一千名党员，在1925年的罢工浪潮中已经达到4,000名党员，在1927年的叛乱期间已经发展到近6万名之多。这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1919年至1927年 间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这时期大多数的党内积极分子是来自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数量上的增长并不表示一个党的强大。这种加速 录取党员的做法，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即形成一个坚实的组织结构、良好的锻炼，然后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现在只不过成了一个群众组织。但是，更 糟糕的是，从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采用了机会主义政策，使得中共累遭失败和挫折。

到1922年年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中共推出了“与国民党形成反帝统一战线”的灾难性口号，共产党员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阶级的合作（从1922年1月的“东方人民会议”后，开始在亚洲蔓延开来）政策，是苏联和国民党之间展开的秘密谈判的结果。于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举通过了关于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本身也被允许作为同情者组织参加了于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全体会议，而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1926年，正当国民党在暗中忙着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最后一击的同时，莫斯科却还在宣扬自己的臭名昭著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国民党是一个“综合四个阶级的反帝国主义阵营”（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这 一政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有着最灾难性的后果。而共产党，作为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在自发浮躁地发展起来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中，没有展示出一种政治独立的 阶级特性，也无法直接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如工人委员会，在自己的政治斗争中，只是根据中共本身要求，把自己交给国民 党，也就是说，完全信任资产阶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服从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一部分成员的坚决抵制（就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潮流）。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斯内费力特，Henk Sneevliet， 荷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译者）​​提出的论点，即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中共必须服从的阶级阵营。在整个与国民党联合期间，在共 产党内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警告大家，即揭露蒋介石正在做反无产阶级的准备，例如，由苏联提供武器本来应该是用来武装工人和农民，而却被用来加强了蒋介石的军 队装备，正因为这些事实，所以，就像国民党为工人阶级设下了一个陷阱，作为最后的紧急出口：“中国革命有两条可能的途径：一条是无产阶级可以借鉴的，它可以使我们实现我们的革命目标，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途径，它在发展的半途中背叛革命”。（[1]）

然 而，事实证明，一个年轻而缺乏斗争经验的党，在执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指令后，它是不可能获胜的，而只能名正言顺的失败了。其结果是，正当无产阶 级和国民党一起与有产阶级斗争时，国民党却在暗中准备从背后刺杀它的盟友：工人阶级是无法制止这一切发生的，因为他们的党没有预先警告他们。如果说，中国 革命胜利的机会不大的话 – 那么，从世界革命的范围来看，德国的无产阶级作为国际革命的脊柱，早在1919年就被打败 - 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加速了整个失败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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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者为了证明从1927年起把革命运动转向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借口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太弱。虽然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相比，确实数量极少（当时的比例大概是2比100），但是，其政治影响力却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衡量。

一方面，已经有大约2百万城市工人高度集中在长江流域的沿海城市上海和武汉工业区（即三联市汉口、武昌和汉阳）和广东香港联合体，以及云南省煤矿（这还不包括住在城市里的1千万几乎是无产阶级的工匠）。这个高度集中的群体给工人阶级一个非凡的力量，使其有可能瘫痪和占领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命脉。此外，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省）的农民与工人有着密切联系，事实上，他们即能给工业城市提供劳动力，同时，也组成了一股城市无产阶级的额外力量。

起初，由于中国当时绝大多数工厂是外国人开的，所以当时的工人罢工运动多少有着“反外国人”的色彩，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想利用它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然而，随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其全面性反对资产阶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阶级斗争性质越来越鲜明。从1919年开始，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增加，尽管受到镇压（经常会有工人被斩首或被扔进机车锅炉烧死）。1921年年中，湖南纺织业爆发了罢工。1922年初，香港的水手连续罢工三个月，直到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1923年初的头几个月里爆发的一百多起罢工运动中，参加的工人超过30万，在2月份的罢工浪潮中，军阀吴佩孚下令镇压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杀死35名工人，并有很多人受伤。1924年6月广州 - 香港爆发的总罢工，持续了3个月之久。1925年2月，上海的棉花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就是将要开始的1925年夏天的覆盖整个中国巨大罢工浪潮的序幕。

 

1925年，俄罗斯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广州政府。自1923年以来，苏联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就已经公开，蒋介石派了一个国民党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同时，一个国际代表团给国民党立了章程，并确认了其组织和军事结构。国民党在其1924年的第一次正式国会上通过批准了这一联盟，同年5月，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苏联提供了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事实上，这是俄罗斯政府为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集团组建的一支直到那时还不存在的现代化军队。1925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苏联也始终保持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试图建立一个使国家统一的联盟，但在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前，就因病去世了。

正是在这种田园诗般美好的联盟背景下产生的工人阶级的运动，以它所有的力量，提醒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阶级斗争的存在。

1925年初，骚乱和罢工浪潮四起。在5月30日，上海的英国警方向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开了火：12名示威者被打死。这就像导火线一样，引发了上海的总罢工，并迅速蔓延扩大到全国主要的商业贸易港口。 6月19日在广州也爆发了总罢工。四天后，沙面（广州附近）英租界的英军向另一个示威游行的队伍开了火。作为对此的抗议，香港工人举行了罢工。此抗议运动一直蔓延到遥远的北京，7月30日，举行了有20万工人参加的示威，再加上广东省爆发的农民骚动，为这次抗议行动助威。

在上海的罢工持续了3个月之久，在省港的罢工抵制运动一直持续到次年的10月份。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成立了工人武装。数千名工人聚集到了共产党的行列。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种能够真正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尽管事实上5月30日运动有着巩固和扩大广州政府的直接结果，但同时也唤醒了国民党政府内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阶级本能性，他们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对罢工者采取“放纵”姿态，因为他们的性质主要是反对外国工厂和外国租界的斗争。1925年夏天罢工运动，带有反资产阶级的性质，甚至不“尊重”民族资本家。因此，以国民党为首的民族资本家和“革命者”（在各列强势力和苏联的盲目支持下），对他们阶级的死敌： 无产阶级，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在192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26年初的几个月之间，发生了历史学家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两极分化”，即根据他们的理论，资产阶级将分裂为两个派系，一部分资产阶级仍然忠于民族主义，另一部分则改变方向与帝国主义联盟。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最彻底的“反帝”的资产阶级派系，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从未停止过。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来看，这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派系斗争，而他们是在准备着针对工人阶级的阴谋，即在国民党内清除异己因素（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忠于苏联的将军）。因此，国民党感到自己具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摘下了它“阶级阵营”的假面具，并露出了它的原型：资产阶级的政党。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骚扰。这就是蒋介石举行政变的前奏曲的继续，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开始，并使其成为国民党的强硬人物。3月20日，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宣布了广州戒严，关闭了当地工人组织的活动场所，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内所有担任高级职位的共产党人被清除出去。

 

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首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国民党的行径仍然是“盲目地”支持，不管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坚决反对，还是下令保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党员们隐瞒事实真相（[1]）。使得蒋介石更加放肆地要求苏联对他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提供军事援助。

 

就像许多其它的资产阶级运动一样，北伐在官方的历史上一直被错误地标榜为“革命的事件”，作为一种“革命”政权的拓展和统一中国的尝试。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意图根本就没有这么利他主义的。他的最大梦想（面对于其他军阀而言），就是从列强手里夺取上海港口和上海港富裕的海关的管理权。要做到这一点，他使尽其敲诈勒索的拿手好戏：遏制和出卖工人运动的能力。

 

从国民党一开始北伐，就马上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宣布了戒严令。因此，正当北方的工人为踊跃支持国民党军队做准备的同时，国民党却在南方正式禁止了工人罢工。9月份，一支国民党左派力量的部队占领了汉口，但蒋介石拒绝支持他们，却去了南昌扎营。 10月，命令共产党减慢在南方的农民运动，并下令军队干涉省港的罢工抵制运动。以上这些事实，就给那些大国列强（首先是英国）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即国民党的北伐没有任何反帝的意图，所以不久后，他们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秘密谈判。

1926年底，处在长江流域的工业地区形势动荡。10月份（刚刚加入国民党的）军阀夏超挺进上海，但他却在离上海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停滞不前，故意让由孙传芳指挥下的北方“敌”军首先进城，从而扼杀了一起即将发生的上海起义。在1927年1月，工人自发地占领了英国人在（在三联市武汉）汉口和九江的工厂。然而，国民党军队（就像所有的反动武装一样）却故意放慢了其进军速度，让地方军阀赢得时间来镇压工农运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发动了追缴共产党和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就这个背景下，引发了上海起义运动。

 

上海起义是十年来工人阶级持续斗争的最高潮点。它也是中国革命所达到的最高点。然而，这一成熟的条件，却使工人阶级的处境似乎更糟糕。共产党被国民党捆住了手脚、肢解脱臼、追缴围攻、支离破碎。工人阶级被所谓的“四个阶级联盟”是他们斗争的中心组织的谎言所欺骗（[1]）。就在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的大炮正对着上海，国民党军队本身也打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逼近上海，但其真正目的是来镇压工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和英雄主义才可以解释面对这一艰难局势的能力，即使只坚持了几天，但这个城市毕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心脏。

在1927年2月，国民党重新向前推进。18日，国民党的军队到了离上海60公里的嘉兴。这时，在孙传芳即将战败前，上海爆发了总罢工：“......上海发生在2月19日至24日之间的无产阶级运动，客观上构成了上海无产阶级的维权运动的企图。孙传芳在浙江战败的新闻一传开，上海的气氛马上变得火热，立即爆发了由30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随即转变成不可抗拒的武装暴动，但由于缺乏领导，迅速被化为乌有... ”（[2]）。

对于在上海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使得共产党措手不及，并犹豫地喊出了发动起义的口号。20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暂停进攻上海。这就给了孙传芳的军队一个暗示，在镇压中军阀杀害了几十名工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蒋介石进行了巧妙的操作，制止了有关他与右派和列强势力串通结盟，以及其反工人运动的传闻，使其避免了被解除军队的指挥权。

最后，1927年3月21日是起义爆发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天的总罢工几乎涉及到上海所有的80万名工人。“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参加了罢工，再加上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杂货商和工匠等）（...）只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整个警察部队的被解除了武装。下午两点钟，起义者已经拥有了大约1500支枪。紧接着，起义部队包围了政府的主要建筑物。在闸北的工人区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在起义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敌人（约3000名士兵）终于败下阵来。一旦围墙被攻破，整个上海（除了租界和国际区域除外）落入了起义者的手中”（[3]）。这次个行动是继俄罗斯革命和德国起义，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后，又一次震撼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她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但是，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已经启动，无产阶级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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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占领上海...只是为了给“革命”的国民党军队打开上海的大门。蒋介石的军队刚在上海驻扎完毕，就与上海的投机资产阶级和黑手党达成协议，开始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阴谋计划。并公开与列强和北方军阀的代表进行接触。4月6日，张作霖（与蒋介石合谋）攻打了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并逮捕和杀害了多名共产党活动家。

4月12日，在上海爆发了由蒋介石一手准备的大规模血腥镇压。一直扮演着破坏罢工并带流氓无产阶级性质角色的秘密社团，被派往对付工人。一直自称是工人“盟友”的国民党军队，直接解除了无产阶级民兵的武装，并逮捕了他们。第二天，无产阶级试图作出反应，发起罢工，但示威者的队伍得到部队的拦截，造成许多人员伤亡。随即，在上海实行了戒严令，禁止了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几天内，5000名工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类似的袭击和暗杀持续了数月。

同时，在一次联合行动中，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另一起大屠杀，又杀害了数千名工人。

无产阶级革命就此淹死在上海和广州工人的血泊中，只有武汉的工人阶级仍然脆弱地抵抗着。同样，又一次在国民党内，尤其是国民党的左翼，摘下了他们“革命”的面具，并在7月参加了蒋介石镇压队伍的行列。就此，军队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村省份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破坏性的大屠杀。他们一共在全中国范围内杀害了几十万工人。

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试图掩饰自己阶级合作的邪恶和犯罪性政策，极力推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机关，尤其是曾径极力反对这项政策的（陈独秀）所应负的责任。不仅如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下令，要求已经被削弱和士气低落的中国共产党从事所谓类似“广州起义”的冒险政策。这种荒谬的企图搞政变的“计划”，虽然没有被广州的无产阶级所采纳，却导致了无产阶级得到更多的镇压。这在未来的40年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实质上的结束。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一个谴责不断上升的斯大林主义派别，这是一个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在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的起源”。 这一即困惑又迟到的反对第三国际退化的反对派潮流，虽然仍然谴责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 -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屈服，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 但从来没有能够摆脱第二届共产国际大会在民族问题论文的错误论点。这就使他们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历史讽刺因素的是，托洛茨基自上世纪30年代起，支持中国反帝斗争的新阵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走到了反革命的阵营（[1]）。无论以何种方式称呼，从此以后，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多年以后，毛泽东被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派代理人”，对此，有些国际共产主义者反对他的反革命政策）。

至于中国共产党，几乎被彻底摧毁，近2万5千党员被国民党杀害，还有其他党员被监禁或迫害。毫无疑问，还有一部分共产党的幸存者，以及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支队，逃到了农村避难。然而，这种​​地域性的转移，相对的有着一个更深的政治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党采用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它的社会基础 – 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保持其数量为代价，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的主题。

最后，让我们总结几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

* 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性的自封，就在1927年对无产阶级大屠杀期间也一样。自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直表明它能够与贵族阶级分享权力、与军阀可以结盟、向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屈服。他们的民主、“反帝”，甚至对“革命”的诉求，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反动利益的面具；一旦无产阶级对他们开始构成威胁时，他们的真面目就会暴露无疑。在资本主义的颓废时期，那些小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列强大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的反动，一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 1919年至1927年间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只能纯粹以一国之情来进行分析。这正处在20世纪初，正处在世界革命浪潮震撼整个资本主义的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其本身的力量发动了中国的工人运动，而在当时，国际无产阶级还被认为是相当脆弱的，还不能自发地占领大城市，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则显示了工人阶级能够打倒资产阶级的潜力，即使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清醒的意识和革命组织的领导。

无产阶级不能与任何一个派系的资产阶级结盟。相反，它可以引导城乡小资产阶级（就像上海起义和广东农民运动一样）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但是，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决不能以任何“阵线”的名义，与任何其它党派进行合并，而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

要赢得胜利，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在决定性时刻能够指路的政党，以及一个统一的工人委员会组织。它必须坚定原则，积累战斗经验，在下一次国际革命浪潮爆发之前，加入国际共产党组织。这个党必须能够始终抵御那些不惜牺牲革命前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机会主义。

作者：莱昂纳多/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1995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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