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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香港的“雨伞革命”:民主思潮的蔓延

最近由香港学生学者联合会组织的香港青年的抗议浪潮开始于(2014)年9月14日,当时,数百人占据了香港城市的几条交通大动脉,尤其是在香港的商务区。这些抗议行动是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强制改变和制约了2017年“公民”提名选举进程的规则。争议的中心点是香港行政长官这一职务,事实上,自1997年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以来,一直是由北京任命的,这就是所谓“一国两制”的想法。从北京传来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消息,旨在加强企业界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反映和适应中国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巩固其对香港政坛已经相当紧的控制。

最初的数百名示威者从街头被暴力地清除以后,一位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发起并组织了“占中”行动(“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要求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开始了一场公民示威运动,他们要求实行香港行政长官公民提名选举制度,以达到“符合普选制的国际标准”。自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民主与和平的左派理念始终占据了香港。所谓“占中”行动所提出的要求有着双重的荒谬,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在选举中以各种方式安插属于自己的候选人,而这种抗议要求的起源来自于这个岛上资产阶级的特定法律派系。 中国共产党(中共)在这里所运用的,只是当时英帝国主义统治其殖民地策略的继续,即在法律上使用诈骗的手段,并加上暴力镇压,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这些学生接下来的遭遇就是轮换上演的政府的最后通牒、“外来干涉”的舆论,以及警察和有组织的打手团伙血腥的镇压。可是这些镇压行动却使更多的示威者走上了街头,造成了更广泛的占领中环的抗议规模。这次抗议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和平主义和它的“礼貌”性,抗议者举起双臂,就好像投降一样,等等。这一特征在金钟商业区及超级昂贵的铜锣湾购物区的抗议行动中尤其明显。于此相反,在旺角的市区和工人阶级居住地区,抗议者与警察的搏斗却一直在进行,直到最后几天才偃旗息鼓。直到本文完稿为止,政府已与抗议领袖就抗议者提出的“普选”要求进行了谈判,有迹象表明政府似乎或多或少地控制了局面,从而避免了抗议示威者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更血腥的镇压。香港的商会,又是一个由当年英国人创建的商人组织,也响应了“捍卫民主”的呼吁,加入了抗议示威者的行列,谴责香港选举进程的“假民主”。但事实是,所有从欧洲到美洲,从非洲到阿富汗的选举和民主进程,都是为了保持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和对工人阶级进行压迫和分裂瓦解的充满欺骗和虚伪的“假民主”。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另一个遗产,是由当时移民局安置的大约5万多名生活在比笼子大一点的集中营似的贫民区里讲普通话的贫穷工人。而这次占中“普选”请求,对于这些工人却毫无任何关系。

在旺角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libcom网站上有三篇来自香港的文章:第一篇是由克里斯汀·郭撰写的题目为“永不退却,旺角的心灵”,另一篇有关旺角的文章是由Holok陈撰写的,标题为“火锅,上帝和'左倾的选择’:在占领旺角过程中紧张的政治局势”。第三篇文章的标题是“黑黄对立:阶级对立和香港的雨伞运动”,署名是“一个美国人和他的几个超级朋友”。在此,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一下第三篇文章,因为前面两篇关于旺角文章的政治倾向似乎并不明显。他们自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 - 但尽管像“无政府主义者”、“左派”、“左派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说法,在这里也是不可能被理解的。

这些无政府主义因素驱使他们参与了与警察和有组织的打手团伙,以及当地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群众发生了武力冲突。他们强调占领行动要有一个狂欢节式的氛围,包括吃火锅、打乒乓球等其它游戏,试图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态系统”。他们不隶属于“占中”行动,并声称他们是“占中”行动的反对派。他们认为,谈判和议会途径是需要的,但毫不隐瞒其主要目的是“普选”(但不包括移民),并认为每个组织应该保持在自己的区域内活动。他们的见解似乎极为有限,并从来没有提及工人阶级。

对阶级未来的一大贡献

“黑黄对立 ...”的文章是属于另类的,但并不明确,它是否与前面提到的团体有关。另外,那些围绕着“左”这个字的角色也是很难理解的,但在这部长篇文章背后,却有着更多的重量和含义,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文中明确反对香港学联争取民主和普选的要求,笔者问:如果这样的要求成真了,又怎样?回答是,这将意味着参与你们自己探索,从而将诞生一股新资产阶级的力量。该文批评 “左翼21” 集团,因为它作出了这样一个承诺,即由“人民”来决定,以建立“民主参与”的机制,为进行“公民普选”而斗争。“左翼21”把参与民主进程看作一个舞台,一个可以取代将来民主改革的踏脚石。我们所熟悉的所谓以民主进程争取更美好未来的理论,实际上无论对香港,还是英国或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是空洞和危险的。那些“团结起来,最后一起”实现普选和民主的口号,在西班牙“愤怒者”(Indignados)的抗议运动中也同样被使用了,特别是资产阶级通过“民主报真雅”(Democracia Real Ya ‘DRY’),把它们作为其民主反攻的主力。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接指向希腊和美国民主的事实,作为对任何提出这一民主要求的一个答复。

另一件事,笔者的观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这次抗议的经济原因。在80年代发展起来的香港经济,使她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及最关键的转口贸易和服务中心。这是直到1997年英国把香港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中国为止,无论对中国还是英国都是有利的。中国大陆的许多工厂的资本来自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但今天学生骚乱所抗议的是通胀、天价的房租(平均工资的40%)、食品价格的上涨、不平等和公共交通的问题。而且相对“富裕”的香港青年对于大学学位绝望竞争,对于即将不复存在的就业机会,或者那些年轻工人和大学毕业生对于越来越多长的工作时间- 那些足够幸运的人们在飞转的‘机械传送带’上变得筋疲力尽。原先2014年在中国“末日来临”的背景下发生的抗议运动,已被西方重新命名为一个仅限于改革宪法的和平运动。这一要求民主的抗议其实开始于2011年的占领运动,虽然当时的规模小而乱,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主题,又一次成为当前的抗议运动的背景。原先的占领运动于2012年年底被清除后; 于2013年3月在葵青货柜码头爆发了香港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大罢工。该文作者说,毫无疑问,这次学生和工人的联合抗议,“是由于同样的经济停滞和加剧的阶级对立而导致产生的”。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在此之前发生在50年代中期的骚乱和1967年历时十八个月的暴乱,分别为“这个城市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内部动乱”。对于当时所发生的大罢工和与警察发生的巷战; 政府机关和媒体大楼所遭受的围攻和袭击,我们可以说,这些由大陆的资产阶级煽动支持的反“法西​​斯”暴乱,也具有阶级斗争的成分在内。大约在同一时期,葡萄牙在其殖民地澳门派军队对中国支持的抗议者进行了干涉,最后,在大陆接管澳门时,接受了他们大部分的抗议要求。从67-68年间在香港崛起的无产阶级因素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回应:68年后,在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境以后,英国当局实行了从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改革”计划,建造更多廉价新房、加工资和扩展福利制度。但当今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文章作者强调,资本主义利用青年、民主和民族主义的陷阱,以及斗争需要蔓延是“没有前途”的。有一点笔者没有明确提到的,但是明摆的事实,也是唯一有效的斗争,就是这些斗争都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参与。文章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斗争能够得到真正发展的唯一趋势,首先必须传播到大陆的工人阶级。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中国国内大多数罢工都发生在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南部(尽管这也是一个事实,即大陆工人的罢工运动已经蔓延到内地所有工人密集的地区和所有行业)。该文章还把香港野猫罢工的历史做了比较,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罢工和骚乱的历史,1997年初码头工人举行的野猫罢工,最后被工联会颠覆(香港工会联合会-HKFTU)。九月份,工联会呼吁支持学生,呼吁举行一个全国性的节日罢工,结果只有极少数一些工人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学生抗议活动。

中国资产阶级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从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205名中央委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持下,召开了致力于建立“法律的严格规则制度”的全会(根据路透社14年9月30日报道) 。在习近平18个月的统治下,党内有成千上万的“腐败”官员被处决、监禁、解雇或降职,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进行了大清洗和大清算。这可能意味着一种强硬化的立场,即逐渐远离直到目前为止一直存在的维护稳定的政策。最近出现的对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所进行的镇压; 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加剧,受冤农民进京上访投诉者被殴打、监禁或驱逐押送回原地的现象。我们同时还看到今年初在裕元市内和周围地区的罢工工人直接被压制的事件,问题是那里的情况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中国的统治阶级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是及其严重的,即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在放缓、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已经达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在香港的抗议和在中国大陆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的巧遇,肯定变成了目前中国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镇压和“法律的严格规定制度”也就成了他们唯一可能作出的答案。“中国劳工通讯”是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这是一个所有追求民主和中国工人“进行和平与合法行动”的自由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支持并很可能参与促进了学生的“普选”抗议运动,他们的观点既可以对统治阶级是有用的,也可能会引来镇压。但无论如何,“中国劳工通讯”及其支持者对主张“民主和自由工会”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危险。

民主和民族主义淹没了“占领运动”

“黑黄对立......”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了目前学生抗议运动的弱点和被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要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学生抗议运动有着“几条可以前进的小径,但也有着许多被击败的大道”。它批判民主的道路是失败的,它的分析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吸取教训,认识到把运动真正扩展到工人阶级的必要性,才是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占领”运动的唯一出路。

我们可以说,有迹象表明,2011年至2012年间发生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其中有着与阶级斗争明显的联系和可能性,以及2012年至2013年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的深度占领运动,但运动过后,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完全同化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首先从中东和北非(突尼斯)开始的这个或多或少带有积极意义的革命运动,先后在希腊、埃及、土耳其、巴西、英国、美国、加拿大和西班牙出现的,但现在这个运动的国际性活力正在日益减弱。香港的占据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来反映这一观点,该运动原来少数公开批评民主的声音,已经在最新的抗议活动中被淹没。民主和它的孪生兄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填补了由这一运动所留下的空间,这运动原本是唯一的延伸到工人阶级的可能性,而工人阶级却赋予了它生命的最后一吻。这项浪潮结束的另一个迹象,就是“革命”这一单词是怎样与“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被链接在一起的。革命就是由无数有意识的工人大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浩浩荡荡的行动事件。所谓‘占领’这种说法的积极因素,其实从来没有达到过任何目的,充其量只能说它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相反,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东西。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基辅发生的乌克兰“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工人阶级被动员起来后,却淹没在战争的硝烟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仍继续着叙利亚“革命”,他们就是由美国支持的匪帮-自由叙利亚军。甚至在今天,在叙利亚所有免费的野蛮行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他们的玫瑰色的放大镜,看到了民主社会在叙利亚库尔德运动中 “‘阿拉伯之春’的最好的榜样”。这些帝国主义战争的附属品,把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族主义思想的“民主自治”看作是一场“革命”。

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在无形中使无产阶级走向了被帝国主义战争、民族主义和民主与“革命”同化的道路。但任何抗议运动或罢工,对于工人阶级的教训总是不变的,即使只有极少数人会从中吸取教训:集会和议会向所有人开放; 自由讨论(正好与香港民主运动领袖形成对比); 扩展到其他工人和组织。占领运动可以被扑灭,但它却创建了一个积极的和国际性的时刻,只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以至于无法再往前走得更远。

Baboon,2014年10月29日

 

中国在1928年-1949年间: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一个环节

根据“官方的历史”记载,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于1949年。这个由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手导演的说法,既被 西方民主主义者,又被毛泽东思想崇拜者推崇的,所谓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只不过是最可怕的骗局的一部分。当然,在1919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 确实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它积极融入了当时的国际革命浪潮,并与其互相配合,震撼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然而,这场运动最后以一场对工 人阶级大屠杀而告终。其实,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鼓吹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建立一个变种的毛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而已。这场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帝国 主义冲突,在无产阶级革命于1928年失败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何种条件下产生的,并总结其主要教训。接着,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介绍在帝国主义冲突期间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并对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进行揭露。

第1部分

第三国际和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CI)的发展和运动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党,以它最大的努力,完全能够领导它的革命斗争。然而,这一在世界革命浪潮中产生的、在前期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巩固的政党组织,尽管有着来自党内左派的抵制(1),最后还是偏航演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事实上,面对革命的倒退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被隔离,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以下的选择产生了犹豫和动摇:即,对于未来不断上升的革命运动奠定基础的必要性,甚至还为了捍卫俄罗斯国家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俄罗斯革命的胜利成果,与民族资产阶级勾结,签署联盟协议。这些协议和联盟就是给国际无产阶级造成巨大混乱的来源,并加速了其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与其它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政策,导致了它的逐步退化,最终在1928年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所谓的“保卫在一国的社会主义”([2])。

 

随着工人阶级对共产国际的信任逐渐丧失,导致了共产国际日益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工具,想要建立一道防止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保护屏障,以支持东欧、中东和远东“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这项政策已被证明对国际工人阶级是具有灾难性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物质上支持土耳其、波斯、巴勒斯坦、阿富汗...还有中国的所谓“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就是这些资产阶级,他们在虚伪地接受苏联援助的的同时,他们不但没有断绝与本来应该去打倒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更没有切断与土地贵族的联系,他们却用俄罗斯所提供的武器来镇压工人的斗争,并摧毁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上,这一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可以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由列宁和罗伊,占有主导地位的论文主编)“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里找到理论根据。这论文在理论上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原则,它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性”和“反帝国主义性”区分开来,这将在政治道路上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性,而完全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了,甚至包括在那些“受压迫的国家”里:他们不仅与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各种关系,而且,还因为在俄罗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国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条反对一切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共同阵线。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颓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彻底结束的帘幕。

 

这篇论文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这个错误,但还是能够预料到,机会主义者在某些方面的滑坡,不幸的是在过后不久变得普遍性了。列宁在他的这篇论文中承认,在这个新时期里,“受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着某种默契,情形经常是这样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支持国家民族运动的同时,也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肩与革命运动作斗争”([3])。这就是为什么此论文号召共产主义组织,在组织上需要与资产阶级原则分明,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必须支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前提条件是,如果它们是在纯粹的共产主义政党 –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 组织和领导下,与资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作斗争...甚至在其初具雏形的阶段,始终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4])。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无条件可耻的支持,却显然忘却了这一切: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因为它们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们就要锻造一个能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同时又能独立地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共产主义政党。


1 在本文的框架内中,我们不能把共产国际的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以及反对其腐败性的斗争与在那个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区分开来。据我们所知,后者是唯一导致所有反对派,其中还包括意大利的左派,共同签署了宣言。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宣言’(发表于1930年9月12日,“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您推荐我们的宣传册的“意大利共产党左派”“荷兰左派”的相关系列文章。

2 这一腐败性与所谓革命国家的性质是一致的,最后导致重建一个斯大林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自:共产国际第九届代表大会宣言。

3 引自列宁于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国家委员会和殖民地的报告”。由 Pierre Broué所介绍和编译的“在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的摘录。

4 引自“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提纲和补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前四次国际代表大会”,1919-1923年,Ed. Maspéro 作。

 

1911年的“革命”和国民党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运动的发展,根本显示不了它所谓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即在资本主义进入颓废阶段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熄灭,转化成了对纯神秘化的国家和民主的理想。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只是一个保守和妥协的阶级,其政治运动的目标不是寻求完全清除贵族阶级或拒绝“帝国主义”,而只是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阵营。

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差异。因此,他们把做投机生意的资产阶级商人归属于贵族和“帝国主义”的盟友,而把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归属于“民族主义的”、“现代的”和“革命的”,但在现实中,这些差异并不明显。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派别之间联系紧密,或是由于生意交易的原因,或是由于家庭关系的原因,但总之,不管是资产阶级商人,还是工业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在不断寻求“军阀”、土地贵族,以及各列强政府的支持。

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已经完全腐烂,即将毁灭。这并不是任何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结果,而只是各大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肢解中国这个古老王朝所导致的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日益被有着各自强大武装的地方军阀所控制,他们随时准备着将领土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在其背后支持他们的大国列强。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感悟到了他们必须推翻和代替王朝的职责,既要统一国家,但又不能在某种意义上破坏生产的规则,因为在这生产规则中有着他们自己和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所以,更应该维护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人们所说的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开始于保守派军人的阴谋,它得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支持。军人政府在推翻了清朝皇帝后,宣布成立了武昌新政权。孙中山则在美国为组织募捐和寻求财政支持,后来作为新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两政府之间的谈判,并在几个星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即皇帝和孙中山共同引退,以换取一个统一的政府,由清王朝军统袁世凯担任元首,他是清王朝的一位真正的强硬人物。这一切说明了资产阶级可以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为交换,把他们的追求的“革命”和“反帝”搁置一旁。

1912年底,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的新组织-国民党成立。1913年,代表有产阶级的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然而,新的总统孙超远被谋杀。孙中山然后联合了一些从中南地区分裂出来的军阀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但后来败于北京的势力。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野心受了到地方军阀,也就是说各大列强的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的政治运动,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在1915年,一些省份分别“独立”,各地军阀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瓜分和分裂了这个国家。在北方,由日本支持的安福政府,与英国和美国支持的军阀所争抢的第一个地方是池里。在另一头,沙俄努力保护着蒙古。各种势力还在争抢着中国的南方。孙中山实现了与某些军阀形成新的联盟。当北京的强人死亡后,进一步加剧了各路军阀之间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洲结束了战争。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这被理论家们吹捧成一个“真正的反帝爱国运动”。事实上,这一由小资产阶级发起的运动,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帝国主义,而只是针对日本的:确实,日本曾在凡尔赛会议上成功地设法得到了中国的山东省(获胜的民主国家在会议期间瓜分了世界),这也就是中国学生所要反对的。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不把中国的领土让给日本,却正好符合另一个敌对势力的利益:即美国的利益,美国最后于1922年,终于成功地把山东省从日本的独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也就是说,无论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有激进的一面,但它却还是属于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范围。它也不可能会以其它的方式出现。

相反,应该指出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在不同的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在抗议活动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号,而且还喊出了阶级自身的要求。

欧洲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内军阀战争或大国列强之间瓜分中国的告终。由此,逐渐形成了两个政府的不稳定的对立局面:一个是以北京为首都的,吴佩孚为首的北方军阀政府,另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南方政府。根据官方历史记载,北方政府代表了贵族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而南方政府则代表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势力,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荒谬的骗局。

其实,孙中山和国民党一直得到各路军阀的支持:在1920年粤系军阀陈炯明占领了广东,请孙中山组建一个新政府。于1922年,孙中山跟随南方军阀首次北伐,打了败仗后,被免去公职。但于1923年,在军阀的支持下,他又回到了广东。在另一方面,有很多关于国民党与苏联结盟的传说。而在现实中,苏联与当时中国所有的政府都有着同盟关系,包括北方军阀政府。由于日本最终获取了中国北方,迫使苏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实,孙中山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向各帝国主义列强寻求帮助的游戏。比如在1925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他北上和谈途中,孙中山绕道日本,寻求日本对他政府的支持。

就是这个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商业、工业和知识界)融入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各路军阀游戏中的犯罪代表,还曾经被共产国际标榜为“同情者党派”。也就是这个党,必须日复一日地屈服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所谓“国民革命”的名义,对它来说,他们必须“扮演苦行僧”([1])。


1 抬水者的另一种说法”。鲍罗廷所常用的句子,1926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E.-Il.卡尔,“在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

 

“处在交叉路口”的中国共产党

根 据官方历史记载,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只是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附属产品。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其它西方“哲学”一起从欧洲引进到中国的,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只是那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其它文学、哲学和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有了这种思想,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最终在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运 动之间创建了一座桥梁,由此促进了共产党的形成,它有着特别重要的国家意义。事实上,在中国崛起的共产党 – 就像这时期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 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发展没有根本上的联系,而只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和1921年 之间,开始由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苏联崇拜者的小团体组成。就像许多其他党派一样,中国共产党直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诞生,它的成长和发展直接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俄罗斯和西欧的起义运动的翻版。因此,这个党从1921年的几十个政治活动家,在几年后就增长到一千名党员,在1925年的罢工浪潮中已经达到4,000名党员,在1927年的叛乱期间已经发展到近6万名之多。这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1919年至1927年 间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这时期大多数的党内积极分子是来自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数量上的增长并不表示一个党的强大。这种加速 录取党员的做法,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即形成一个坚实的组织结构、良好的锻炼,然后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现在只不过成了一个群众组织。但是,更 糟糕的是,从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采用了机会主义政策,使得中共累遭失败和挫折。

1922年年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中共推出了“与国民党形成反帝统一战线”的灾难性口号,共产党员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阶级的合作(从19221月的“东方人民会议”后,开始在亚洲蔓延开来)政策,是苏联和国民党之间展开的秘密谈判的结果。于19236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举通过了关于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本身也被允许作为同情者组织参加了于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全体会议,而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1926年,正当国民党在暗中忙着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最后一击的同时,莫斯科却还在宣扬自己的臭名昭著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国民党是一个“综合四个阶级的反帝国主义阵营”(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这 一政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有着最灾难性的后果。而共产党,作为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在自发浮躁地发展起来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中,没有展示出一种政治独立的 阶级特性,也无法直接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如工人委员会,在自己的政治斗争中,只是根据中共本身要求,把自己交给国民 党,也就是说,完全信任资产阶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服从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一部分成员的坚决抵制(就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潮流)。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斯内费力特,Henk Sneevliet, 荷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译者)​​提出的论点,即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中共必须服从的阶级阵营。在整个与国民党联合期间,在共 产党内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警告大家,即揭露蒋介石正在做反无产阶级的准备,例如,由苏联提供武器本来应该是用来武装工人和农民,而却被用来加强了蒋介石的军 队装备,正因为这些事实,所以,就像国民党为工人阶级设下了一个陷阱,作为最后的紧急出口:“中国革命有两条可能的途径:一条是无产阶级可以借鉴的,它可以使我们实现我们的革命目标,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途径,它在发展的半途中背叛革命”。([1]

然 而,事实证明,一个年轻而缺乏斗争经验的党,在执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指令后,它是不可能获胜的,而只能名正言顺的失败了。其结果是,正当无产阶 级和国民党一起与有产阶级斗争时,国民党却在暗中准备从背后刺杀它的盟友:工人阶级是无法制止这一切发生的,因为他们的党没有预先警告他们。如果说,中国 革命胜利的机会不大的话 – 那么,从世界革命的范围来看,德国的无产阶级作为国际革命的脊柱,早在1919年就被打败 - 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加速了整个失败的进程。


1 陈独秀;引自他1929“给所有中国共产党员的信”“中国问题”摘要...同上。

 

工人阶级的崛起

毛泽东主义者为了证明从1927年起把革命运动转向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借口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太弱。虽然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相比,确实数量极少(当时的比例大概是2100),但是,其政治影响力却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衡量。

一方面,已经有大约2百万城市工人高度集中在长江流域的沿海城市上海和武汉工业区(即三联市汉口、武昌和汉阳)和广东香港联合体,以及云南省煤矿(这还不包括住在城市里的1千万几乎是无产阶级的工匠)。这个高度集中的群体给工人阶级一个非凡的力量,使其有可能瘫痪和占领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命脉。此外,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省)的农民与工人有着密切联系,事实上,他们即能给工业城市提供劳动力,同时,也组成了一股城市无产阶级的额外力量。

起初,由于中国当时绝大多数工厂是外国人开的,所以当时的工人罢工运动多少有着“反外国人”的色彩,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想利用它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然而,随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其全面性反对资产阶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阶级斗争性质越来越鲜明。从1919年开始,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增加,尽管受到镇压(经常会有工人被斩首或被扔进机车锅炉烧死)。1921年年中,湖南纺织业爆发了罢工。1922年初,香港的水手连续罢工三个月,直到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1923年初的头几个月里爆发的一百多起罢工运动中,参加的工人超过30万,在2月份的罢工浪潮中,军阀吴佩孚下令镇压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杀死35名工人,并有很多人受伤。19246月广州 - 香港爆发的总罢工,持续了3个月之久。19252月,上海的棉花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就是将要开始的1925年夏天的覆盖整个中国巨大罢工浪潮的序幕。

 

5月30日的运动

1925年,俄罗斯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广州政府。自1923年以来,苏联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就已经公开,蒋介石派了一个国民党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同时,一个国际代表团给国民党立了章程,并确认了其组织和军事结构。国民党在其1924年的第一次正式国会上通过批准了这一联盟,同年5月,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苏联提供了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事实上,这是俄罗斯政府为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集团组建的一支直到那时还不存在的现代化军队。19253月,孙中山赴北京(苏联也始终保持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试图建立一个使国家统一的联盟,但在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前,就因病去世了。

正是在这种田园诗般美好的联盟背景下产生的工人阶级的运动,以它所有的力量,提醒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阶级斗争的存在。

1925年初,骚乱和罢工浪潮四起。在530日,上海的英国警方向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开了火:12名示威者被打死。这就像导火线一样,引发了上海的总罢工,并迅速蔓延扩大到全国主要的商业贸易港口。 619日在广州也爆发了总罢工。四天后,沙面(广州附近)英租界的英军向另一个示威游行的队伍开了火。作为对此的抗议,香港工人举行了罢工。此抗议运动一直蔓延到遥远的北京,730日,举行了有20万工人参加的示威,再加上广东省爆发的农民骚动,为这次抗议行动助威。

在上海的罢工持续了3个月之久,在省港的罢工抵制运动一直持续到次年的10月份。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成立了工人武装。数千名工人聚集到了共产党的行列。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种能够真正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尽管事实上530日运动有着巩固和扩大广州政府的直接结果,但同时也唤醒了国民党政府内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阶级本能性,他们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对罢工者采取“放纵”姿态,因为他们的性质主要是反对外国工厂和外国租界的斗争。1925年夏天罢工运动,带有反资产阶级的性质,甚至不“尊重”民族资本家。因此,以国民党为首的民族资本家和“革命者”(在各列强势力和苏联的盲目支持下),对他们阶级的死敌: 无产阶级,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蒋介石的政变和北伐

在192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26年初的几个月之间,发生了历史学家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两极分化”,即根据他们的理论,资产阶级将分裂为两个派系,一部分资产阶级仍然忠于民族主义,另一部分则改变方向与帝国主义联盟。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最彻底的“反帝”的资产阶级派系,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从未停止过。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来看,这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派系斗争,而他们是在准备着针对工人阶级的阴谋,即在国民党内清除异己因素(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忠于苏联的将军)。因此,国民党感到自己具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摘下了它“阶级阵营”的假面具,并露出了它的原型:资产阶级的政党。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骚扰。这就是蒋介石举行政变的前奏曲的继续,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开始,并使其成为国民党的强硬人物。3月20日,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宣布了广州戒严,关闭了当地工人组织的活动场所,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内所有担任高级职位的共产党人被清除出去。

 

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首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国民党的行径仍然是“盲目地”支持,不管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坚决反对,还是下令保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党员们隐瞒事实真相([1])。使得蒋介石更加放肆地要求苏联对他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提供军事援助。

 

就像许多其它的资产阶级运动一样,北伐在官方的历史上一直被错误地标榜为“革命的事件”,作为一种“革命”政权的拓展和统一中国的尝试。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意图根本就没有这么利他主义的。他的最大梦想(面对于其他军阀而言),就是从列强手里夺取上海港口和上海港富裕的海关的管理权。要做到这一点,他使尽其敲诈勒索的拿手好戏:遏制和出卖工人运动的能力。

 

从国民党一开始北伐,就马上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宣布了戒严令。因此,正当北方的工人为踊跃支持国民党军队做准备的同时,国民党却在南方正式禁止了工人罢工。9月份,一支国民党左派力量的部队占领了汉口,但蒋介石拒绝支持他们,却去了南昌扎营。 10月,命令共产党减慢在南方的农民运动,并下令军队干涉省港的罢工抵制运动。以上这些事实,就给那些大国列强(首先是英国)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即国民党的北伐没有任何反帝的意图,所以不久后,他们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秘密谈判。

1926年底,处在长江流域的工业地区形势动荡。10月份(刚刚加入国民党的)军阀夏超挺进上海,但他却在离上海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停滞不前,故意让由孙传芳指挥下的北方“敌”军首先进城,从而扼杀了一起即将发生的上海起义。在1927年1月,工人自发地占领了英国人在(在三联市武汉)汉口和九江的工厂。然而,国民党军队(就像所有的反动武装一样)却故意放慢了其进军速度,让地方军阀赢得时间来镇压工农运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发动了追缴共产党和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就这个背景下,引发了上海起义运动。

1 蒋介石在几个星期前被共产国际任命为荣誉党员,国民党被称为共产国际的“支持者党”。即使政变后,俄国军事顾问拒绝给南方的工人和农民提供5000支步枪,而把那些武器保留给蒋介石的军队。

 

上海起义

上海起义是十年来工人阶级持续斗争的最高潮点。它也是中国革命所达到的最高点。然而,这一成熟的条件,却使工人阶级的处境似乎更糟糕。共产党被国民党捆住了手脚、肢解脱臼、追缴围攻、支离破碎。工人阶级被所谓的“四个阶级联盟”是他们斗争的中心组织的谎言所欺骗([1])。就在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的大炮正对着上海,国民党军队本身也打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逼近上海,但其真正目的是来镇压工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和英雄主义才可以解释面对这一艰难局势的能力,即使只坚持了几天,但这个城市毕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心脏。

在1927年2月,国民党重新向前推进。18日,国民党的军队到了离上海60公里的嘉兴。这时,在孙传芳即将战败前,上海爆发了总罢工:“......上海发生在219日至24日之间的无产阶级运动,客观上构成了上海无产阶级的维权运动的企图。孙传芳在浙江战败的新闻一传开,上海的气氛马上变得火热,立即爆发了由30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随即转变成不可抗拒的武装暴动,但由于缺乏领导,迅速被化为乌有... ”([2])。

对于在上海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使得共产党措手不及,并犹豫地喊出了发动起义的口号。20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暂停进攻上海。这就给了孙传芳的军队一个暗示,在镇压中军阀杀害了几十名工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蒋介石进行了巧妙的操作,制止了有关他与右派和列强势力串通结盟,以及其反工人运动的传闻,使其避免了被解除军队的指挥权。

最后,1927年3月21日是起义爆发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天的总罢工几乎涉及到上海所有的80万名工人。“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参加了罢工,再加上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杂货商和工匠等)(...)只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整个警察部队的被解除了武装。下午两点钟,起义者已经拥有了大约1500支枪。紧接着,起义部队包围了政府的主要建筑物。在闸北的工人区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在起义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敌人(约3000名士兵)终于败下阵来。一旦围墙被攻破,整个上海(除了租界和国际区域除外)落入了起义者的手中”([3])。这次个行动是继俄罗斯革命和德国起义,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后,又一次震撼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她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但是,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已经启动,无产阶级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


1 人们谈论有关工会组织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期间,工会确实随着罢工运动的发展而出现和发展。然而,他们并不试图不断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他们的政策一味附属于国民党(包括那些受中共影响的工会)。上海运动的目标只是为国民党军队打开上海的大门。1927年12月,国民党的工会甚至还参与了镇压工人。工会作为唯一的群众团体,不但没给工人带来好处,反而显示了他们的弱点。

2 共产国际驻中国使团的三名成员于1927年3月17日发自上海的函件。摘自“中国问题”,同上。

3 纽伯格,“起义军”。这本书写于1929年左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书中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几件有信息价值的事件。然而,它往往把起义看作叛乱,斯大林主义者作出了很大的道歉。另一方面,人们不应该对上海起义的尝试感到惊讶,尽管其规模和血腥崩溃的结局,无论是在历史书籍里 – 还是在毛派著作中,不管他们是“亲西方派”还是“亲毛派”,都几乎没有被提到(或没有被完全遮掩住)。因为,只有在掩盖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维护神话,这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

 

“革命”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屠杀

工人占领上海...只是为了给“革命”的国民党军队打开上海的大门。蒋介石的军队刚在上海驻扎完毕,就与上海的投机资产阶级和黑手党达成协议,开始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阴谋计划。并公开与列强和北方军阀的代表进行接触。4月6日,张作霖(与蒋介石合谋)攻打了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并逮捕和杀害了多名共产党活动家。

4月12日,在上海爆发了由蒋介石一手准备的大规模血腥镇压。一直扮演着破坏罢工并带流氓无产阶级性质角色的秘密社团,被派往对付工人。一直自称是工人“盟友”的国民党军队,直接解除了无产阶级民兵的武装,并逮捕了他们。第二天,无产阶级试图作出反应,发起罢工,但示威者的队伍得到部队的拦截,造成许多人员伤亡。随即,在上海实行了戒严令,禁止了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几天内,5000名工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类似的袭击和暗杀持续了数月。

同时,在一次联合行动中,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另一起大屠杀,又杀害了数千名工人。

无产阶级革命就此淹死在上海和广州工人的血泊中,只有武汉的工人阶级仍然脆弱地抵抗着。同样,又一次在国民党内,尤其是国民党的左翼,摘下了他们“革命”的面具,并在7月参加了蒋介石镇压队伍的行列。就此,军队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村省份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破坏性的大屠杀。他们一共在全中国范围内杀害了几十万工人。

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试图掩饰自己阶级合作的邪恶和犯罪性政策,极力推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机关,尤其是曾径极力反对这项政策的(陈独秀)所应负的责任。不仅如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下令,要求已经被削弱和士气低落的中国共产党从事所谓类似“广州起义”的冒险政策。这种荒谬的企图搞政变的“计划”,虽然没有被广州的无产阶级所采纳,却导致了无产阶级得到更多的镇压。这在未来的40年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实质上的结束。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一个谴责不断上升的斯大林主义派别,这是一个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在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的起源”。 这一即困惑又迟到的反对第三国际退化的反对派潮流,虽然仍然谴责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 -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屈服,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 但从来没有能够摆脱第二届共产国际大会在民族问题论文的错误论点。这就使他们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历史讽刺因素的是,托洛茨基自上世纪30年代起,支持中国反帝斗争的新阵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走到了反革命的阵营([1])。无论以何种方式称呼,从此以后,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多年以后,毛泽东被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派代理人”,对此,有些国际共产主义者反对他的反革命政策)。

至于中国共产党,几乎被彻底摧毁,近2万5千党员被国民党杀害,还有其他党员被监禁或迫害。毫无疑问,还有一部分共产党的幸存者,以及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支队,逃到了农村避难。然而,这种​​地域性的转移,相对的有着一个更深的政治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党采用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它的社会基础 – 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保持其数量为代价,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的主题。

最后,让我们总结几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

* 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性的自封,就在1927年对无产阶级大屠杀期间也一样。自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直表明它能够与贵族阶级分享权力、与军阀可以结盟、向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屈服。他们的民主、“反帝”,甚至对“革命”的诉求,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反动利益的面具;一旦无产阶级对他们开始构成威胁时,他们的真面目就会暴露无疑。在资本主义的颓废时期,那些小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列强大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的反动,一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 1919年至1927年间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只能纯粹以一国之情来进行分析。这正处在20世纪初,正处在世界革命浪潮震撼整个资本主义的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其本身的力量发动了中国的工人运动,而在当时,国际无产阶级还被认为是相当脆弱的,还不能自发地占领大城市,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则显示了工人阶级能够打倒资产阶级的潜力,即使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清醒的意识和革命组织的领导。

无产阶级不能与任何一个派系的资产阶级结盟。相反,它可以引导城乡小资产阶级(就像上海起义和广东农民运动一样)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但是,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决不能以任何“阵线”的名义,与任何其它党派进行合并,而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

要赢得胜利,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在决定性时刻能够指路的政党,以及一个统一的工人委员会组织。它必须坚定原则,积累战斗经验,在下一次国际革命浪潮爆发之前,加入国际共产党组织。这个党必须能够始终抵御那些不惜牺牲革命前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机会主义。

作者:莱昂纳多/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1995年第二季度。


1 更充分了解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的立场,您可以阅读我们的宣传册:“反工人阶级的托洛茨基主义”。

 

第2部分

在这篇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我们回顾总结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历史经验。1927年3月21日在上海发生的无产阶级起义,既是1919年辛亥革命以来 工人阶级的伟大运动又一次高潮,又是1917年以来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一次爆发。然而,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联军(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再加上一直在腐败过程中的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撮合下,成功地彻头彻尾地摧毁了这一运动。

随后发生的事件与无产阶级革命也毫无关系。官方历史所说的“中国人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不同资产阶级派系之间对争抢国家控制权斗争的延续,其中每个派系的背后代表着某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附加“热区”,这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肃清无产阶级的政党

根据官方的历史记载,1928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生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因为在那年创建了“红军”,并开始了以动员农民为基础的“新战略”,以此形成了的“人民革命”的“支柱”。这确实是中共决定性的一年,但真正的历史意义却绝对不限于此。1928年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工具被肃清了。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是对于正确理解中国从此之后演进的基础。

一方面,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失败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近2万5千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还有数以万计的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或迫害。这些革命活动家曾是过去几年聚集在几个大城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但由于单一的工人委员会形式的组织错误。从此,人们不仅再也看不到工人踊跃加入这个党的浪潮,甚至其社会构成和政治原则也将彻底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们稍后所要谈到的。

因为,肃清共产党不仅是对共产党人“物理性”的清除,而更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疯狂镇压,恰逢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抗拒的上升的时代。这些因素同时发生的巧合,大大诱发和助长了多年来一直埋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种子,随后造成了毁灭性的退化过程。

在1927年8月至12月之间,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冒险、混乱,甚至绝望的行动,其中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秋收起义”(几千农民在共产党有影响的一些地区举行了起义),一支国民党军队在南昌叛变起义,即“南昌起义”(包括一些共产党人的内应),最后,于12月11日至14日,所谓的广州“起义”,这在现实中只不过是一个企图暴动的计划,根本没有得到城市的整个无产阶级的支持,最后又一次在大屠杀的血泊中结束。所有这些惨败的冒险行动,得益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并加速了共产党的分散,并丧失士气和信心,这意味着动荡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失败。

这些冒险的尝试一直受到以下因素的鼓舞,即斯大林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以斯大林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兴起”为理论依据,虽然这些失败随后被通过肮脏的手腕用作驱逐曾近反对过他们的人的理由。

1928年是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胜利的一年。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抛弃托洛茨基主义”,是加入共产党的前提条件,最后,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放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最终给共产国际划上了句号。正是在此背景下,在苏联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这个党正式把斯大林“官方”化,并决定准备任用一批铁杆斯大林派的年轻领袖;从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成为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属下的工具。这个“归国留学生”集团计划在两年后,于193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红军”和新“军阀”

斯大林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退化表现。1927年下半年一系列冒险行动的失败,也导致了一些曾参与冒险的行动支队,逃到了政府军无法到达的边远地区。这些行动支队开始与军队的各支队会合,他们之间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曾给予无产阶级不能妥协的具体证据。只是,他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期间,他的职位只是一个二等行政秘书,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旦联盟破裂,他就逃到了他的故乡湖南地区,在那里他根据斯大林的指令领导了“农民的秋收起义”。这次冒险行动灾难性的结局,迫使他带着数百名农民不得不进一步撤退至井冈山山脉。为了能够在那里站住脚根,他与当地的土匪签订了一份合约,并教他们打仗的方法。然后,他的支队终于与一支由朱德带领的国民党部队会合,这支国

民党的部队也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往深山老林的。

据官方历史的记载,毛泽东率领的那支部队就是所谓在“红色根据地”(由中共控制的地区)的“红军”或“人民军队”的起源。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发明”了“正确的战略思想”。事实上,毛泽东的支队只是当时分散在其它六、七个地区里类似的支队之一。所有的支队都采取从农民中招集兵源的政策,并进攻和占领了一些地区,甚至还成功地抵制了国民党好几年的围剿,一直坚持到1934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的机会主义与某些国民党派系(民族资产阶级的官方人士),甚至还有些从农民阶级分解出来的土匪雇佣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事实上,发生在历史舞台上的从城市到农村的地理上的转移,不单是一个战略上的改变,它却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改造。

根据毛派历史学家,“红军”事实上是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军队。但这支军队的领导人肯定不是工人阶级,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混入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中共活动家,这些国民党军官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前景从来没有坚定的信心(最终,他们在运动失败后彻底抛弃了斗争的信心)。这批人后来与新来到农村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师和大学生组合,形成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对农民的“教师”队伍。

社会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被中国当时社会抛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那些即在地方政府中找不到位置,又不可能在封闭的蒋介石中央政府中谋取官职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所以,“红军”领导人就把斯大林主义和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当作了一种“良药”。充满无产阶级句子的伪马克思主义语言,经过轻微加以装饰,以掩盖其真正的目标:即在一个“朋友”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来取代蒋介石“独裁”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这资本主义衰落的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冲突中,这就成为新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红军”的思想指导总方针。

中国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吗?

然而,事实是,“红军”绝大多数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这事实(这个党仍然继续自称“共产主义”)是创造“中国人民革命”神话的基础。

实际上是从1920年代下半部分开始,中共党内(尤其是那些怀疑工人阶级的人)出现了肯定中国农民革命的阶级特性的理论。例如,你可以阅读“伟大的农民群众英勇奋起,来履行其历史使命......摧毁农村封建势力”([1])。换句话说,一些人认为,农民是一个历史性的阶级,它有能力独立于其它阶级去完成其革命目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退化变质,这些所谓的理论发展得更远,即在革命斗争中用农民来代替所有的无产阶级。([2])

借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来证明中国农民有着革命的“传统”(为了不谈“意识”)。可事实上向我们展示的农民运动历史,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农民恰恰缺少一种历史性的革命计划,就像马克思主义所展示了一千次一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顶多可以为资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但在资本主义腐朽阶段,贫困农民的革命只有以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而战斗,否则,他们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太平天国起义(于1850年爆发中国最主要和最“纯粹”的反对满清王朝的农民运动,失败于1864年)展示了农民起义运动的限制性。太平起义者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神的国度,即一个社会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在这天国里有一个合法的君主(真神的儿子),他是这个社会所有财富的托管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确认了私有财产是人类所有弊病的根源,那么,这种意识就不可能,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作为未来社会的可行模式,却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失去的田园诗般的王国。在开始的几年里,已经进入中国的各国列强,放任太平军发展,他们利用太平军来削弱满清王朝的力量,以致叛乱蔓延整个王国,但这时农民却无法组建一个中央政府,并管理土地。这个农民运动于1856年达到了最高潮,在企图攻打帝国的首都北京时,宣告失败。就此,这场农民运动的火焰开始熄灭,这时,上述的帝国主义列强与满清王朝合作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起义者的镇压行动。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削弱了满清王朝,但它只是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诸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打开了大门。农民运动为资产阶级准备了丰盛的宴会。([3])

多年以后,于1898年,爆发了另一起规模相对要小一点的起源于反清朝政府和外国势力的‘义和团(原称义和拳)’运动。然而,随着慈禧太后成功地利用义和团参加了其自己反外国人的战争,标志着这项独立的农民运动的分解和结束。随着20世纪初清王朝的解体和中国的分裂,许多贫困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了当地军阀的职业军队。最后,原来传统的保护农民的秘密社团,变成了为资本家服务的黑手党,在城市,他们的任务是控制工人,并作为罢工的破坏者。

从中国南方沸腾的农民运动的角度对农民革命性质进行理论研究显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些理论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沸腾的复兴完全是大型工业城市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只有来自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是解放农民的唯一希望和可能。

但是,“红军”的建立,其实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关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红军与革命起义时期所成立的革命的民兵也毫无关系。毫无疑问,农民参加“红军”,完全是由于他们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的艰难的生活条件、或是希望获得一片土地或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或是把当兵作为一种谋生的途径。所有这些完全相同的理由,也同样把中国当时的农民推向任何其它军阀​的军队。

由此,“红军”首先命令部队停止在其所征服的地区进行洗劫。“红军”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军队,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发生在1930年的事实,当红军占领了重要的城市长沙后,只能在城里坚持了几天,因为长沙市的工人对红军虽然不敌视,但却很冷淡,并拒绝了支持新的“造反”的呼吁。

红军和传统军阀两个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前者却是为了在这一江山争抢一席之地,并给予农民诸多的希望,这就赋予了红军拥有更多的活力和进攻性,在与出价最高的帝国主义者签定联盟和出卖自己时,显得更灵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工人阶级在1927年的失败,并不把农民推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把他们扔进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的风暴之中,在这其中,他们所扮演的只不过是炮灰的角色而已。

1 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著作。

2 艾萨克·德切尔几年后也作出了这样的荒谬结论,他认为,既然城市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以去农村领导共产党,那就可以让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代替无产阶级(毛泽东主义的起源与展望。中国文化大革命)。

3 缺乏可行的历史性计划,是农民运动的特性标志之一(例如,德国16世纪的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他们的理想始终保持在乌托邦似的幻想,只是为了寻回永久丢失而无可挽回的情形。虽然农民军队能够较大程度上摧毁大规模的财产,但他们从来没有能够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他们的革命尽头只是为资产阶级铺平了道路。

 

帝国主义的冲突

无产阶级一旦被踩平,国民党在一段时期里即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权力机构,也是唯一能够保障国家统一、或与地方军阀战斗或与地方军阀结盟的军事力量,同时它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利益纠纷的赌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自1911年以来,躲在各种冲突背后的帝国主义各大列强一直努力组建一个国民政府。而30年代初,在许多方面却改变了它们之间的权力平衡。

一方面,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推出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政策。即“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这项策略涉及在俄国的周围创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起到卫星国的保护作用。这就是中国从1928年起所组建的“红色根据地”,完成了斯大林对一个光明未来的预测,特别是通过与国民党政府寻求结盟。

另一方面,美国随着他们经济的不断增长,独家主宰太平洋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的愿望越来越大,并想取代法国和英国在其前殖民地的统治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首先阻止日本的扩张梦想。很明显,自20世纪初以来,太平洋对美国和日本来说显得太窄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实际上已发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十年前,在控制中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中就已经开始了。

最终是日本首先在中国发起了帝国主义冲突,因为所有在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最需要市场、第一生产资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它于1931年9月占领了满洲国,于1932年1月入侵中国北方各省,在“预防性”的轰炸了上海的工人区后,在上海建立一个滩头前哨阵地。日本还成功地联合了一些地方军阀,并开始建立了所谓的“傀儡政权”。此外,蒋介石只是表面上抵抗日本的入侵,而实际上已经与日本开始谈判。就在那时美国和苏联却居然在各自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促他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然而,美国的反应则较为平静,因为他们希望日本在中国被陷进一个漫长而劳累的战争中,这也就是随后所发生的事实。而斯大林则在1932年命令“红色根据地”向日本宣战,同时又与对“红色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蒋介石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1933年,毛泽东和方志敏与几位不满蒋介石亲日政策的国民党将领提出了一个抗日联盟,但“归国留学生”却表示“反对”并拒绝了这个联盟 ...为的是不希望削弱苏联和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一事件表明,中共完全加入了资产阶级联盟之间的争斗游戏之中,尽管斯大林当时只是把“红军”作为“施加压力”的筹码,但最终还是把赌注放在与蒋介石保持一个持久同盟的这一头。

走向帝国主义战争的 “长征”

正是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驻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游击根据地”的各“红军”支队于1934年的夏天开始向西北部偏远的远离国民党控制的陕西乡村地区转移。这次“长征”被官方历史称为“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最重要,并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事件。充满了英雄事迹的历史书籍,叙述了这些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通过沼泽河流等惊险离奇的经过...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很快就会发现在这背后肮脏的资产阶级利益。

长征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要在这场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暗中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招聘更多的农民。事实上,博古(斯大林主义的“归国留学生”)曾问及提高“红军”部队对抗日军的可能性。历史书指出,走出江西南部“苏维埃地区”,是难以忍受国民党围剿的结果,但他们自己的解释却是很暧昧的,“红军”部队的转移,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命令其战斗形式改为游击战的战术变化,而多年来,则一直采取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火的战术。这些军事冲突造成了游击区“安全”保护边界被突破,只能被迫放弃,但这一点都不是“归国留学生”的“严重错误”(后来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了指控,虽然他曾亲自参与了这一战略):相反,它是斯大林主义者成功的目标,他们希望这支农民武装放弃他们曾近如此热诚地保卫过的土地,长征北上,集结会合,组成一支正规军,准备着一场大战。

历史书也试图给“长征”做一个社会运动或阶级斗争的定性。根据宣传资料,“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甚至还给农民分配了土地。这些行动的目的其实只是利用这些农民来保护“红军”的后续部队。从长征开始时,生活在“红色根据地”的平民百姓被用来掩护军队的撤退。这种战术曾被历史学家称赞为巧思,这种让平民百姓作为活靶子或挡箭牌,以妇女、老人和儿童的生命来掩护正规军队的军事行动,绝对是剥削阶级军队的行为,根本没有什么英雄主义可谈。

长征之路不是阶级斗争的道路,正相反,它是一条与那些奇迹般地成为“爱国者”的“反动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者”妥协的道路。1935年8月1日,当长征的队伍到达四川时,中共发起了全中国各阶级联合起来,把日本赶出中国的呼吁。换句话说,中共要求所有工人放弃阶级斗争,与剥削他们的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在后者所发起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这项呼吁其实是与此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提前版本,该决议推出的著名口号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即斯大林化的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成为把工人阶级送进第二次世界性帝国主义大屠宰场进行屠宰的最好机器。

毛泽东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位于中国西北方的陕西省),长征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潮。多年以后,毛泽东主义者把长征只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的成就。官方的历史更是为这段历史保持沉默,事实是,毛泽东只是领导了一个“红色根据地”,而且这个根据地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再说,跟着他从江西出发的9万红军到达延安时,只剩下可悲的7千人了,因为,他们中有数万人死于长征途中(大部分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其余的死于国民党的围剿),还有数千人由于领导层的分裂留在了四川。直到1936年底,当来自云南和四川的“红军”大部队到达延安后,长征才终于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

在1936年,中共通过努力召集农民,又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爱国学生的增援,这些学生在1935年底参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浪潮般地涌到了农村([1])。当然,这不应该说是学生成为共产主义者了,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所认可的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阶级利益。

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于抗日并不是一致的​​。这是根据每个派系与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定的。就像我们可以验证的一样,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蒋介石大元帅并没有选择与日本正面宣战,而是观察等待着列强之间的争斗是否有一个明朗的结果,才表示自己倾向哪一方。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将军们也同样的分裂。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爆发了著名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国民党的抗日将军)和杨虎城(西安督军),他们与中共的关系甚好,逮捕了蒋介石并审判其为叛国罪。然而,斯大林立即下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而且还要让他的军队加入人民阵线。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换句话说就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美国代表宋子文等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由此,终于迫使中国最强大的垄断和腐败者蒋介石走向了美国和苏联的一边(临时抗日联盟),这就是他能继续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代价,包括共产党和“红军”(由他改编成八路军)都由他指挥。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了蒋介石的政府,而苏联和美国则在军事上给予蒋介石伸出援助之手。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蒋介石的复仇记中,囚禁了前者,并杀害了后者。

就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签署了新的联盟协议。中共只有通过最怪诞的思想扭曲和赤贫宣传,才可以说服工人,并证明与蒋介石所签署的联盟协议的必要性,可就是这个屠夫曾在1927年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并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共产党员。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38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一直是对立交战的。这使得官方的历史学家有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的推论,即与国民党的联盟协定,很可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术策略而已。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撇开该协议的成功或失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缺乏两种力量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冲突;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能与20年代的中共相比,已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并成为帝国主义屠宰号召农民的冠军。


1 应该提出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学不同于当今大众性的大学,可以允许几个工人的儿子进大学。而那时的大学生只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的孩子,还有很多是知识分子的孩子...随着中国的崩溃,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收入下降,并在当时就可以预料由于日本的入侵所会导致的灾难”(Enrica Colloti Pischel: 中国革命,第二卷)。

 

“评论”:在夜间闪现的反革命微光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意味着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在反革命浪潮中只有极少数革命团体幸存下来,就好比共产党左派。正如荷兰国际共产主义小组或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小组在法国杂志“评论”上发表文章预料并揭露的那样,在中国打的即不是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更不是一场“革命”战争,而只是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日本,美国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之争。抗日战争,以及西班牙战争或其它地区冲突,只是用来遮掩第二届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序幕。相反,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在1928年成立时也谴责过斯大林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个左倾“反对派”,由于他们对历史进程分析的错误判断,使他们看不到在每一个新的区域帝国主义冲突中存在的革命新机遇,总之,他们看不到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而认为中日战争是“进步”的,是迈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重要的一步。1937年底,托洛茨基无耻地宣称,“如果说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征服者的战争...所有的工人组织,以及中国的一切进步力量,不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政治独立性,不管他们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如何在这场解放战争中各尽自己的职责”([1]),托洛茨基完全敞开了大门招聘工人,让他们为他们的政府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托派主义者为资本主义军队招募士兵充当炮灰。然而,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在分析中国时,完全能够牢牢把握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对于中国的立场,构成与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关系决裂的关键点之一。这是划分区别的一条边界线。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称,“共产党人在面对中国、西班牙和当前国际时事的立场,只能确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绝对消除无产阶级内部所有的作用力,说服和阻止无产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大屠杀。”([2])“(...)所有的问题是确定哪个阶级领导这场战争,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中国资产阶级在领导这场战争,不论它是攻击者或被攻击者,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为了革命和日本的失败而战”([3])同样,国际共产主义左派比利时支部(在“评论”杂志上)写道:“斯大林主义者站在蒋介石和广东的刽子手一边,打着“独立战争”的旗帜疯狂屠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他们与“国民阵线”彻底决裂,与日本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继续与国民党及其它所有盟友的战斗,作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政党,才可以把他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4])共产主义左翼团体坚定的声音,并没有被一个因失利而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所接受,他们还是参加了这场世界性的大屠杀。然而,这些团体所代表的分析方法和立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存在和不断深化,并为老一代革命者(经历了本世纪初无产阶级造反起义的浪潮)和新一代革命者(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动荡)架起了一座桥梁。


1工人斗争” 第37期,1937年至1938年,引自杂志“评论”第46期,1938年1月。

2 法国杂志“评论”,1937年11月第45期。

3 法国杂志“评论”,1938年1月第46期。

4 1937年11月第8期,“共产主义”

 

1937年至1949年间:苏联还是美国?

就像我们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于1945年以日本和它的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场失败使得各国列强对中国彻底放弃。但二战的结束并不标志着帝国主义对抗的结束。随即,持续了40年之久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抗争,一直是这个世界处于第三次或是最后的世界大战的边缘。而且即使日军撤出,中国已经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场。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篇文章中来论述这场中日战争的沧桑,而是要试着揭开所谓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神秘面纱。并对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和1945年之间所采取的政策,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要对“红军”从1936年至1945年之间在占领地区的迅速扩张作一个解释。正如我们所说的,蒋介石并不赞成正面与日本​​军队交战,所以,他的部队在与日军接触后,就马上撤退。而日军很快地占领大片中国领土,但却没有能力在占领区域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不得不被迫留在主要城市内。这导致了两种现象的出现:首先,造成了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分裂,从而导致他们要么与日本人合作,建立所谓的“傀儡政府”,要么与“红军”合作,共同“抵抗入侵”;其次,是中共巧妙地利用了由于日军侵华,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真空,在那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行政管理机构,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一个“民主政府”的“新类型”。这个“新颖性”并没有说错,因为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政党历史上第一次由不同阶级合作的政府([1]),试图保持剥削关系,并嫉妒地守护着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是,根本没有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时苛捐杂税满天飞,只要稍微给农民减掉一些税(这么小的税费减少,大地主和资本家都赞成),这已经足够使农民支持这个中共政府,并加入“红军”的队伍。与这个“新政府机构”平行,中共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称之为“三个三分之一”阶级合作的政府,(在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农民之间),即三分之一的位置由“共产党”占据,三分之一是农民组织的成员,由大地主和资本家占有最后的三分之一。在此,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有必要对这种最荒谬的意识形态的扭曲风格向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解释”这种“新型”政府。

其次,中共政策的第二个需要指出的,也是鲜为人知的方面,是因为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是毛派还是亲美的历史学家都喜欢用晦涩难懂的理论来掩盖事实。由于苏联参加了欧洲战争,阻碍了它在这几年中有效地“援助”中共,蒋介石政府于1938年以后一直等待着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战争的结果([2]),以及美国于1941年参与太平洋战争的结果,这些事件有着足够的份量使得中共倒向美国的一边。

从1944年起,美国政府在红色根据地延安设立了一个使团,其使命是考察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对于这个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集团,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将是这场战争的大赢家,所以计划投入美国的保护伞下。美国使团负责人之一约翰·塞儿维斯([3])在关于对中共领导人的报告中强调说:

- 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大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从而更多的为建立一个西式的“民主”制度进行研究,甚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内战,愿意与蒋介石组建联合政府;

- 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花上一段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如果那遥远的一天终于来到,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将是逐步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暴力强制而建立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一个对于外资“敞开大门”,主要是来自美国资本市场的长期政策的国家政府;

- 考虑到苏联的弱点和腐败的蒋介石亲日倾向,中国共产党希望从美国得到政治、财政和军事的援助。为了获得这些援助,中共甚至愿意改变自己的名字(就像曾近改变了“红军”的名字一样)。

美国使团的成员给他们的政府强调指出,未来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但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作出使用“共产主义”政府的决定。最后,在一年后,当日本于1945年撤出中国,苏联马上入侵中国北方,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只能暂时加入苏联的阵营。

***

在1946年至1949年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少国民党将领带着自己的部队和武器投诚于“人民解放军”的阵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增强自己的四个时期。即工人阶级惨遭屠杀的1928年年底,起源于1935年的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最后,导致国民党的崩溃。那些“老资本家”(除了直接与蒋介石结盟的宋氏家族以外)纷纷投向中国共产党,并与从战争中产生的“新”资产阶级混在一起。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所谓的“红军”,夺取了政权,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这实际上与共产主义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台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是完全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是完全对立于无产阶级的。新建立的政府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变种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已。苏联对中国的控制仅持续了十几年,最后以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而告终。自1960年以来,中国试图成为“独立自强”的大国,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企图创建一个“第三阵营”,但从1970年起,不得不决定永久地投靠到以美国为首的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阵营中。以俄罗斯人为首的许多历史学家,谴责毛泽东犯了叛国罪。共产党人都清楚地知道,毛泽东转向美国,并不是毛泽东的背叛,而只是他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作者:莱昂纳多/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84期,1996年第一季度。

(第三部分,也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的兴起)


1 资产阶级也是苏联的统治阶级,但这是一个新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2 蒋介石于1938年与中共翻脸。8月,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在10月,他包围了陕西根据地。国民党和“红军”在1939年和1940年间发生冲突,1941年1月份,蒋介石伏击了“红军”的一个支队:新四军。他想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来赢得日本人信任,但他并没有断绝与盟国的关系,等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3 出版于1974年,当中国转向美国。标题为“中国失去了机会。John S. Servic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急件”, JW Esherick (主编)。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4年。

 

第3部分

毛泽东思想, 腐朽资本主义奇形的后裔

以上我们概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1919年 – 1927年),以及随后而来的反革命浪潮和帝国主义战争(1927年 – 1949年)[1],然后又论证了所谓的“中国人民革命”,只不过是在工人阶级失败后,资产阶级向中国农民大众灌输,并号召他们参加到帝国主义战争的进程,现在让我们来揭穿这个神秘化的中心人物:毛泽东本人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依据,并声称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本文中,我们将向您阐述,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肠子演变而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思潮。


[1] 参见“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和第84期。

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师

毛泽东的政治思潮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一片反革命白色恐怖中,才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气候,当时,中国共产党遭到重创,组织上几乎瘫痪。毛泽东就是当时争夺党的控制权的许多派系领导人之一,这就露出了他的野心。很明显,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无产阶级革命无关,只是破坏革命的一棵反革命萌生。

此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控制权是在1945年,清除了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王明集团以后才开始的,“毛泽东主义”从此才变成了中共官方的“主义”,然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参与了丑恶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集团的崛起,是与帝国主义​​强盗同谋的直接产物。

对那些只是通过毛泽东“著作”或只是阅读资产阶级的历史手册来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非常奇怪。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有着极为高超的伪造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艺术水平(他吸取了斯大林主义和1928年以后掌权集团的经验)以致于今天要揭露这些事实,简直成了天方夜谭似的寓言。

这个巨大的掺假骗局是在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基础上构成的。改写历史,是为了在世人眼里呈现出一个完美和永恒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有着加固自身的政治权力的野心;但为了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就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永远抹去无产阶级必须吸取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经验教训,然而,因为在短期内,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动员起工人和农民大众参与帝国主义的屠杀。这两个目标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参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清洗

用来伪装传说般的毛泽东谎言的面纱,开始了他的晦涩难懂的政治理论。毛派历史学家费尽心力地重复宣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他们对于毛在整个工人阶级斗争上升阶段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却是非常谨慎的。首先,他们应该承认,毛泽东是完全盲目听从变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他是中共的机会主义派系的一员。更具体地说,他们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是进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组成员之一,国民党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民族党,于1924年,至少在误导性的借口下,称它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阶级阵线”的同盟。

1927年3月,就在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上海起义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绝望地要求与国民党断绝联盟,可毛泽东却与机会主义者们还齐声高唱着对屠夫蒋介石和请愿国民党行动的颂歌。[1]

不久后,在一个近期紧急派往中国的斯大林的心腹的压力下,与毛泽东一起在国民党的同事之一,瞿秋白,被任命为中共领导人。他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惨败责任都推到陈独秀的身上 – 因为陈独秀同情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并反对国际共产的机会主义决定[2],指责他已陷入机会主义和低估了农民运动!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冒险行动,毛泽东积极参与了1927年下半年的整个过程,这只能加速了中共的分解和消亡。

如果我们相信由毛泽东于1945年修订的历史,就会批评以瞿秋白所倡导的“左倾机会主义分裂派”。事实是,毛泽东就是这一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之一,这可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看到他的预言,“成千上万农民的起义浪潮”。这个预言终于在“秋收起义”中得到实现,这是瞿秋白“起义”政策最惨重的失败之一。工人阶级已被彻底碾碎,并失去了任何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试图发动农民造反的企图,只能是犯罪性质的,只会导致新的大屠杀。由此,在湖南所谓的“成千上万农民起义浪潮”,实际上被减少至大约5000名以毛泽东为首的流氓怪诞,并想血腥冒险的农民,最后结果,幸存者只能逃进了深山,他们党的政治局负责人被撤职。

这就是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如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派系,为工人阶级的失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毁灭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共产党。


1 引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1927年3月。

2 有关陈独秀和左翼反对派,参阅本文结尾部分。

 

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政党的转换和毛泽东帮派的创建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研讨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被反动势力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摧毁的。 从1928年起,由于工人阶级对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不再感兴趣。那么,就只能开始不断发展和动员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来组建打造这支著名的红军队伍,就此,这个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在中共党内开始出现了远离工人阶级,更接近国民党的因素。因为这个党吸收了越来越多各类反动的垃圾势力代表群体,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灌输者直到国民党的将军,另外还有不断寻找地盘的军阀、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大资本家。在这个新的中共党内,这群流氓为了控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像所有共产国际党派一样,体现在变质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性,就是把革命转化为资本的工具。这也是这些党派,作为一个腐败的革命组织对整个工人阶级对于其功能和其内部运作神秘化的可怕来源。资产阶级的官方理论家却只是做着重复和夸大神秘化的工作。因此,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从1928年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典范:对于西方民主的捍卫者来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可疑行为和马克思主义无效的证据,而对于毛泽东思想无条件捍卫者来说,这些斗争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两类显然是对立的理论家,事实上却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绝对相反的虚假鉴定:衰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孕育了资产阶级组织。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只能在中国共产党腐烂成资产阶级政党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发展自己的“潜力”。早在他的西康山区“神秘”撤退 - 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就是狼狈的逃窜 - 毛泽东曾试图利用匪帮歹徒来达到他控制党和军队的目的。他先开始与控制该区域的土匪头目厮混,然后再把他们一一除掉,以确保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权。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与他形影不离的伴侣,朱德,从他的敌人阵营蒋介石那里争取过来的一位将军形成了毛的帮派。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怎样拜倒在比自己职位高的对手面前,至少在他无法取代他们在党内的职务之前。当李立三取代瞿秋白后,毛泽东站在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上,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的前任“政变”政策的延续。由毛泽东篡改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他迅速反对李立三。而事实上,他完全参与了由“第三”共产国际 发起的,由李立三在1930年领导的以农民游击队攻打“城市”的灾难性的尝试。布哈林(于1929年10月给共产国际的信)。

从1930年起,毛泽东又改变了他扛枪的肩膀,投靠到以王明为首的小圈子 - 名为(从俄罗斯回来的)“归国留学生”,即在莫斯科受了两年训练的“28个布尔什维克” – 他们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控制了党的领导权,并撤了李立三的职。就在这时,发生了非常黑暗的“福建”事件:毛泽东对控制福建地区的中共党员实现了一次大讨伐,根据不同的版本,这些党员一会被起诉为李立三的帮派任务,一会又被说成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分子,或被说成是社会党成员。这些事实只在毛泽东去世几年后才被透露出来。在1982年,一份中国杂志报道说,“发生在福建西部,历时14个月的在整个苏维埃区的清洗大屠杀,开始于193012月的福建事件。大批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被定罪为社会党的成员,并被处死。受害者的人数估计为四五千人。而事实上,在该地区并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派存在的痕迹...”[1]

毛泽东通过这次讨伐清洗回来后,得到了“归国留学生”的赞赏,尽管他本人也曾被指控追随李立三的路线和在福建的过激行为,但他既没有被清除,也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驱逐出境。如果说他被免除了军事指挥权,但作为赔偿,于1931年底在中国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隆重的任命为“苏维埃主席”;这是王明集团的一个“行政”职务。

从那时起,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加强自己的小集团,另一方面又试图分裂占统治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帮。但他在一开始却仍然紧跟着这个帮派集团,有一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在1933年,他提出了与“福建政府”(由一些背叛蒋介石的将军组成的政府)结盟的提议,被王明否决,因为王明不想损害苏联和蒋介石之间的现有条约。毛泽东不得不收回提议,并公开批判这是一个“愚弄百姓”的“政府”[2]。这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毛在1934年被任命为主席,但实际上,担任“苏维埃”政府总理的“归国留学生”张闻天,才是党的实权人物。


1 转引拉兹洛.莱德尼(Lazlo Ladany)的:“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Hurst & Co.,出版公司于1992年出版,由我们翻译。

2 在日本出版的毛泽东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讲话:“中国苏维埃”。由拉 兹洛.莱德尼(Lazlo Ladany) 转引。

 

在长征途中与斯大林帮

有关“中国人民革命”的神奇传说,一直把长征誉为“反帝”和“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我们已经说到过,长征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把分散在全国十多个地区的农民游击队集中起来去斗大地主,而是要把他们转变成一支能够发动战争的,由中央统一指挥的正规军;使它成为中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这个神奇传说还告诉人们说,长征是毛主席的灵感,并由毛指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长征的整个预备和部署期间,毛泽东一直在生病,而且在政治上一直被王明集团孤立,所以,这就根本谈不上是他的什么“灵感”。然后,长征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指挥”,当然也没有毛泽东,那是因为当时的“红军”就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央指挥部,因为当时的红军由十几个分散在各地的相对独立的支队组成。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唯一凝聚力因素是由“归国留学生”所转达的“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 ”。他们的权利范围只不过是斯大林政权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所提供的一切。神奇传说还“告诉”我们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最终战胜了王明和张国焘的“错误(不正确)”路线。事实是,在这个时期里的军事力量的集中,同时也激化了对“红军”中央领导指挥权争抢的斗争。但还必须提到的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如果所毛泽东在这些肮脏的斗争中,在王明帮派的影子下,被提升了几级,那就还应该提到两个与此相关的轶事。

第一件轶事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因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后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阴谋(由随同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几个支队帮派一同发起的),把张闻天(“归国留学生之一”)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而让毛泽东重新夺回之前被解职的军委会的职务。这些任命在此之后不久被党的很大一部分人质疑,因为,遵义会议并没有一次党代会的价值,这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分裂的原因之一。

第二件轶事是几个月后在四川地区发生的事件。“红军”的几个支队在那里集中。这时候,毛泽东在“归国留学生”的支持下,试图获取所有这些部队的指挥权。可是张国涛,一位中共的老党员,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曾是另一个“红色根据地”的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要比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部队强大得多。这就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以致于分裂了党和军队,结果这场争吵,最后以成立两个中央委员会而告终。张国焘与大部分集中在四川地区部队留在了当地。甚至连毛泽东的同伴刘伯承和(从1927年西康后一直形影不离的)忠实的朱德,都跑到张国焘的一边去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于是代领着剩下的队伍,匆匆离开了该地区,来到了延安的“红色根据地”避难,这就成了“红军”部队的最后集中地点。

而留在四川的部队却不断处于隔绝,并逐渐枯竭,这就迫使那里的幸存者又加入到了延安的队伍。张国焘随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被立即免职,于1938年投靠了国民党。通过这些事件,诞生了毛派与“汉奸张国焘作斗争”的传奇。说实话,张国焘当时并无其他选择,如果他想自己保命和逃避毛泽东在陕西发起的清除运动,他不得不寻找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但既然在毛与张国焘之间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别,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

还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在四川的军事集结期间,发起了动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好与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届国际代表大会斯大林主义者提出的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遥相呼应,也就是说,号召被剥削者为剥削他们的剥削者的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不仅重申其资产阶级的性质,同时,还担任了为帝国主义战争提供炮灰的主要供应商的角色。

对延安的控制权和与国民党的结盟

在1936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用尽了一切招数和手腕,并组织了一系列的清除运动,从而取得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控制权。对于这标志着毛泽东崛起的,在延安的帮派斗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清除延安根据地的创始人,2.巩固毛派集团的基础,3.与王明帮派的第一次公开对抗,其结果是清楚了后者。

毛泽东主义者炫耀到,“红军”之所以在陕西地区能够得到壮大,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我们已经表述过这种扩张壮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民的灌输(各阶级的联盟,其中对农民减税 - 足够谦虚地被大财主所接受 – 作为交换,动员他们参加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其次,通过与地方军阀和国民党的联盟。1936年所发生的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延安清算老一辈党的领导人的。

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时,那里的帮派斗争已经是不可开交:刘志丹,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直是清除的受害者,受到拷打和监禁。他立刻受到新到部队的支持,并得到释放,作为交换,当然是服从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领导。

刘志丹的部队于1936年初奉命向东出击,攻打山西军阀(阎锡山)以及援助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此次出击以刘志丹的丧命而告失败。另一次向西的远征也以同样的命运而告终。正是由于这些事件,尤其是刘志丹的死亡,使毛泽东和张闻天完全控制了刘志丹的根据地。这不禁让人们想起毛泽东几年前在井冈山所采用的同样手法:他首先与该地区的领导者结盟,但后来他们所谓的“不幸牺牲”,使毛泽东独自一人掌握了领导权。

虽然东方和西方的两次出击,均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却于另一个军阀建立了一个联盟。在延安以南的西安地区,原来是由杨虎城将军控制的,他在满洲州长张学良东北抗日失败后,收留了他和他的军团。毛与杨虎城于1935年12月开始接触,并与他在几个月后签定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协议的基础上,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在“国际评论”第84期有过评论: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监禁,他们原想要上法庭审判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的罪行。但后来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这次事变只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对建立一个新的联盟进行了谈判。

当然,毛派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军阀”和的上海刽子手的联盟 - 毛泽东直接参与了这个联盟 - 一个聪明的手段,以充分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事实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军界确实出现了分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利益,或者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更进步或更反动,或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明智”。他们的分裂是基于防御各自的特殊利益,一些人看好一个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下的中国,因为日本人允许他们保持或得到一个地区的管理权,而另一些人,就像满洲的军阀,已流离失所,就必须在日本人的敌方那里寻求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显然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最终结果是签订了苏联对蒋介石军队的军事援助协定 - 此协定包括提供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和200辆卡车的车队 - 这就成了国民党军队直到1941年为止的主要军火供应来源。与此并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自己的神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并把“红军”的主力部队(第八军和第四军)编入蒋介石的军队,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中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委员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应该指出的是,参加谈判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之后在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中有“归国留学生”(博古和王明等人)和毛的帮派主将(周恩来),这就证实了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党和军队的控制权,他还不得不与斯大林的心腹保持好一定的关系,至少是在外表上。

王明的失败以及与美国调情

毛泽东与“归国留学生”的首次对抗,是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全会期间显露出来的。毛利用武汉防守(由日本军队攻打国民党的政府所在地)的惨败,以此为由来争夺对党的领导权,因为王明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他不得不暂时接受任命张闻天为总书记,并等待了两年后,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才对以王明为首的“归国留学生”帮发起了他的最后攻击。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为了避免在自己的背后再开辟一条新战线,斯大林与日本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其直接后果就是苏联结束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斯大林派王明集团也就此瘫痪,他们的罪名是与日本“敌人勾结”。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以及美国对日本宣战,以控制太平洋。这些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做出了很大的动作,特别是在毛泽东帮这一边。

毛泽东使出了全身介素来打击“归国留学生”和他们的追随者。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该惩罚性的运动从194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为此,毛从攻击党的领导人开始,特别是那帮“归国留学生”,称他们的“教条无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毛利用王明帮派内部存在的矛盾,策反了他们一些成员,任命刘少奇为总书记,任命康生为调查官,负责“肮脏的工作”,就像毛泽东于1930年在福建的角色一样。

王明手下的报刊全部被暂停出版,只有在毛泽东控制下出版物才被允许出版。毛的帮派还严格控制了党校和军队读物。“肃清”在不断加强,逮捕​​和迫害从延安一直蔓延到整个党和军队。那些“信服者”(如周恩来)紧紧跟随着毛泽东。 而那些“顽抗者”,被派往战区或占领区,在那里,如果他们没有战死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肃清”于1943年达到了高峰,正好与第三国际的正式解散和美国对国共之间的调停成了巧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清除的人数可能达到五万至六万人之多。“归国留学生”中最杰出的成员被淘汰:张闻天被驱逐出延安,王明勉强躲过了中毒事件,博古于1946年在“飞机失事”中离奇死亡......

“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转向美国的象征。我们已经在“国际评论”第84期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点必须提出的是,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帮派进行了这一转变,这也可以从当时美国驻延安的美国使团的官方信件中得到证实[1]。对斯大林主义帮派的打击,以及对美国的靠拢,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显然,这并没有使毛泽东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叛徒,就像王明和俄罗斯统治集团在后期所说的那样。这显示了他的政策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对于蒋介石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生存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他们冷静的计算能力,即他们将更值得为哪一股帝国主义势力服务,是苏联还是美国。

这也不是一种巧合,当苏联在德国取得胜利的概率得到确认后,“整风”的恐怖气氛也变得比较温和起来。清洗运动在“雅尔塔条约”签订两个月后,于1945年4月“正式”结束,除此以外,帝国主义列强的“盟友”还决定,俄罗斯应该对日宣战,确切地说,苏联已经做好了入侵中国北方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压力下,必须收敛的原因。毛泽东暂时回归斯大林的皇宫,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愿望,而只是出于世界各大帝国主义势力从新瓜分世界的需要。

“整风”的最终结果是毛泽东和他的党羽彻底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他为他自己开创了党的主席的称号,并宣称毛泽东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就是“适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那以后,毛派就开始了对毛的神化宣传:毛泽东以他天才的理论和战略思想,以及凭着他与“错误路线的”坚决斗争,成了党的最高领袖。这是纯粹的骗局!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毛泽东就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他​发动了土地改革,率领了长征胜利凯旋,创立了红色根据地,等等。这就是狡猾的毛泽东,如何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弥赛亚。


1中国错失良机。二战期间John S. Service 的急件”, JW . Esherick(主编),由 兰登书屋出版,1974年。

 

毛泽东思想: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为一个实际上已经属于资产阶级的,但还一直自称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所推崇。毛泽东思想在其形成之初,就极力在党的运作上证明和巩固毛泽东和他的帮派党羽的地位。还必须为这个党所参加的帝国主义列强战争进行辩护,证明它与国民党、贵族、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合作的正确性。为此,就需要隐瞒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起源,为了能使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对战争可以给一个特定的“解释”,就必须对历史和阶级斗争史进行歪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的变性被巧妙地抹去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它新的特点,这完全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虚假的基础上,显示出它是一个多么具有鼓动宣传能量的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工具,它宣传动员工人,特别是动员广大农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最后,当中国共产党最终上台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理论”,即在中国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

此外,尽管它使用了伪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含糊提法,但“毛泽东思想”却无法掩饰它来源于资产阶级阵营的事实。早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时,毛泽东就认为,农民斗争,必须服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到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 ... )农民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无法实现孙中山博士致力于四十年之久的国民革命”[1]。引用孙中山的原则,也是毛派一贯宣传鼓动农民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核心:“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遵循整个政策方针,都是以孙中山博士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为基准的”[2]。“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按照这一方针:实现孙中山博士的意愿,唤醒广大群众抗日”[3]。

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与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盟,包括日本在内,他的“民族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掩藏在中国资产阶级背后的帝国主义利益的骗局,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起一直如此。毛泽东思想完全与这个骗局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与中国资产阶级旧意识形态运动唱的是同一个调子。

此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那时期斯大林主义低俗论调的官方抄袭手册而已。毛崇拜斯大林,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倒不如说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无耻地公然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的运用,实际上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思想主题在中国的应用。


1 引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1927年3月。

2 引自“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合作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1937年9月。

3 引自“目前抗日统一阵线的战术问题”,毛泽东,1940年5月。

 

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篡改

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篡改和修订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应用到中国实际的一些关键方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

根据毛泽东的著作研究中国的历史,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发生在1917年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曾在中国具有任何影响。毛泽东思想(根据官方历史无论是否毛主义)埋葬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实质和精神。

当毛泽东提到工人运动时,则永远都只是把它列入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的革命基于国民党与中国共党两党之间对于特定计划的合作。只三年的时间国民革命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些成功是以广革命基地的创建和北伐争的利为基础的”[ 1 ]。所有这一切都是纯粹的谎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24-1927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并不是“国民革命”,而主要的特点是兴起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直到起义为止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浪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即无产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并非是“巨大的成功”的基础,而只能说是无产阶级悲惨的失败。最后,北伐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的“胜利”,而只是资产阶级为实现对城市的控制权,并屠杀工人阶级的一个军事行动。这次远征的最终点,正是国民党对无产阶级的大屠杀。

说到1926年,也就是说,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毛泽东总是把“在上海和香港的总罢工,归罪于5月30日事件的起源”[2]。但从1939年起,他把这些斗争规模减少到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抗议活动,甚至没有提到1927年3月在上海有近百万工人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起义[3]。

系统地埋葬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整个经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毛泽东思想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原始”的重要贡献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晦涩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尽管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

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包括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克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设置的国家障碍的问题。“毫无疑问,国际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石之一。自1848年以来,它一直形成在工人运动中,‘无产者没有祖国’(...)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更适合于它的发展,那么,共产主义更合适于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将摧毁国家。”(我们的小册子‘国家或者阶级?’的引言)。

这一原则在毛泽东的手中却变成完全相反的。对于他来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相同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们可以同时都是爱国者吗?不仅可以,而且还必然的(...)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应用。(...)我们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座右铭是:‘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4]。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战”问题,一点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号召工人参加到帝国主义战争中去的!它完全是基于遮天的谎言,资产阶级才有可能成功地使得工人阶级互相残杀。

其实,毛泽东并不享有作为第一位开创这一“巧妙”想法(即“一个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爱国者”)的荣耀。他只不过重复了斯大林帮的理论家之一季米特洛夫的话而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适应’每个国家的国情。(...)以国家作为‘形式’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不相矛盾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意味着救国” [5]。而他自己,也只是重复着考茨基风格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在1914年的世界第一次大屠杀期间,把无产阶级送进了屠杀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捍卫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包括并承认这一属于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权利” [6]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续性,而毛泽东思想总是试图歪曲马克思主义,是为资本服务的“理论”。


1 参阅本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

2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1926年3月。

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1939年12月。

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角色”,毛泽东,1938年10月。

5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人民阵线”,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1935年8月。

6 转引列宁的“第二国际的崩溃”,1915年9月。

 

阶级斗争

我们已经表明,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怎样掩埋了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经验的。然而,他却又从来没有停止过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但在“毛泽东思想”中有关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阐述,就是被剥削阶级必须服从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是现在的一个既定的原则,在抗日战争的持续阶段,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利益,必须可以放弃一切。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战的利益,不能与其发生冲突。(...)应该实施并重新调整一个阶级关系的政策,这一政策将不允许劳动群众没有政治和物质保障,但又要考虑到有产阶级的利益”[1]。

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言论,他要求工人作出至高无上的牺牲,来换取“政治和物质保障”的承诺,但必须在“国家利益”的框架内,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利益的框架内。与他人不同的,在他谈到“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带有了极大的讽刺性。

国家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有关国家通过“新民主”的理论,作为“革命的道路”推荐给欠发达国家。请阅读,“新民主的革命(...)并不会导致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专政。(...)这与社会主义革命也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能打破帝国主义、汉奸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因为它并不能消除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本主义各阶层所作出的贡献”。

毛会发现一个新的国家形式,它将不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机器,而是一个各阶级结合的阵线或联盟。这可能是那些阶级合作旧理论的一种新提法,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却毫无关系。“新民主”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版本,它声称自己是人民的政府,也就是说,所有阶级的政府,毛泽东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不同阶级的阵线”;他本人也承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从根本上与孙中山先生所创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相吻合的。(...)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在现代国家中的所谓民主制度,一般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并成为一个单纯的压迫渺小人民的工具’。相反,国民党所主张的民主是为了捍卫渺小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而不允许它被某些人没收” [2]。

具体地说,“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就成了中共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对人民大众(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的一种灌输方式。后来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后,就成了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


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角色”,毛泽东。

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辩证唯物主义

多年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大学的学术界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来教授的。毛泽东的哲学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毫无关系 - 尽管他自己声称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且它们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的哲学,实际上只是从当时肮脏的斯大林著作里得到的启发,只不过是一种用来证明它是政治扭曲的创造者的方式。例如他那令人尴尬的解决矛盾问题的言论:“在一件复杂的事务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其中之一必然是最主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事务的生存和发展。 (...)就如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框架。当帝国主义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这个国家的各种阶级(除少数汉奸以外)可以暂时团结起来,进行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和这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当前的主要矛盾,而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当前中日战争的局面”。

换句话说,毛派关于“矛盾转移”的“理论”,就是直接要求无产阶级为了国家的利益,要能够和必须放弃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立的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团结起来,参加到帝国主义的屠杀中去,被剥削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尊重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把毛泽东主义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里传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或革命组织毫无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一种趋势,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糙的篡改,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埋葬所有的革命原则,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最愚蠢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理论”,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在资产阶级的衰退期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所产生的悲惨形式。

莱昂纳多.

独秀和左翼反

陈独秀(1879-1942)先于1915年创办了创新和西派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期间变得更激进。随后,在1920年,他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最后,他于1921年7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被选委中央局第一书记。他同意共产国际有关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并从内部进行控制的可能性的策略。但他与毛泽东不同,他不相信农民具有革命的潜力。1929年,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开初党籍(此次会议他没有参加),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其他活动家,他们与他一起签署了请求在党内为重新检讨党的政治立场进行一场一般性的讨论。就在这一时期,他遇上了从莫斯科返回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刚刚创办了一份报刊“我们的话”。有了这座靠山的支持,他谴责中共的冒险主义屈从于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他于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释放。他宣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就像斯大林化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也加入了保卫国家和资产阶级的阵营。很显然,在远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于1937年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组织是在1928年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对1927年的失败进行讨论和托洛茨基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出版问题。这是一批中共党内卓越的活动家,他们发表了“驱动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又不把自己称为托派。左翼反对派共分为四派:陈独秀的“无产阶级协会”和彭述之的“无产者”;上海组的“我们的话”;10月社,刘建清(译音)派;以及其他活动家。 (见托洛茨基在中国,探路者,纽约,1976年,介绍彭述之)。

1931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所有的左翼反对派得到统一。但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大多数成员同意支持抵抗,从而走到了敌对的资产阶级阵营。只有郑少林,王凡西和一小部分激进分子仍然忠于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并自称为“革命的失败主义”。他们出版了‘国际主义者’,并认为,这些冲突就是一触即发的第二个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郑少林继续“国际主义”的出版,并抵制于1941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会议。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决的,而王凡西则有所不同,他同意参加该次会议:他主张当祖国受到侵略时,赞同“卫国”的战争,但如果英帝国主义也加入到对日战争的话,他拒绝参加这种帝国主义的战争。最后,他的这个少数派意见,在会议期间被托派彭述之否决。

我们向这一小部分国际主义者致敬,他们能够坚持高举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就像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在欧洲所做的一样,而这些孤立的革命分子越过了工人运动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国托派主义者在他们的地下刊物“斗争”中,把他们的振臂抗日称之为“革命的胜利主义”。这种可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振臂,是多么的可悲!

作者:莱昂纳多/ 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94期,发表于1998年第3季度。

中日间的帝国之争

 

于2012年和2013年之间中国和日本两国围绕着钓鱼岛群岛(该群岛位于台湾东北部大约200公里、日本冲绳岛的西南400公里、中国东部海岸近400公里)的冲突,使得远东地区这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各自的野心突然粗野地显露了出来,并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无论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还是日本(世界第三经济大国)都在该岛屿周围时常调动军队,以展示武力,造成了这一区域紧张局势的升级。而台湾也在该岛屿问题上与日本发生冲突。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引起日本、中国和该地区人民的极大关注,而且也使全球为此不安。

两条帝国主义大鲨鱼以及台湾都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所有权。尽管这些群岛看上去仅仅只是一些无人居住的礁石组成的岛屿,但它们的战略地位和可能存在的石油和天然气田,以及在该地区丰富的渔业资源,都增强了这些国家对于这些岛屿声称拥有权的决心。

中国,一个正在兴起的帝国主义新手

虽然中国与日本发生冲突,并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控制主权,但这却不是中国与其它邻国所发生冲突的唯一热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使它越来越依赖于原材料的进口。高达80%的海上货物运输都要在钓鱼岛群岛附近通过。所以,假设在亚洲这一海域的任何堵塞,都会严重扰乱中国。此外,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试图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本身以外扩大它的存在,特别是在南中国海。中国一直试图制作一条“珍珠链”,即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设立一系列军事哨所,以抵制印度-在该地区的主要竞争敌手。中国一向支持伊朗和叙利亚,并反对美国和其它国家任何可能的军事打击。尽管中国政府希望以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和平崛起,但其派系领导人却在军事上投入了巨大的经费。现存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察觉到中国将作为其在该地区的主要敌手,并已决定将其军事部署重心转向东亚。美国计划到2020年为止在该地区部署其60%的海军力量。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随着对原材料,特别是对能源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使得中国声明在南中国海的勘探和矿业主权。其在南中国海与众多邻国所发生的冲突,现在又与日本就钓鱼岛群岛及其附属岛屿发生主权冲突,充分表明该国不只是对生产原材料的“饥饿”,而是它不再想承受美国及其盟国的主导地位的角色,目标是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地区强国,所以它要能够捍卫远离中国本土的自身利益。因此,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仅仅是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不断增长的紧张局势的“冰山的一个山峰”。

日本,一股病弱却仍然充满野心的帝国主义势力

 

而在日本方面,一面声称对这些岛屿的拥有所有权,另一面重新对其帝国主义的历史而表示自豪。早在19世纪末,日本政府就对中国东海和韩国之间的岛屿-台湾群岛展示了霸占野心。如今东京政府提出,在1894年占领这些岛屿,就可以作为日本对于它们拥有所有权的历史证据。当日本于1945年被美帝国主义打败后,美国接管了这些岛屿,但美国于1972年又把这些岛屿归还给了日本所有。日本当然不希望把可能的能源资源让给自己的对手-中国。但日本要在帝国主义的等级顺序下捍卫自己的位置。国家必须设法给后代留下遗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日本就被拉到美国的保护翅膀下。日本被迫在宪法中写进了不允许其武装部队干预在国外的冲突等内容。可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重新武装日本,利用其昔日的敌人来对抗苏联和中国。北朝鲜时常针对日本、美国或韩国威胁使用其武器库,以及不断增加的来自中国的势力,使日本处于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日本想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众多来自北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威胁,该国必须留在美国的武器保护伞下。自1989年以来,日本对于扩大自己的存在,走出了关键的几步。日本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国军队及其盟国军队提供了后勤支援,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战争外围区域”获得了首次战略经验。日本还参加了与印度和越南在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最近,日本成功地在吉布提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并为其军队配备了最现代化的武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扩张,使得东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下决心为其军队和装备投入更多的资金。然而,日本不仅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与中国有冲突:它同样与韩国在小独岛/竹岛的所有权问题上也发生了冲突,该岛是日本在1905年从韩国手里抢去的。日本担心北朝鲜的军事挑衅,可能会导致分裂的韩国统一,并会进一步威胁到它本身的地位。然而,中国帝国主义的上升却被日本认为是最大的危险。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和日本是该地区的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了报复日本,对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发动的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大屠杀,不断利用沙文主义的情绪激起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反过来,安倍晋三的日本新政府也宣布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任何日本和中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都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上火上浇油,也将更加激化美国和中国及其两国各自盟友之间的冲突,使得他们的利益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局势更加激化紧张。两个亚洲最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必将给整个地球带来危险!

中日之间的冲突:只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分流?

从多次在中国发生的抗议事件来看,尤其是在2012年秋季,在中国的多个城市,对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军事存在举行的抗议示威中,示威者焚烧了日本在当地开设的商店,并攻击了日本在华的独资工厂。这些抗议活动显然受到中国国家政府支持的,很有可能也是由政府机构直接组织的。就像任何其它国家机器一样,北京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些事件来转移本国人民对于日益敏感化和燃烧着的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中国官方机构甚至不得不承认,由于日益严重的经济增长和污染问题、人民对腐败的统治集团愤怒情绪,使得近年来“群众性抗议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希望把这些抗议活动限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阵地的前提条件下。中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把与日本的冲突当作一种工具,把中国人民重新联合在自己的周围。而中国政府对年轻一代已进行了多年复杂的沙文主义宣传和灌输。同样,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多年持续经济衰退的泥潭中挣扎,还连续承受着福岛的灾难和海啸的影响,也希望将本国人民掉进其民族主义的陷阱,并团结一致,与政府保持一致。但是,就算统治阶级集团竭尽全力地对这些抗议活动进行煽动炒作,试图以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来减少或转移人民对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关注,那就错了。如果说这两个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对这些岛屿的冲突,把美国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一起拉进去(或是同盟,或是敌人),这就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紧张局势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日益激化。
正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业都互相严重地依赖着对方,因此,由于最近的冲突,使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大幅下跌,人们不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统治者们在推崇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为什么不能“通情达理”一点呢?但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否会真的变得“通情达理”呢?在现实中,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它强于任何单一的政府。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允许一个和平发展的经济竞争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系统一直把人类拉入越陷越深的野蛮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大屠杀发生在欧洲,相对来说,亚洲还是幸免于战争的摧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大部份地区变成了战争的主要舞台,数千万人为此失去了他们的生命。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更是一场血腥的战争,接着又是多年的帝国主义蹂躏越南的战争。随着俄罗斯阵营的瓦解和美帝国主义的削弱,使得中国的帝国主义有机会得到发展壮大,并决心要挑战帝国主义在亚洲卫星国的利益。中国在该区域的对手(如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为了防止中国进一步强大,纷纷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最近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仅仅是整个地区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系列的一个篇章。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

人们是否应该遵循他们政府的民族主义煽动,去进行互相残杀?不!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一直是无产阶级的掘墓人。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即一个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持续不断的战争、仇外心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地球生态的破坏,而这一切是不可能靠民族主义来解决的。如果我们掉进了民族主义的陷阱,那整个人类都将被毁灭。仅在20世纪就有2亿人死于无休止的战争中。我们只有让这个社会推翻这种发展模式,才能让人类逃出这种野蛮的死胡同。

这就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要发送给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信息。在日本,抗议福岛原子能电站爆炸和辐射影响示威此起彼伏,而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也越来越感到愤怒。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工人罢工事件,抗议对他们的难以置信的剥削,另一些人,则抗议对生态污染的可怕后果。而在其它许多国家里,我们可以例举的实在很多,如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美国、希腊、孟加拉国等,在那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被大规模的解雇、失业和贫困化,以及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这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是与国家勾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而是阶级对立的斗争。我们不能依靠野蛮地焚烧属于“外国竞争者”的商店和生产基地,或呼吁抵制外国竞争对手的商品来进行制裁对手或克服危机。我们需要把工人阶级的阵营联合起来,然后以我们的阶级阵营来反对另一个阶级阵营,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我们的口号依然是: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不分国界的!

就是这一理论观点,使得工人阶级制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革命家捍卫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阵营,即呼吁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跨越国界地团结统一在一起。正是这种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在工厂和各条战线上启发了工人的灵感,鼓励他们通过革命起义,终于制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37年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中,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小集团“Bilan”捍卫了同样的立场:“在对立的两条战线的各一方都有一个贪婪的、占主导地位的、专门屠杀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而在对立的两条战线的各一方还有等着被牵到屠宰场遭受宰杀工人们。这是错误的,甚至完全错误的去相信,资产阶级会与中国工人阶级暂时地联合起来‘一起战斗,即使是短暂的’,幻想着,即使是暂时的,因为首先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让中国工人阶级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无处没有帝国主义设置的圈套,而中国只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傀儡。为了找到他们自己的斗争道路和方式,中国和日本的工人阶级必须返回到原来的阶级斗争,这才将引导他们统一团结。他们应该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他们各自的剥削者“(引自意大利左派杂志,Bilan, 第44期,1937年10月版 第1415页)。

我们必须继承起这一国际主义传统,打破民族主义的束缚。如今,存在着足够的条件让各国工人阶级进行接触,建立其国际主义的联系,到处捍卫我们共同的国际主义立场。尽管我们的统治者使用了一切手段,对媒体进行控制审查、对互联网进行监控、压制迫害、关闭边界等,但我们必须要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而奋斗。

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们要让我们年轻的下一代吞下民族主义药丸,即统治者们每天都在互相威胁着,并掀起了对战争的宣传。但我们必须坚定地提出我们的不同建议-阶级斗争。这种观点将给朝鲜和韩国的工人阶级,乃至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国际共产主义思潮(2013年2月)


请参阅我们的小册子: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从19世纪到今天

天津大爆炸:了解了一切,就不会忘记!

8月12日于中国当地时间22点50分,在中国港口城市天津碧海区的一座工业仓库发出了火灾的警报,第一批消防队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约40分钟后,发生了相当于3吨TNT的巨大爆炸,而就在这起残酷爆炸的几秒钟后,又发生了另一起相当于21吨TNT的更大的爆炸,这次爆炸的光环甚至可在围绕地球的卫星上看到。

为什么这次爆炸如此可怕?因为这些仓库不只是一些平常的仓库,那里存放了超过3吨的可能危害人类的危险品。所有这些都处在一个只有工人生活的工业区。

显然,所存储的电石可能与消防队员为扑灭大火所使用的水发生化学反应,变成爆炸性的乙炔。而乙炔的爆炸就已经足够引爆了储存在那里的其他化学品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了更大的爆炸。目前,已有114人死亡,72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些仓库里还存放着700吨氰化钠,这是一种能对人类造成极度危害的剧毒物质,而且人们正在担心它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区域。

本的毁灭性逻辑

在所有这些事实和数据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的不人道逻辑,对工人阶级施加的某种新的打击,使其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是对整个世界上人类所犯下的新罪行。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915年,在他的小册子“敌人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写到:人民的人正希望广大人民群众会忘......们将用以下的方法来做坚决的斗争:验证一切,不忘任何事情!也不原任何事情!”。

这句口号至今仍然有效。为什么会在这些仓库里塞满了这种危险品,不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保持资本积累?为什么这么多工人会一直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定时炸弹边上,不就是因为资金主义的火神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充满了被剥削和被侮辱的人口的空间?

我们需要提醒人们记住的是,这些“事故”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和尤其是中国资本主义一个普遍和长期的问题。西班牙“国家报”在8月23日的周日版刊登了题为:“工业的不安全感:中国特有的问题”的报道。文章告诉我们,2015年1月至5月期间,工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达1万6千人,并发生了26起类似天津的爆炸事件,共有65人死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因为,仅仅在2014年,整个世界就有230万人死于工业事故。

资本主义在其瓦解的阶段,已失去了它“健康”的协调和运作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派出消防队员用水去扑灭仓库的大火,而不知道仓库里存放的化学品与水接触后,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反应。由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仓库、工业基础设施、港口业务活动陷于瘫痪,天津港口原是中转中国40%进口车辆的一个中转站。矿业巨头“必和必拓”暂停了其所有港口业务活动。雷诺损失了1500辆新车,现代失去了4000辆。丰田和约翰迪尔也暂停了其生产。有1万7千栋建筑物受损...。资本主义的疯狂积累驱动器像一个巨大的拳头,正转向对自己打了致命的一拳。资本主义正在证明它的生存已经产生出巨大怪异的矛盾,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并将导致更加毁灭性的危险波。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灾难,而损失惨重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却失去了更多。与每一个失去了生命的工人相比,即对于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家,甚至更糟的是,这些工人是由那个臭名昭著的政府把他们搬迁到该区域来的,与这些被氰化物中毒的工人相比,丰田、约翰迪尔和必和必拓所损失的工业产品的所有价值,又算得了什么呢?毫无价值!

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面对资产阶级和中国政府所实施的这些持续性的羞辱,已经有了一些小型的抗议活动。

但这些抗议活动似乎已在民主主义和法制的沼泽泥潭中沉没:“他们对于那些仓库所存放的物资一无所知,而他们原本是应该知道的...根据现行法律,这些仓库太靠近居住区......”

在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声音,这个声音清楚地说到:停止对我们阶级兄弟的谋杀、关闭奴役性和不人道的工业城市、反对无耻的资本逻辑。最后,必须有这样一个为人民说话的声音。这也是我们所希望听到的声音:

了解了一切,就不会忘记!更不原谅!天津是谋杀!

本译文来于 Comunero 2015年8月24日

这篇文章由一位西班牙国际共产主义思潮的同情者撰写。

特朗普总统:一个垂死的社会制度的象征

在古罗马的暮色中,古罗马皇帝们的疯狂已经成为一种规则,而不会被认为是一种例外。只有很少的历史学家曾怀疑过这将是罗马衰落的迹象。今天,一个恐怖的小丑被推上了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国王宝座,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被普遍理解为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已经进入自己颓废的后期阶段。随着民粹主义在动荡的政治体系中激增,导致了英国脱欧,以及紧接着的唐纳德·特朗普的连续竞选胜利,这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统治阶级正在失去对政治机制的控制能力,这个政治机制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成功地用于阻碍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先天趋向。我们现在正目睹了由于社会秩序的加速分化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危机,而统治阶级则完全不能为人类提供未来的展望。但是,民粹主义也是被剥削阶级,即无产阶级因无法找到一种替代性革命的产物,其结果将被拖入一种基于无奈的愤怒、恐惧,并把少数民族作为替罪羊的严重危险境地,妄想追求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存在的过去。这种对民粹主义根源作为全球现象的分析,在“关于民粹主义问题”一文中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在此建议我们的读者根据 该文所提供的框架,来检验我们对于‘英国脱欧’的结果,以及对于特朗普竞选的兴起所作出的最初的具体反应,“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对统治阶级的挫折,但对无产阶级却没有任何好处”。这两篇文章都出版在我们的国际评论杂志第157期。

我们还发表了一篇由我们的美国同情者Henk的文章:“特朗普还是克林顿: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都只是坏的选择”。这篇撰写于10月初的文章,探讨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那些更“负责任”的派系近似疯狂地阻止特朗普进入白宫的 努力1。这些努力显然失败了,导致这一失败的一个最直接因素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克林顿似乎在民意调查中突飞猛进之时,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干预。美国安全机构的核心,联邦调查局再宣布,如果对克林顿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违反了国家安全的基本规则的进一步调查事实成立的话,将对她进行刑事起诉,从而严重损害了克林顿的机遇。一个星期之后,科米试图回溯并宣布,事实上,本局对所有的材料进行了审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不轨之处。但是损害已经造成,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竞选作出了重大贡献,特朗普的追随者们在集会上无休止地高喊“把她关进去”的口号。联邦调查局的干预还表明国家机器中心日益丧失了对政治的控制。

党主义者不

“特朗普还是克林顿”一文从一开始,就明确重申了共产主义者对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和选举的历史时期的立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欺诈,因为人们没有给工人阶级提供了选择的余地。这次选举中选择的缺乏,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要么是傲慢的小丑特朗普,以他公开的种族主义和藐视妇女的言论和议程,要么是克林顿,她代表了在过去三十年来一直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秩序。面对在两个魔鬼之间做出选择,有很大一部分选民就像在过去美国选举中一样,根本就放弃投票,尽管各方对选民所施加的压力,初步估计参加投票的人数还不到57%,低于2012年的上届选举的水平。同时,许多对两个阵营,特别是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选民,决定投希拉里一票,只因为她是两个魔鬼中的相对善者。就我们而言,我们知道,放弃资产阶级的选举,以摆脱幻想,充其量只是智慧的开端: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工人阶级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显示它可以通过另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去拆除资本主义国家,是极其困难的。在选举过后这段时期,这种对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拒绝,坚持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许多人将被吸引到一个简单的反特朗普主义,一种改革的反法西斯主义2,它将再次与资产阶级中更加民主的派系-更可能是那些会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语言说话的派系-就如在民主党初选中的伯尼·桑德斯3 汇合。

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基

这里不是详细分析特朗普投票者的动机和社会组成的地方。毫无疑问,这种歧视妇女和反对妇女言论对特朗普竞选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对其本质值得进行研究,特别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日益全球化的“男性世界的抗议”,反对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性别关系认识的变化。同样,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发生了邪恶的增长,这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此外,我们需要理解美国的种族主义也有它的特定因素:从短期来说,是对奥巴马当选总统和美国版“移民危机”的反应,从历史来看,是整个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遗产。从早期的数据来看,特朗普的选民是压倒性多数的白人(虽然它确实动员了相当多的“西班牙语系的选民”),而大约88%的黑人选民选择了克林顿的阵营,这就足以看出了美国种族鸿沟的漫长历史。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但是,当我们在讨论对民粹主义作贡献时,我们认为,特朗普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可能就是人们愤怒地反对代表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精英”,这新自由主义的“精英”在宏观经济过程中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少数富人,最重要的是牺牲了旧制造业和采掘业的工人阶级。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在本国大规模拆除制造业,并将其转移到像中国那样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从而赚取暴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来说,通过从“贫”国向“富”国移民,使他们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另一种手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金融化意味着经济受着日益神秘的市场规律的支配。更具体地说,这解释了2008年的崩溃,毁了那么多小投资者和有抱负的房主。

同样,虽然这需要作更详细的统计研究,但很显然,特朗普竞选运动的核心力量是那些受过非高等教育的白人,特别是来自“铁锈地区”工人的支持,即美国新的工业沙漠地区失业工人通过对特朗普投票,作为对既定政治秩序,即对所谓“大都会自由精英”的抗议。其中有许多工人或地区在上届总统选举中投了奥巴马的票,还有些人在民主党初选中支持了伯尼·桑德斯。他们所投的首先是一张反对票,抗议财富的日益不平等,抗议他们认为剥夺了他们和他们孩子未来的制度。但这种抗议完全是在一个没有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框架里进行的,因此给民粹主义的世界观提供了根据,他们指责精英将国家出卖给外国投资者,赋予移民、难民和少数民族过多的特权,而牺牲了“本地”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以牺牲男工为代价,赋予女工过多的特权。因此,特朗普主义的种族主义和反对女性因素与对攻击“精英”的修辞是相伴而行的。

特朗普掌权:不会一帆风顺

我们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会怎样或他将尝试实施什么政策不作任何推测。由于特朗普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预测性,所以要预见他的执政后果也将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事实,虽然特朗普可以在早餐前说出十多个互相矛盾的事情,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选民对他的支持,然而,在竞选活动中可以成功的事,在办公室的工作中就不一定会那样顺利。例如,特朗普自称自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说要把美国商人从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他又说到一个大规模的建设计划,即恢复内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学校和医院和振兴石化燃料工业,并废除环境保护限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干预。他承诺要驱逐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但美国经济的大部分却依赖于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在外交政策上,他把孤立主义和撤退的语言(如他威胁要缩小美国在北约组织的参与)与干预主义的语言结合起来,就像他的蓝调“把伊斯兰国轰炸进地狱”,同时又承诺将增加军事预算。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的总统期将以在统治阶级之内,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为特征。没错,特朗普在选举胜利后的演讲可称为是和解的典范,他将是一个“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特朗普之前说,他希望确保一个尽可能顺利的过渡。此外,就共和党在参议院和国会拥有多数席位这一事实现状,将意味着,如果共和党内部机构克服了对特朗普的反感,他就能够得到他们对他相当一部分政策的支持,即使那些更蛊惑人心的政策可能会被放在待定的托盘中。但是,未来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的迹象是不难看出的。例如,有一部分军界高等人士可能对他的一些外交政策选择非常敌视,如果他坚持对北约表示悲观怀疑,或者他对普京表示钦佩,并把他称为强大的领袖人物,将破坏美国对危险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东欧和中东复苏的打击。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联邦官僚机构和大企业利益集团也可能出来反对他的一些国内政策,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以确保不准特朗普横行。与此同时,随着“克林顿王朝”的政治消亡,可能还会产生新的反对派,甚至导致民主党内的分裂,可能出现追随伯尼·桑德斯的左翼势力的上升,以利用对经济和政治机构的敌对情绪。

从社会层次来看,如果说脱欧后的英国还是一件棘手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可能将会看到一片盛开的越来越“流行”的仇外心理之花,因为公开的种族主义团体认为他们现在有权实现他们的暴力和统治的幻想;同时,警察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也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果特朗普真的认真地开始实行他的拘留和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那就可能会挑起人们上街抵抗,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中连续不断地看到的每次警察谋杀黑人后的抗议运动。事实上,从宣布选举结果的那一天以来,在整个美国已经发生了一系列非常愤怒激烈的示威活动,主要是年轻人对特朗普领导的政府的前景感到厌恶。

国际影响

从国际层次来看,特朗普的胜利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英国脱欧,更加!更加!更加!”。它已经对西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仅只是对即将在2017年进行总统竞选的法国国民阵线党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些政党希望退出多国贸易组织并极力主张经济保护主义。特朗普对中国经济竞争的最具攻击性的言论,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贸易战争,如在20世纪30年代,将进一步压缩一个已经被堵塞的世界市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过去二十年中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收益,但它现在已经接近其极限,而未来的前景却是在帝国主义层面上“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倾向转移到经济领域,直到目前为止它或多或少是受到制约的。特朗普还宣布,全球变暖是中国发明的支持其出口驱动力的一个骗局,并说他将退出所有现有的有关国际气候变化环保协议。我们知道,尽管这些协议是多么有限,但是废除它们却有可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日益严重的世界生态灾难。

我们重申:特朗普象征着一个真正失去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对于他的虚荣和自恋,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疯子,但他体现了一个疯狂的别无选择的系统,甚至是世界大战。尽管它的颓废,统治阶级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还是能够靠使用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机器,换句话说,它作为一个阶级有意识的干预来防止完全失去控制,最后从混乱中走向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了这种控制的极限,尽管我们不应低估我们的敌人提出新的临时性补救办法的能力。我们阶级的问题是,尽管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道德等各个层面的明显破产,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不会对制度产生革命性的批评,而是怀着错误的愤怒去分裂我们自己的队伍。这对未来用人类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严重危机,世界大战却不在今天议程上的原因之一,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在公开战斗中被击败,并且仍然拥有还未使用的抵抗能力,正如我们在过去十年中所看到的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法国学生在2006年的抗议运动,或2011年在西班牙展开的“愤怒者”抗议运动和同年在美国发生的“占领”运动。在美国的反对警察谋杀和选举后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抗议活动中,可以看到这些抵抗运动的迹象,尽管这些运动没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特征,而只是得到了职业左派政客,以及不同种族的民族主义或民主意识形态的默认。工人阶级要克服民粹主义威胁和资本主义左翼兜售的假选择,需要更深一层的理念,即能够在政治上理解自己,并与我们共产主义传统重新联系起来,进行无产阶级独立的运动。虽然不是马上,但革命者要在今天为向这方面发展做好准备,首先要为清晰的政治和理论奋斗,以照亮目前被各种形式伪装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烟雾所笼罩的前进道路。

Amos 2016年11月13日


1如此广泛的共和党人反对特朗普的迹象:前总统乔治·W·布什本人,几乎所有共和党的左翼部分,宣布他们将情愿交一张白纸,而不投特朗普一票。

2我们拒绝“反法西斯”联盟政策,其实这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派系反对另一派系的斗争,首先这来自于意大利共产党左派的理论,他们正确地认为,反法西斯主义只是动员工人阶级参加战争的手段。 参见“反法西斯主义:混乱的公式”,原刊登于“总结”杂志,再版于“国际评论”第101期。

3更多有关桑德斯的信息,请参阅“特朗普还是克林顿”一文。

 

香港大规模街头抗议:民主幻想是无产阶级的危险陷阱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香港居民席卷了香港的街道和广场,以抗议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 提出的《引渡法》修正案 [1]。这项修正案将有可能将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国内地。反对这项修正案的最大集会发生在6月16日,当时有近200万人聚集在街头抗议。

6月份的第一次抗议活动是由“民间人权阵线”(由五十多个资产阶级组织组成的联盟)组织的。该组织在获得游行和集会许可后,分别在6月9日和6月12日的集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大规模动员还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途径组织起来,主要是通过 “脸书”(Facebook)、“电报群” 和在线论坛 “lihkg”。

早在3月31日就举行了一场初步的抗议活动。4月28日举行了第二次示威游行,当时吸引了超过10万多名抗议者。此后,该抗议运动的势头逐渐增强,分别在2019年6月9日、12日和21日的三次不同抗议集会中达到了顶峰,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7月1日星期一,香港迎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22周年纪念日,每年一度的民主游行仍创下50万人次的纪录。[2]

香港的抗议活动不仅只是针对引渡法的修正案,而在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越来越多地试图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为了了解中国国家的这些企图,我们必须回到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某些方面。鉴于中国和其他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帝国主义紧张局势的加剧,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

中国内部矛盾的加

正如所有其他衰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国家机器也受到日益加剧的矛盾的困扰。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它 “采取最完整的形式,即资本主义遭受到最残酷的矛盾,而传统的资产阶级则处于其最弱的时刻。”(国际评论第34号)这种僵硬的政治制度与任何合法的民主反对制度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中国政权是决不能容忍这种严重危害自己的反对派势力的。上个月的香港抗议运动,使北京政府又一次面临民主的幽灵。

自1997年起,香港成了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中国政府保证香港在2047年之前保留自己的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权利,50年不变。

但是,一个半独立领土的存在,使任何反对北京的人都能找到一个避难所,这就像在中国国家的身体上生了的一个肿瘤。在此,“一国两制” 的政策显示出其局限性,与一党统治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双重” 制度是侵蚀稳定的牺牲品,但中国政府不能再冒第二个天安门的风险。

中国的离心倾向

在解体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陷入僵局,各方对自己利益的倾向急剧增加,离心力量撕裂了各大民族国家。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东欧集团的解体和前苏联的分裂。但中国也不能幸免于这种离心动力。近年来,西藏、新疆、香港、澳门等周边地区反对北京的控制与要求自治的呼声持续不断,甚至似乎愈演愈烈。

在20世纪初大清帝国灭亡后,中国被分裂成众多较小的政治和领土区域。几十年来,这个国家被各路相互竞争的军阀所割据和统治。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或多或少地重建了民族团结。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政党有一件事无法容忍的,那就是周边地区要求自治。

在习近平于2012年就职之前,所有在中国的56个民族都享有同等地位,都可以实践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但从那以后,“我们反对他们” 的二分法,对抗和指责替罪羊的定义,在中国日益增强。连台湾也未能幸免。2019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公开威胁台湾,如果台湾不屈服,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国将吞并台湾。

中国经济

中国在经济层面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目前官方的增长率为6.4%。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每年从农村到城市找工作的数千万人的内部流动人口来看,这个数字更多的是经济停滞,甚至恶化的迹象。

特朗普的贸易战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2019年2月,中国出口出现了三年来最大幅度的下滑。尽管政府采取了巨额的刺激措施,但出口仍比上一年下降了20.7%。2018年是股票交易市场悲剧性的一年,最大的输家可能就是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下跌24.9%,道琼斯中国指数下跌24.7%。

2013年,中国启动了自己的地缘战略项目:“新丝绸之路”,希望该项目能够应对危机最严重的影响。但是现在,中国甚至开始与近年来加入这个项目的盟友产生了问题。其中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等国)的债务水平已不再可持续。

国所有地区的镇压都在加

鉴于中国政府本质上是不能容忍民主的反对声音的,因此在面对任何不满情绪时, 都必须诉诸镇压。随着离心力的增强和社会动荡的威胁,这种对社会的压制只会增加。我们目睹的是,中国此刻是一种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其主要目的是营造一种恐惧气氛。[3]

北京越来越多地部署了大规模监控系统,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它大规模地收集生物识别信息,其中包括用于自动监控目的的DNA和语音样本;还建立了全国性的奖惩制度,称为“社会信用体系”;并开发和应用旨在防止持不同政见者声音的 “大数据” 警务计划。

中国政府在不同地区实施了大规模镇压,特别是在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口的新疆。自2016年以来,中国当局在该地区建造了大规模的拘留中心和监狱。除了这些拘留设施之外,新疆居民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特别的限制:如果他们想从一个城镇去另一个城镇旅行,他们必须申请通行许可证,并要经过好几个哨卡检查站。

连香港在这方面也不落后,在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过去四年来,国家镇压导致了50次审判,其中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分子因各种指控而被逮捕和起诉,其中100多人被送进了监狱。

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自1997年以来,中国执政党逐渐对香港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常改变政策规定,以满足中国统治阶级对香港政治加强控制的需要。它所作的每一个决定以及每一个步骤都旨在更好地控制这个城市。

2003年,香港对斯大林主义政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实施,使得有可能将叛国罪、分裂活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窃取国家秘密罪定罪。第二次大规模抗议发生在2014年,即所谓的“雨伞革命”,反对中国政权单方面决定筛选香港领导候选人。[4]

2017年,中国帝国主义又进一步抬高了赌注。在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宣布,在2047年之前就保障香港在政治、司法、经济等问题上独立的《中英协定》已成为 “一份历史性文件,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今年2月提出的新法案(对现有引渡法案的修订草案)引起了香港市民的极大关注和忧虑,他们担心被遣送至中国内地的风险增加,因为在那里的法庭受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的严格控制。

要理解为什么抗议活动的规模如此巨大,我们必须知道,香港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当年逃离中国的第二代或第三代。1949年毛泽东党上台后,数百万中国人逃亡。每月有多达10万人逃往香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的人口从50万增加到惊人的220万。

因此,香港政府的提案,真正触动了数百万香港公民的神经,这使香港居民有可能被遣送到中国内地,在专制的法庭系统中受审。他们知道,在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统治下,人们当然不能指望有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一般还会面临错误定罪。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一样,中国以迫害政治对手的表演而闻名。[5]

信息的审查和黑屏

传统媒体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尤其是,自从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对网络自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封杀,整个互联网被淹没在宣传之中,并惩罚那些发布揭露体制败坏信息的记者。

由于担心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可能会引起跨境反响,并对中国内地引发连锁反应,北京当局命令中国审查机构清除社交媒体网站所有相关香港抗议的帖子和照片。媒体基本上保持沉默,因此,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在香港发生了什么。

民主权利的神秘化

无论他们的队伍有多么庞大,无论有多少工人参与其中,街头抗议活动并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表现。在香港,无产阶级不是作为一个自治阶级在进行斗争。恰恰相反:香港的工人完全被大批市民所淹没。

许多抗议者都是工薪阶层的年轻人。但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在争取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民主权利。即使我们要向参与者的勇气和决心致敬,香港的大规模抗议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极大的危险。他们完全位于资产阶级的阵营里,他们不能不强化对民主的幻想。而事实上,该运动只是取得了一时的胜利 - 修正案被暂停 - 这只会增加香港抗议者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之间的幻想。

就香港的抗议活动而言,  左翼政治组织只是通过鼓励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来强化这些倾向和幻想。

     例如,加拿大的 “另类社会主义者” 的社会主义者宣传 “争取民主权利和反对当前威权制度的斗争,当然,这与打破资本家权力的必要性有关”。

         “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WSWS)强调,“接触中国大陆人民是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一步”。

即使左派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与无产阶级 “破坏资本主义者权力” 的斗争联系起来(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争取民主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陷阱,只会使他们更加依赖于它的资本主义剥削者。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真正的对立不是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而是剥削统治阶级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后者参与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运动,无论其规模有多大,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议会的冲击和洗劫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左派提出的任何要求自决、民主工人领导的政府等口号。

7月1日星期一晚上,对立法会被冲击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强行进入后,数百名抗议者蜂拥进入议会大厦,撕毁立法领导人的肖像,并在议会大厅的墙壁上喷绘民主的口号。

我们不支持这种伪激进的行动。恰恰相反:在议会中砸碎任何一件物品都不足以粉碎对议会制度的幻想。通过洗劫、占领、焚烧地方和国家建筑物,但我们并没有打破对议会主义的幻想。以民主意识形态为动机的行动只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服务。

事实证明,这些事件立即被用来使整个抗议运动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播出大规模 “和平”抗议的画面,但它只是对 “香港分裂分子” 的 “严重非法行动为” 进行了报道,其中“盲目的傲慢和愤怒”占据了主导地位。

粉碎议会和民主的幻想,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来捍卫自己的阶级要求。打击假议会代表制的唯一办法是举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认真讨论斗争的方法和目标。

西方民主国家的虚伪

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支持港人的捍卫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古斯于6月10日星期一宣布,“美国与香港许多人一样担心......(......)拟议的修正案可能会破坏香港的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价值观”。7月1日星期一,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说:“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比中国少虚伪,并且在侵犯人权方面远非无辜,正如以下三个例子清楚地表明的那样。

(1) 在中国,西方公司依靠中国政府的压制,将中国工人置于极端被剥削的体制之下。

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必须前往千里之外寻找工作机会,他们经常在工作场所的基本住所睡觉,每年只回老家探亲一次,而工资还不到美国平均月工资的十分之一。雇主与政府勾结,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工人那里挤出最多的劳动力(引自:后期多纤维安排时代和中国的崛起,Au Loong-Yu)

另一个因素是通过所谓的 “户籍制度” 来约束和压制工人自由的政策。这种制度 “作为一种社会种族隔离制度,在制度上歧视移民工人,禁止他们享受城市的公共福利。在工厂和宿舍以外,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中生存。这是迫使他们接受饥饿工资、恶劣工作条件和强迫加班的有效方式。”(同上)

(2)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领土上,西方国家在最恶劣的处境下拘留难民。

英国的移民遣送中心机构对每年在那里关押的25.000名移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羞辱:没有重新安置,没有刑事判决,没有足够的医疗保健,往往没有时间限制地让他们失去自由和过度拥挤的牢房。许多被监禁的人说,条件远比实际监狱更糟糕,他们还时常受到工作人员的身体和口头的虐待,这还包括性暴力和种族主义暴力。

在美国,国土安全检查员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拘留中心发现了 “危险的过度拥挤” 和不卫生的关押条件,在那里收容的移民数量超过了该中心原来设计的关押人数好几百人。检查员说,牢房里“闻到了可能没有洗过澡的体臭、尿液、未经清洗的腹泻和/或脏衣服/尿布”(“塞进牢房并被迫从厕所里喝水 - 这就是美国对待移民的方式”,《卫报》,2019年7月3日)

(3)就像中国政府一样,西方“民主国家”也使用超智能技术来监视平民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使用先进的网络黑客设备和软件,通过人们的日常设备 -从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到卧室的电视机 - 来收集平民的信息。“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文件(...)表明,间谍机构已经获得各种通讯工具如Android和苹果智能手机,三星智能电视和互联网汽车导航系统的使用权。(“中央情报局(CIA) 使用智能设备窥探公民,维基解密揭露”,玛丽莎.朗(Marissa Lang) 旧金山纪事报,2017年3月8日)

“美国执法部门至少使用100架飞机被用来监视公民。这些飞机配备了先进的、非常高分辨率的成像和视频技术,特别是Sing Ray,这是一种秘密的大容量蜂窝电话跟踪技术,以及可能的红外或其他夜视硬件。联邦调查局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全国的天空,以大规模监视公众和监控抗议者。”(引自“大规模监视和‘智能极权主义’”; 克里斯·斯潘诺斯(Chris Spannos),ROAR杂志,2017年2月18日)

西方支持民主权利的陷阱

西方民主对人权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当然,对香港人也是如此,香港曾经是英国在世界上最成功最富裕的殖民地。但是,当中国成为英国的主要焦点和变得更有利可图的时候,英国就毅然放弃了香港,并让香港完全置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枷锁之下。

特朗普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都满足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众多可恶的独裁政权合作,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与此同时,他们亦希望利用香港人民捍卫民主权利和自治的抗议运动,作为他们在对抗中国政权的贸易战中有用的宣传工具。

香港的抗议者挥舞着美国和英国的国旗,表明在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地区反对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的斗争,只会导致他们接受并拥护民主专政。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正在煽动香港公民,为他们在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抗中,用来维护他们肮脏的帝国主义利益。

丹尼斯(D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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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目前,香港只有根据两项主要法律 -《逃犯条例》和《刑事事项司法互助条例》等主要法律,将犯罪涉嫌人按个案情况引渡到20个国家,其中不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2019年2月,香港政府提议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拟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台湾和澳门,以及中国大陆。

[2] 在此后的几周内,被动员的人数减少:7月7日星期日,有25万抗议者被动员走上街头,7月14日再次举行10万人的示威游行。但是,他们变得更加暴力,特别是在三合会黑帮对示威者进行干预,以及警方更多地使用了催泪瓦斯和肆意殴打抗议者之后。

[3] 在中国,任何被视为对中共构成威胁的人都可能 “失踪”。有些被关押在秘密监狱,有些则被匿名关押在拘留中心。家人、律师,甚至中国国家检察官都被拒绝探视。

[4] 参见文章: “香港的‘伞革命':被民主意识形态所浸透”; ICC Online,2014年10月.

[5] 许多北京统治的批评者在被捕后,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含糊不清的承认自己犯罪,并批评自己,或诋毁他人。所有这一切的典型例子就应该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倡导民主而被判处11年监禁。他于2009年被捕,被判处11年监禁。

此文章发表于2019年8月4日,我们会尽快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