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触发起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所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斗争运动却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引起的。这些危机有时以泛滥的经济危机的形式（如德国的1848年、1921年至1923年），但大部分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迫使工人阶级采取革命行动（如1871年、1905年、1917 - 1918年）。

无产阶级下一次革命性的攻击，肯定是对资本主义近十年来持续泛滥的经济危机的有力回答。无产阶级自60年代后期重新找回了斗志，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完好。但工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却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革命运动的失败，因为资产阶级知道，在他们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之前，必须首先战胜和粉碎革命的阶级。

只有认识到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未来，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实现奋斗目标的最基本条件，即开创一个新的战场，让无产阶级再次上阵，用人性战胜野蛮，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铺平道路。

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也可描绘出什么将是未来的社会，以及建造这个社会的途径。建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首先就要培养扫除阻挡当今人类发展进化的障碍的能力。根据我们对这些障碍的认识，我们就可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设想，并采取各种措施去消除这些障碍。比如，保卫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的同义词，一般还伴随着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原因的分析，就是这个世界上 “200个亿万富翁家族”或“跨国公司”。

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过程和根源的了解，无产阶级增强了他们掌握历史斗争的手段和实质的能力。

只有在一个激进的革命行动框架中，才可能和必须对于危机进行分析。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反革命势力疯狂的打击下，使得革命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为此，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文章，在一些革命思潮中显得特别重要。此外，在大学中引进被阉割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把它转变为“经济科学”的一部分，并在这些最封闭的学院派大学中，由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从事陷入泥潭般的革命性分析。

随着当前危机的不断深化，工人阶级在其斗争中必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政治反应，即要想理解这些问题的起因、走向和出路或者结果。显然，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少数革命者圈内人士或大学研究室的讨论话题或研究的课题，而是在失业者群体内、装配工厂内，以及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火花闪烁的地方回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革命者才能够有可能更清晰地看到原因，即革命者必须努力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

目前这场危机的规模

10年来世界经济生产量增长的三次越陷越深的衰退；仅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里就造成了1千8百万失业人口；并造成了几乎所有的非发达国家的彻底破产；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崩溃；国际贸易增长的虛滯；所有国家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新危机的现实；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关切，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出路，就是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战争。

直到1967年，才让人们感觉到了明显的迹象：世界生产量的年增长率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正在逐渐低速但明显增长。投资增长率从65年至67年不断减慢，1967年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官方公布数字有700万失业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为3.5％。这些数据与当今的危机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也标志着战后繁荣的结束，就如人们可以在以下图表中所看到的那样：

世界产量增长率（％每年）

世界产量增长的曲线只能把它作为标示总趋势的工具，但缺乏精确度。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方工业化国家集团（OCDE）的变形。65年至67年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集团（OCDE）的增长演变过程中显得更加明确：

 

西方工业化国家集团生产的增长量（％每年）

然而，根据东欧国家所提供的数据，60年代后期生产的增长量也明显放缓。通过对以上图表的对比，我们可以明确地观察到，那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演变过程，与西方国家是多么相似。

东欧国家集团生产的增长量（％每年）

第二次衰退于70年触及到了最深底谷，比67年的衰退要严重得多。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来说，这次衰退陷得更深，从全球角度来看，衰退的时间持续更长。这证实了67年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起“德国”的意外事故，而是对一个经济动荡新时期的预告。

在由美国军事支持的越南战争的几年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全球经济增长的假象。但随着他们的逐渐退出，经济增长率也随即下降，同时，美国的债务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幅度。为了减少债务，人为地增加他们货物的竞争力，美国故意让美元与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西方主要大国所采取的逃脱责任的做法就是在世界上大量发行债券。这项政策立即得到了惩罚，即全球性通货膨胀的肆行，从而，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于

73年再次被迫“放慢”了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

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但实际上却是全球通胀的后果，以及在所有国家中强制实行紧缩政策的借口。当前的石油生产过剩，绝对否定了“石油危机”的谬论。

在74年至75年间所发生的新经济衰退已经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的范围和深度。而75年的世界产量的增长率为零。经合组织国家的产量也在下降。

这场危机在这之前，大部分只是以出现在其表面的货币危机的形式呈现。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人口从不到1千万，升至超过1千6百万。

失业人数（经合组织国家 – 以百万计算）

1976年被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政府歌颂为噩梦的结束。产量的增长似乎在重新起步。但是，77年以及78年的经济指数却让这一美好的希望化为乌有。全世界范围内的失业率从67年以来，几乎没有停止过增长，再也没有任何政府敢说，在未来的几年内会出现经济好转的预言。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里，受失业率冲击最直接的就是那些利润较低的和工人阶级集中的经济行业，也就是资本最容易打击的社会群体：妇女、青年、美国的黑人工人，以及欧洲的移民等。他冲击了当前整个工人阶级。

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都不断轮换抛出各种“经济激励计划”或“降温政策”，企图以此来对付本国经济的困难。其结果不免可以总结为动荡的结局：显然，经济刺激政策越来越难以使经济得到增长或复苏，而只会触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而“降温政策”只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加速崩溃，使危机比上一次陷得更深。

十年来，全球经济的总趋势显得更加明确了：

• 产量增长的减缓，
• 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
• 世界贸易放缓和保护主义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与1929年经济危机的数据相比较，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危机的规模和节奏。从目前的“官方”失业人数（经合组织国家有1千8百万失业人口）来看，还远远不如29年－34年那场经济危机那么严重：当时在英国有3百万，德国有6百万，而在美国有1千2百万失业人口。

当今世界贸易增长率已经停止，而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则下降了80％。

全球工业生产增速大幅放缓，在过去十年里几乎停滞不前。而它在29年－34年那场经济危机中，在全球范围内只下降了38％，在美国和德国下降了50％。

所以，当前的危机还远远不如我们所经历过的发生在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它的节奏要慢得多。

自1929年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逐渐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被它的国家机器所控制。二战以后，这一国家级的控制却演变成了世界性的两个集团，直接由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控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使他们能够成功地控制了这个世界几十年，相对要比29年那时的矛盾制度要好得多，并解释了当今危机的缓慢。但矛盾的缓解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资本主义无法控制其矛盾的后果，而只能推迟它的结算日。正因为他们无法解决这些矛盾，这就使它们更加具有爆炸性。

由于这两个集团组织的无能，以及自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以来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使当前的危机似乎比以往任何资本主义的危机要更严重，更持久。

危机的原因

首先，我们一定要看清一个根本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因为它早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这一系统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才会成为一个最终的障碍；其二，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10年来不能成功地克服其最基本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始终是革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分析帝国主义时所争论的主题。人们为什么找不到马克思有关危机的理论定语，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在撰写有关要系统地解决全球市场的著作结束之前就去世了。其次，由于他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矛盾没有发展到某种尖锐程度之前，使他难以察觉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个问题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有所提及。然后由罗莎·卢森堡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发展所提供的数据，把马克思所概括的这一理论系统化了。由于列宁和布哈林的屏弃，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分析始终是革命者之间展开辩论的养料。由此，在两次世界战争期间的意大利左翼（国际共产杂志－Bilan)，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主义的理论文献中，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始终与同一个组织的其他分析（列宁，布哈林，格罗斯曼）的分析理论共存或展开争论。

这种争论，特别是在近几年以来，围绕着两个主要的分析已趋于结晶化：即罗莎·卢森堡的分析理论和另一个代表利润率系统充分下跌的倾向，然而在规范生产和消费领域之间的矛盾规律阻碍了资本家为他们扩大生产开创必要的机会往往相矛盾，选自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的第三册。马克思在他未能完成的著作中，预想了一个系统论述理论。但是，就如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分析一样，没有什么会比演绎专属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更荒谬的。

我们所共享的罗莎·卢森堡有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与马克思相比，并不算是什么“新”的理论，但系统性的对于危机的分析，马克思对此早就打好了基础。因此，人们可以解释“罗莎·卢森堡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是出于同一配方的原理：

“值得提醒的是，定期重复发生的商业危机越来越威胁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在这些危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仅是现成的产品，而且现有的生产力，也加入了毁灭的继承。就像在过去的任何时期，一个社会性的瘟疫，看上去似乎是十分荒谬的：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突然间，这个社会处于野蛮疫情的瞬时状态；它仿佛是一场饥荒，一场毁灭世界的战争，在断绝她的生路；工业、商业似乎被销毁。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太文明了、有着太多的食物、太多的工业、太多的商业”。（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这种“在其他任何时期会显得十分荒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根据马克思（以及罗莎·卢森堡）理论分析，发现了它的根本起源，因为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根据人类的需求（显然，事实上危机已经把人类扔进更加贫困的深渊），而是相对于人民大众的购买力：“这不会产生太多的财富，而它只会定期产生太多的与资本对立形式的财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第六部分，第104页，出版商：La Pléiade）。

这与“资本的对立形式”就是指它反对，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被日益激烈的竞争推向了死角，好像除了人类的消费需求以外，就没有别的限制了，其次，资本不可能对这个社会分配所需的收入和购买力去购买它的整体的事实。

资本家和工人对连续性的产品市场一部分产品，有一种消化性的消费功能：这相当于支付给工人大众的工资，加上一部分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利润。而利润的其余部分，则再投资于生产：这部分产品在资本家的圈内找不到买家。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卖给“外部”的非资本主义阶层的市场（手工业者、农民，以及那些还是以陈旧生产形式主导的国家）。当这些“外部”市场缺乏，危机就会出现，从而，使得扩大生产的需要和不能使广大人民大众成为买方的差距显得特别明显：

“工人消费能力的一部分是受到工资法律的限制，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老板的这一事实，只要他们工作，资本家阶级对此就有利可图。所有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始终是贫穷人民大众的贫困和消费能力的停滞，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倾向，就好像他们不得不限制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第1206页，同上，由我们摘引）

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提高工资来解决这一矛盾，因为这只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他们也不能再增加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因为这只会降低用于再投资和拓宽资本积累的份额利润。

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寻找新的和不断扩展的出路，必须将产品出售给非资本主义的阶层。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那里，为他们的扩张找到了所需要的出路。然后，在那些他们所控制的、有着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殖民地国家，引进资本主义生产的体制。

“为了满足日益扩展的产品市场需求，资产阶级侵占了整个地球；他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他们到处建造，到处建立关系（...）。他们最廉价的产品，就是他们的大炮，炸毁了整条中国长城，并以最野蛮的行径来统治其他民族。他们强迫所有这些国家来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模式，无视他们的损失；即强制他们进口所谓的文明，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些国家建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总之，他们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形象的世界”（我们摘引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资本主义在弥补自己的无能的同时，既为自己开创了出路，也直接给自己造成了灾难。他们将市场扩展到全球，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但是，资本主义在扩展它的产品市场的同时，却也堵住了他们自己所需要生存的出路。

“（危机）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猛烈。正因为产量猛增而找不到出路，同时，全球市场萎缩；即每一次危机给商业市场带来一个没有被征服或还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从而使得出路更加狭窄有限”。

（马克思，劳动雇佣者与资本，出版商：La Pléiade, 第228页）。

这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罗莎·卢森堡展示了帝国主义在19世纪后期是如何发展，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扩张历史进程的第二阶段：全球竞争时期的到来，使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非资本主义国家地区显得更加突出和广泛。”（罗莎·卢森堡，批评中的批评，出版商：Maspero, 第229页）

由马克思发现的利润下降趋势的规律，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只能从“活”的生产力，即从工人的劳动中提取利润，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部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将自动地减少了“死的生产力”，即机器和原材料的利润。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现实，并与那些自称为马克思思想保卫者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因为，这既不与市场饱和的理论相矛盾，也不是“所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

－首先，是资本家之间的市场竞争，迫使资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即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是说，死生产力部分（不变资本）相对于活生产力部分（可变资本）。

－其次，是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占领新的市场，从而使资本家 1）抵消利润的下降 2）通过增加剥削来抵消这种下滑，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扩大生产规模，可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所需工人工资的实际价值）。

我们也不能说利润下降趋势的规律就是“所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尽管它可以抵消并且补偿资金，从而可能会寻找到新的市场扩张。归根结底，正是因为资金无法找到足够的出路，使得利润率下跌的趋势成为事实。市场饱和是利润率下跌的最终原因，而没有其他原因。从资本主义历史的具体实际来看，要努力维持利润率，就意味着争夺新的市场。

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

要想知道为什么10年来，全世界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其最基本的矛盾，陷入生产过剩的新危机，尽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繁荣。这就有必要把这场危机从资本主义的颓废这个历史框架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确显示了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初的飞速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市场的吸收能力。整个地球最终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瓜分共享。而世界市场上的后来者，以德国和日本为例，他们为了自己的发展，不得不挑战当时已经形成的分享结构，这一挑战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进行。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世界被完全瓜分共享，以至于完美到将来‘只会’是一种新的形势的分享，即从一个‘主人’转手给另一个而已，不再是‘占有’无主领土的问题”（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商：莫斯科1971年版，第716页）

 

这并不是说，在那个时代，全球范围内就没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行业。在1914年，就像现在也一样，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有着遗留下来的的资本主义前期的古老行业，但相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需要达到的规模已经变得太小了。对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发展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市场，或者换一种说法，发达的列强大大超过了现有的市场。

 

帝国主义和全球性的战争，它不同于过去大多数的战争。这种战争不只是在未开发地区进行，而是把其战场扩展到工业中心和平民百姓，这对暂时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有两个好处：首先，战争消灭了另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破坏了全球竞争的市场平衡；其次，战争可以在瞬间把毁于战争的国家变成赢家的市场，即赢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强制推销自己的商品。

 

自1914年以来，没落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在危机、战争、重建这样一种循环周期中生存的。我们就是必须要从这永久和普遍的野蛮周期，来看待当前的危机。

 

1914年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长达4年，战死两千四百万人。

 

1919年至1929年：重建。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由欧洲国家来买单，帮助参加重建，并在“人民拥有自主权”的旗号下，逐渐被归入他们的殖民帝国。

 

1929年至1938年：重建结束。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从34年－35年起，不少国家在资本主义颓废的压力下，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俄罗斯斯大林主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新政辅助，法国的人民阵线），通过增加国家订单（“重大工程”，尤其是重型武器生产），从而创建所谓的市场政策。为此，失业率有所吸收，但是从38年起，又爆发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1939年，希特勒在“德国必须出击或死亡”的呐喊 下，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长达6年，战死五千万人。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工业中心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

 

1945年至1967年：重建。世界被分为两大霸权集团。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永久性战争，主要发生在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下的局部冲突。

 

1965年至1967年间，对西方集团整体来说，标志着二战后重建的结束。重建期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那些遭到战争毁坏的国家的产量已经达到了战前类似产品产量的水平。这重建期的完成只是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被战争破坏的国家成为国际市场上新的竞争列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已经发展到了某一种程度，即他们可以而且必须，相对于他们进口而言，出口更多的商品。

 

在这一格局中，他们不仅停止为“重建者”国家构成自身市场，他们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与他们之间争夺现有的市场。这个格局约从1965年至1967年之间普及到整个西方集团。就像日本和欧共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的贸易平衡覆盖率的（出口大于进口的百分比）演变所显示的那样。下图表明了1948年以来世界贸易平衡覆盖率的演变过程：

我们在同一图表中显示了美国的贸易平衡覆盖率，以便更好地显示重建的拮抗过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48年，正当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美国的出口量要比其进口量高出近两倍，而日本的出口量仅覆盖进口量的40％，而整个欧共体6个国家的出口量仅覆盖进口量的60％。二十年后，美国的贸易平衡恶化直至出现赤字，而欧洲和日本成了出口国。这就是资本主义当前危机主要的直接原因。二战大屠杀后的重建，这种腐朽的资本主义为补偿其永远不能满足的资本主义额外市场的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最终宣告失败。

 

 

危机的前景

 

要准确预测这场危机将以怎样的节奏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今天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为产品寻找或开创新出路的大部分措施，要么都已经尝试过了，尤其是在60年代末，要么仅仅是纯粹的奇想。

 

 

－“向贫穷国家低息贷款”：

 

东、西方两个集团都有份。其结果是，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超逾2500亿美元，相当于十亿人的年收入，或相当于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低于250美元）。由于这一笔如此巨大的债务，因此，建议对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债务进行延期偿还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民主的最新产品之一。一些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在这个意义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姿态”，但这些不发达国家近于彻底破产的处境，可不是靠这种高“姿态”可以消除的。就目前形势而言，对这些国家提供新贷款不可能振兴全球生产。因为他们最多只能偿还他们所承担的债务的一小部分。

 

－“在发达国家之间增加信贷，以进一步促进新的交换”：

 

这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各个集团内部所组织进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著名的“特别抽签权”，就是在西方国家之间，在其黑帮首脑美国领导下，凑齐的一笔巨额信贷。一个国家的债务则以其他国家的信誉来承诺，而这些国家本身也都在国际上债务累累。人们就靠着借新债去还旧债或其他债务。自1965年以来，国际债务螺旋上升到一个新的顶峰，资本主义就靠着巨大的借条和债券生存，大部分是以美元形式结算的。新的信贷，也就是说，靠新的债务很难恢复振兴已被债务淹死的经济。

 

 

－ “发展两大集团之间的贸易关系”

 

这也曾尝试过。自从东方国家集团提出和平共处的发展原则，以及西方国家集团对东方国家集团的政治开放政策，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交往也逐渐增多。但是，不但这些交流仍然非常有限，而且，还导致了东方集团国家的债台高筑。他们一共欠了西方达400亿美元的债务。1977年，这些国家不得不决定减少他们的购买，以降低他们的贸易赤字，在1976年75亿美元，1977年50亿美元。危机并没有恢复，反而减少了这些交流。但是，如果所有在国际上为创造有利可图的市场的解决方案惨遭失败，也许还有一些“国家”性质的解决方案，如增加国家公共开支，或者，就如所提倡的给新的“准消费者”增加工资。这些国家级的解决办法都不可能比在国际上已经试过的那些措施更加有效或可行。

 

 

－ “增加公共支出”：

 

凯恩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可以被概括为，在1929年危机最低迷的时刻，接受并承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宗教原则的愚蠢，这理论原则由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发明，根据他的理论，资本主义不会遭遇真正的市场危机，因为“所有的产品生产同时都是一种需求”。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创建人为的国家需求。如果资本不能创造足够的国内需求来吸收消耗产品，另外，如果国际市场已经饱和，那么，凯恩斯主张，国家将作为买方，用它发行的钱币来购买大量的产品。正因为大家都需要钱，所以没有人会抗议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钱只是一纸空口支票而已。首先是重大工程，然后是庞大的军火生产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在1929年后走出了危机，并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西方集团就施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原则。在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理论原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运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危机并不是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再现的一种需要，而是一发不可收拾。

 

 

－ “增加工资”：

 

这是一个由目前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党派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党派心里都非常明白，一旦成为执政党，他们马上会施行相反的政策。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某国家工人的工资更昂贵，那么，这个国家就自动失去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梦想着资本主义会非常努力地为他们的被剥削对象增加工资，就如梦想没有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荒唐。现实是对这一主题的最好雄辩：面对危机，没有任何国家甚至会考虑增加工资。恰恰相反，紧缩政策才是最普遍的措施。

资本主义除了战争以外，在经济政策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可提供。这可以在所有现代国际形势的演变过程中得到验证。从危机演变的角度来看，与1929年相比，我们现在更接近1938年的形势。与30年代不同的是，目前主要存在着两大重点：

 

1）国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以及极权主义的统治，可使他们能够部分地或暂时 “绕开” 资本主义自己所定的法律，并使得危机的下滑能够相对得到缓解；

 

2）工人阶级在走向新的世界大战途中既没有失败，也没有被陷害。在这点上，它不仅延缓了大屠杀的步伐，而且还“默认”的设置了可能会引发革命斗争而使经济状况恶化的限制。然而，工人阶级不能长期扮演这个“默认”的刹车角色。资本主义延缓其最后期限，只能使它们更具有爆炸性。在崩溃中，资本主义日益把无产阶级塑造成历史的创意人，但如果无产阶级未能超越消极抵抗的局面和“威胁”，资本主义将采用血腥的解决方案。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已经靠采取一系列的政策而得到幸存，其共同特点是始终提供一些阻碍自身发展的、偏离自己制定的经济规律的手段。商品交换的法则，资本主义把这一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法则，作为它的历史使命推广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把劳动力变成了一种商品），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这一法则转化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发展，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规律的，并判处了人类最后一个最强大的保卫者的死刑。当前资本主义的崩溃，标记着过去资本主义所做的，为了保持这一法则生存而又始终避开它的尝试的失败，变成了对唯一能够执行判决的力量的历史呼唤：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干预

 

无论危机以何种速度发展下去，它已成为当前整个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关注点。革命家在其阶级中的干预，必须作为其主要目标，即必须明确认识到，怎样把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看作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明确的历史必然性，并创建实现的可能性。

 

为此，这必须以明确的措词来予以证明：

 

－即目前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意外”，而是全球商品生产系统无法克服的、客观矛盾的体现;

 

－即资本主义对于当前危机唯一可以提供的出路，就如1914年和1939年，进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这一次将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即由资产阶级的“工人党”所提出的“为了减少失业率，少挣一点工资”，只不过是一种诱饵：因为即使今天工人同意了免费工作，资本主义也无法克服它的危机；

 

－即某些反对党的“廉价”煽动谈到的增长工资，振兴需求，只不过是为他们将来一旦成为执政党时所要施行的紧缩政策做准备；

 

－即经济危机是一个国际性的现实，所以，只有在国际领域内才能找到它的解决办法；

 

－即阻止资本主义进行第三次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唯一途径，就是毁灭世界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无商品生产、无工资、无国界、无国家的新社会，在那里，唯一的生产目标就是满足人类的需求：共产主义社会；

 

－ 即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唯一力量，就是世界的工人阶级；

 

－最后，工人阶级必须看到目前危机在整个地球上无一例外地给工人带来了灾难，但这不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悲叹，而应该把它作为团结全世界革命军队唯一的强大动力。

 

 

 

国际共产主义思潮（C.C.I.) 献给共产主义者左派集团第三届国际会议准备稿 (1978年11月)

为了给资本主义的衰亡下定义，我们的观点如下：

－通过观察历史上主要社会演变过程，我们将首先绘制出一个生产模式衰亡的普遍概念；然后，我们将此普遍概念运用于资本主义的具体例子，从而尝试推断出它的政治后果。

－而且，就像马克思一样，我们将首先考虑“生产的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化”，其二，“让人们意识到在法律、政治、宗教、美学和哲学等问题，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形式的冲突，并进行斗争”。

危机和衰亡

一位百岁老人无疑是一个衰落之人。他可能处于永久的危机之中。然而，他只有到了一个特定时刻才会知道，这一危机能导致他的死亡。这种不可逆转的衰亡状态与经常标志着这种衰老过程中的剧烈抽搐之间存在着差异。

资本主义的衰亡和开放性危机是与二十世纪相关的明显现象,虽有不相同性，但具有依赖性。

我们在此的目标并不是对这些危机时期进行研究(例如1929年,或1938年)；也不是对当前资本主义本身是否开始了解这种情况的问题研究。我们想在此阐明的是，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个衰退的阶段，自1914年以来就处于颓废状态，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使它标榜自己的宏伟“增长率”，实际上却隐藏着一个越来越缺乏再生产创造能力的社会制度的痛苦。

衰亡的概念

引言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现实如何验证了马克思对不同生产方式的祖先和衰亡的一般解释。详细的分析将告诉我们，前资本主义（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从扩张到破产的特征。我们可以把综合这个历史规律归纳如下：

与进化论的历史概念相反，把人类社会的进步描绘成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总是上升的过程，没有哪个社会可能在其顶峰时消失。前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在相对长的衰亡时期之后，才把历史舞台割让给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社会发展的最高点其实就是它的极限点。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框架中，人类利用现有的技术水平获得物质财富的最大发展。正是这种发展程度标志着某个停滞点，因为如果不使用新的工作技术，就无法超越它，也就是说，如果不放弃之前盛行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造成基于这些社会秩序关系的剧变。正是由于这一顶点使新社会的到来成为刻不容缓的客观必要。

如果说历史进程是不断演变的和谐过程，那么，在那些高潮过后，社会动荡也会因此而发生。但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动荡的物质必然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客观过程。但动荡本身就是人类的杰作，更确切地说，是社会阶层的杰作。因此，它的实现也取决于决定这个阶级意愿和行动可能性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了。

然而，这些条件并不存在于社会形态的高峰期。在每次高峰期过后，在其消失之前，所有过去的社会都经历了很长的危机和转化时期。旧的结构逐渐分解。新的势力试图寻找一席之地。在这个解体和转化的过渡时期，这个野蛮的时代和这个“社会革命时代”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衰亡阶段。

衰亡的原因

但是，这些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因素是什么，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在生产方式的高峰期并不存在，才使得衰亡的时期不可避免？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联系着人类的社会关系不会在一夜之间被超越，就如人们在证明自己长期使用的工具已经无用之前，不会轻易放弃它。一个社会形式只有通过其为了维护它的存在而采用的野蛮手段和造成的苦难，才可能证明它的“无用”和它的历史性的过时。就如由于多年的饥荒、流行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才迫使人类放弃了奴隶制和封建主义制度。只有这种由社会制度衰亡所引发的事件，才导致了数百年的习俗、思想和传统的结束。集体意识总是延迟于人类所生活的客观现实社会。

－与此同时，实现向新社会过渡所必需的两个客观因素，在旧时代的高潮时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力量的逐渐弱化，另一方面，是代表实现新社会力量的出现。

统治阶级的力量及其对特权的依附是保存社会形态的强大因素。但是这个阶级的力量源于它主导体系的有效性。阶级的存在是在生产技术发展到特定时期，需要进行一定分工的结果。因此，统治阶级的权力首先来源于其统治下对现有生产关系的独特权利和不可或缺的特征。经济体系的发展高潮也是统治阶级权力稳定的高潮。与此相反，这种权利的崩溃只能与生产关系的崩溃有关，即在该社会体制衰亡阶段才能明确地实现。所有试图通过国家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人为地维持这种权力的尝试（就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尝试从未停止过，而且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症状），实际上，只能反映出这种权力的崩溃。

第三，人类在找到另一个更好的替代物之前，不会轻易放弃他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人类为了放弃一种生产关系（虽然它一直是迄今为止能够维持社会的一种生产关系），就必须摒弃这种旧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关系，这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所必需的。但在过去的社会中，只要社会尚未进入衰亡阶段，代表新秩序的阶级就不会存在（或只是在其萌芽阶段）。（各大封建领主只有到了低地古罗马帝国时期，才真正得到蓬勃发展。同样，在封建主义统治下，资产阶级也只有从第十四世纪起才真正崛起)。

由社会制度衰亡而带来的这三个主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能够解释导致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衰亡的原因：但它们至少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旧社会制度的衰亡将会导致一个新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这些相同的原因和理由是否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待观察。但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一个社会衰亡时期的表现。

衰亡的表现

所有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为处于社会所有领域和结构的广义危机状态。

1.－在经济层面（社会的基础设施），生产越来越不受除了社会生产关系本身之外的障碍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停止。社会正经历着每一层面上严重的，并在普遍程度上不断增加的经济危机。

2.- 在上层建筑的层面上: 物质生存至今一直存在于所有社会中的第一个社会问题， 因此，始终是生产关系来确定不同社会结构的内容和形式。当这生产关系崩溃时，整个建筑在这些关系之上的社会结构，将跟着倒塌。当这种危机状态在经济层面上发生时, 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都将不可避免地得到涉及。

正是从这里，我们必须寻找著名的“文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关于对“道德松懈”、“富足的罪恶”，以及这种哲学或宗教的有害或有益影响的研究中，理想主义的远景消失了，总之，他们在思想领域中寻求这些危机的原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否认思想对事态发展的某种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不会根据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来判断别人，也不会根据自己所具有的意识来判断革命的时代。这种意识将会被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所解释,而不是物质生活的矛盾.”

在意识形态领域：系统的保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废话，越来越不利于意识形态的生存。从而使意识形态崩溃，旧的道德价值观崩溃，艺术创作停滞不前或呈现抗议的形式，蒙昧主义和悲观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并得以发展。

在社会关系领域，衰亡表现为：

1）统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斗争的加剧发展。开采条件和盈利的数量越来越难以维持; 那些想要谋生的人，必须（放弃任何合作的可能性）以牺牲其他阶级成员的成本为代价。

2）对立阶级斗争的发展:

－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当这个被剥削阶级在苦海中被剥削阶级剥削到了极点，就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和灾难临头。

－新社会阶级的斗争（在过去的社会中，它一直是与剥削阶级不同的阶级）。与旧社会秩序的力量发生冲突。

在政治领域：面对这种危机状态，统治阶级不再像以往那样成功地获得其政治权力，即旧社会的秩序、国家机构的利益的终极结晶，以加强自己对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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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古罗马奴隶制和封建时代的末尾。这些现象就是这些社会衰亡的明显特征。但是，自从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停滞，伴随着社会革命条件的成熟，是否就意味着典型的衰亡时期的到来？

资本主义的衰亡

但我们能否就此给资本主义的衰亡下定义呢？类似的症状只能用于诊断同一疾病的不同个体，只要他们是相同的物种或有着相同的性质。关于过去的社会在衰亡时期出现的特点，是否可以将资本主义置于与这些社会相同的水平相比较？旧的症状和原因仍然有效吗？

在物质生产方面，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奴役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仍然有效的法律。

只要人类生活在“必要的统治”中，直到它已经进入消除物质生存问题的丰富阶段， 或者至少将其降级到次要地位，这离人性仍然遥远，经济体系的第一个功能仍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此外，通过推广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将任何不发展的资本予以消失或将其转手别处，已使这一发展义务更具限制性。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正如封建主义或奴隶制一样，生产力的发展不足，历来代表着死亡手令。

但是，如果这种状况得以实现，它就能够或应该被称为衰亡的阶段吗？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分类的社会，其次，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继续以经济需求为主导，因而无意识地遭受着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发现了过去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尤其是那些出现在衰亡时期不可避免的特征：

集体意识总是迟于其所在社会的现实生活，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依赖于生产关系的效率，与旧社会相对应的习俗和习惯的重量和惯性，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只要旧的社会形式没有被证明其陈旧过时，新的社会形式就无法在社会中萌芽。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与之前的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而且必须经历一个衰亡的阶段。

然而，与所有以往剥削社会共有着那些特征之外，资本主义却具有与奴隶制和封建主义从根本上不同的特征。

另一方面，构成否定和推翻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制度本身，旧应该不再是一种剥削制度。

而且，与其他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衰亡有它新的特点。

社会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不是从前一个社会制度演变而来的社会制度。如封建经济关系诞生于低地罗马帝国的大型庄园，或多或少能够使自己独立于中央政权；而资本主义首先在封建社会的乡镇，然后在城市中诞生。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统治阶级都逐渐取代了旧的统治阶级。

相反，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被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牟取利润的直接来源，在没有完全解除后者的权力之前，就无法发展自己的社会制度项目。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里排除了两个社会制度共存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将所有

世界生产整合到单一的系统中，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衰亡必定是一种更“干脆”，更为激烈的衰亡。

由于资产阶级的繁荣(尽管它不是在君主制的形式下)，使封建主义能够在法国得以生存直至18世纪，这种资产阶级的繁荣，部分满足了封建主义再也无法承担的经济需求。然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说，则完全不一样了，它将独自走向死亡。因为它的掘墓人绝不是一个潜在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只是暂时的，他们还可以被容纳，但它却是一个由几个世纪被压迫而产生的致命敌人，并且所有的分享都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衰亡的所有后果都落在社会上，而不能被消化。因此，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这种衰亡具有更强烈的特征，另一方面，将出现得更突然，其效果具有更大的暴力性，其反应时间将被缩短。

无产阶级：与历史上其他革命阶级不同，无产阶级并不是在衰亡阶段中出现的，而是从这个社会制度开始时就已经出现。当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巅峰时，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发展成为一个经济阶层；当这一社会制度开始衰亡时，他的掘墓人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数量。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必像过去一样，新的社会必须等到在旧社会制度衰亡的肥料中诞生，并发展下去。

另外两个因素导致了衰亡期的缩短:

1°：思想关系的非重要性。（与奴隶制和农奴制中发生的情况相反）工资和资本制度下不存在任何宗教、政治或个人关系来调解剥削关系。其结果是社会生活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因此能对衰亡时期的经济困境作出更快的社会反应。

2°：其次，仅为竞争而生存(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不发展就能生 存。

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确实可以以某种方式确保其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过去，这种发展从未真正成为现有生产关系的固有内容。统治阶级成员的利益和特权并不直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扩张能力。他们从农奴或奴隶的劳动中榨取的利润专门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和奢侈生活。只是非常偶然地被用于发展生产。所以，当这些体系开始与他们的经济矛盾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但没有直接导致统治阶级陷入破产和灾难，也没有瘫痪社会的经济生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不能确保资本积累的日益增加，那么整个利润积累，以及生产过程本身就会被阻止。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一个社会体系衰亡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不可能在不放弃现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确保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绝对难以相信已经经历了长期衰亡的资本主义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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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 “一个社会的衰亡”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现象，其主要原因和表现可以被充分列举。

- 正如在它之前的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会经历一个衰亡的阶段。

- 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仍然类似于先前社会的性质。

- 从各种观点来看，这种衰亡似乎要比其他社会体系更短，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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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进行分析。

世界资本主义的衰亡理论与现实

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从这一点上开始辩论。但一点也不确定。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者才真正对一个社会的衰亡概念感兴趣，那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进入其衰亡阶段的那时起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分裂是在对资本主义上升期结束，并进入“战争或革命”时期的激烈辩论之下发生的。然而，从那时起，约50年的反革命势力的胜利，革命理论没有得到必要的发展和深化，以便能够解释这个世界转变的现实。今天，在这个思想隧道的出口，经常会有那些各种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潮流，仍然共享着气味十足的所谓对“新的现实”实行“新的应用”，（即“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另一方面，又虔诚地依恋着旧文本和旧思想，以反对第一趋势（参见国际共产“保尔狄尕主义者”和他们的“太阳下没出现什么新事物”或他们的自1848年以来“革命计划不变性”)。在这两个极端意识潮流之间，我们发现托洛茨基主义者附加到托洛茨基“过渡计划”的字里行间，准备遵循任何理论的时尚:

（自制、新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只要是这些理论能够帮助多“赢得一些新的追随者”。

因此，由马克思勾勒出的“衰亡”概念仍然是一个过于模糊的概念，并且在革命语境中引起了过多的混淆，所以我们避免在本项研究开始时重复它的定义。

上层建筑

通过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斗争......）而不是对经济的分析来开始这种“与现实的对抗”，似乎是有点不合逻辑，前者“到最后”只不过是“后者”的产物。然而，我们只是为了展示的方便，才使用了这个顺序。事实上，虽然现代资本主义通常很容易认识到衰亡阶段在上层建筑的表现（所有现代道德家都觉得有义务将其说成是“文明危机”等），然而，对于经济进程来看，就不那么明朗了。

同样，对这些“文明危机”的大多数解释并没有超越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水平。

首先通过对“上层建筑”领域入题，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从最简单的开始”来阐述这一论述，而且我们也为解决经济问题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论据，即科学的一致性。

1 - 在意识形态领域

我们不能在这里只是开展这样的研究，而应该考虑到过去几十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活之间存在的联系。那么，我们只会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分解。

固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很难被精确地列出它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因为它承载了长达数千年的所有剥削社会开发的长期思想遗产，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机制制度、社会关系与生产手段的盲目依赖性，使得作为这些关系保存手段的意识形态，即使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可能比过去发挥的作用要更小。

然而，我们可以说，有关“工作崇拜”、“美化社会升华”、“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和尊重”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信仰”构成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被资本主义的暴力侵蚀了50年。

当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近50年来由于无用的战争造成了几乎1亿人口的死亡，继续对这个社会、荣誉和价值大唱颂歌，似乎越来越困难；正当这个世界无法允许其三分之二的人口满足基本生计需求时，而两个最大的经济强国却花费了相当于人类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用于武器的生产；正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优越的地方，我们必须支付不致于死于日常生活中最残酷和非人性化的饥饿的权力。

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都使用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攻势（这些现象非常相似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皇帝崇拜和封建主义末期绝对君主制的占卜）。教会的危机，资本主义放弃已经不再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旧教学方法，以及大学的危机（1），意识形态的主要中心主导性表现出所有敏锐的第一个衰亡症状，即意识形态的分解。

这一分解从过去的十几年来，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几代人对当今世界的厌恶，以及各种企图逃离某种“边际主义”和其“抗议”性质的标题，已上千次地出现在报刊杂志的头条新闻。这种“奋起反抗”，首先主要表现为某种延迟（发生在1914年，以及1917年－1923年革命的50多年以后）。对这种延迟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即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总是晚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我们必须等待这样一代人，他们既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遭受1917年－1923年革命浪潮之后的反革命的猛烈反击。另一方面，这一延迟是由于该制度在第二次战争后重建期间经历了近25年的经济繁荣稳定。这种繁荣增长的第一个弱点迹象是于20世纪60年代末才影响到社会，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现存和谐”中的繁荣思想的空间越来越小。当今的思想家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幻灭、悲观或漠不关心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正经历着新的风尚。

在艺术层面上，颓废表现得特别激烈，如果艺术的发展不会停滞在旧形式的永恒重复中，想要成为一种抗议，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写出艺术演变，并发出恐怖的一声呐喊。

当思想世界正在经历这样的剧变时, 是因为物质生产的某些东西正在崩溃。

2 - 在社会领域

- 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发展。

如果同一个国家的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有时则是通过国家中央控制所有生产来解决的，但这种竞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全球资本之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疯狂程度。

1914-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千万人死亡。

193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五千万人死亡。

自那时以来，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纵横四起，不同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并在他们瓜分世界的祭坛上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无法再赚取足够的利润来分享它的完美合作。过去社会的衰亡已经造成了各个国家的荒凉；当今，整个星球正受到这样的威胁。

- 被剥削阶级斗争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局限在改革领域，即寻求一种制度的发展。（巴黎公社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与其说它是真正的时代标志，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历史的偶然事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斗争无论在其规模还是内容实质，都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斗争运动不再局限于少数几家工厂或某个城市，而是整个欧洲都被这个史无前例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所震撼。其斗争内容不再是要求对体制的改革，而是其激进的剧变。“世界无产阶级的俄罗斯支队”成功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立即上台掌权执政。

从那时起，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得到改变。

1917年-1923年的革命浪潮被粉碎，孤立的俄罗斯革命被窒息而死。但是，尽管苏联革 命惨重失败的影响和苏联经验播下的几十年的混乱，“无产阶级的威胁”远未消失，这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恒定。偶尔出现的孤立的无产阶级起义和这个阶级的日常斗争标志着过去50年历史的所有重量：世界所有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也就是说要确保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严格监督。工会，这个旧的工人组织形式，已经成为这种一体化组织的基本机制。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暂时“繁荣”，让某些人相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那么，从1968年以来从世界各地所掀起的工人阶级斗争运动的热潮，强烈地提醒着人们，阶级斗争的仍然存在，并宣告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浪潮的到来。

3- 在政治领域: 国家机器的加强

它是过去社会衰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之一。这也是自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这种社会制度体系中最衰老的形式，但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官僚们都喜欢把它定义为“社会主义”，其实，这只是这一趋势的终极高潮。

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人确信，当前的国家主义，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是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标志。然而，最具历史意义的分析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主义与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定点干预是毫无关系的。

本世纪的国家主义不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个连续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其基础不再是与封建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势力斗争的根源，而是与其制度自身内部矛盾的斗争。

当代国家资本主义加强的直接原因，反映了资本主义关系框架对生产力发展的明显失调所造成的所有困难。事实上，国家已经扩大了其权力的范围和地位，因为它已被证明是唯一能够实现以下目标的资本主义实体：

－通过国际竞争的加剧，实现对各国经济的集权化和合理化控制，其领域已经变得过于狭隘；

－ 确保战争和“备战”的所有生产任务，已成为每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头等大事；

－ 确保其结构不断趋于瓦解的社会机制的凝聚力。

至于欠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亚于世界工业化国家体系的衰老。这些国家不是“年轻的资本主义”，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脆弱部分。所以，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地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就必须更迅速和更积极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制度。

苏联的例子也不能否认国家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质。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框架的狭隘性以及它强加给每个国家在“国际音乐会”中生存的严酷条件，这就成为国家强化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脆弱的国民经济,以及无法支持竞争的私人资本，成了该进程的主要加速器。在俄罗斯的具体情况下，由于这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了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特殊情况，并没有改变问题的真正基础实质。这些特殊性只解释了一件事：使苏联成为第一个国家的原因，已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趋势。

意识形态分解的主导价值观；各级社会关系的非人性化：在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中，周期性的对立达到了最高潮；加强强权机制，国家对所有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控制......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明被分解的所有特征，即一个社会制度在其上层建筑层面上衰亡的所有特征。

但在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水平上又是怎样一个局面呢？

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历来的危机现象都是由于经济衰退而引起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物质生产水平上的危机就是这个制度的“最终阶段”。

根据从1914年至1939年的统计数据，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很少有人声称否认这是一个停滞期。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历史进程似乎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上层建筑”衰退的症状不断发展，但根据现有统计资料显示，资本主义却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野蛮行径中灭亡了？我们是否正处在一个“新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这些危机的表现只是一种还很遥远的衰亡前兆？

从1953年到196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按数量和人均计算)可乘以1.4倍，意大利和德国乘以2.1倍，法国翻了一倍，而日本可乘以3.8倍.....那么，“衰亡”在哪里呢？

尽管这些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仅用于军事目的，即使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但显然“生产力尚未停止成长”。即使政治结构在不断的演变，统治价值观的分解都证明了“文明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衰亡，但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这一“经济膨胀”的现象，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条件，似乎还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有风险的。

（译自国际评论第二期.2月 197）.

1. 参阅：“学生运动”和“批评”参阅国际评论第三期 （旧编号）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6:53

但是，我们如何去定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衰亡呢？我们不可能将类似的症状在不同的个体诊断出同样的疾病，除非后者是同一物种或同一种类。鉴于过去社会中的衰亡特征，我们能否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这理论在应用于资本主义时，旧的症状和原因是否仍然有效？

在物质生产层面上，社会制度从属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有效的法则。只要人类生活在“需求性的统治”之下，只要它还没有达到足够富裕的阶段，既人类能够消除物质生存问题或者至少将它们放到次要地位，但人类就这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体系的首要功能仍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更加增强了这种发展的必要性。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就像封建主义和奴隶制一样，对资本主义来说，生产力发展的不足，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种致命的僵局。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它是否就会或者必然就会像其他的社会一样，代表了一个社会的衰亡阶段？

资本主义首先仍然是一个阶级划分明确的社会；第二，只要人们继续生活在经济需求支配之下的社会，因此就会无意识地服从他们的社会结构。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过去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特别是那些使衰亡阶段出现所不可避免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集体意识落后于现实，统治阶级的权力依赖于生产关系的效率，旧社会的产生习俗和习惯的份量和惯性，在旧社会被证明过时之前，既在新的历史进程开始在社会中萌芽之前，不可能获得新的社会形式。就像它之前的各种社会形式一样，资本主义因此也会，而且必然经历一个衰亡阶段。

然而，除了基于剥削的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之外，资本主义还具有将其与奴隶制和封建主义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特点。首先，构成资本主义否定和超越的制度本身并不是一种剥削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的衰亡包含着与其他社会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细节。

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取代于前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如，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诞生于罗马帝国晚期的大庄园中，这些地产庄园或多或少独立于中央政权；而资本主义诞生于城镇，以及封建社会的城镇。在这两种情况下，后来的统治阶级逐渐取代了前者。

相比之下，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作为一个被剥削的阶 级，既统治阶级利润的直接来源，它不可能在不彻底摧毁统治阶级权力的情况下推进自己的历史进程。与过去相反，两个社会制度的共存是不可能的。由于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将整个世界生产纳入一个将整个地球结合起来的制度，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亡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暴力程度也要强得多。

封建主义即使在君主制的形式下也能够在法国生存至十八世纪，由于贵族资产阶级的繁荣，使封建主义本身无法满足的经济需求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对资本主义而言，情况就并非如此了。它的掘墓人不是一个可以容纳自己的潜在竞争者，而是一个由几个世纪的压迫所造成的致命敌人，与他们的一切妥协都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衰亡的所有后果都以无法缓和的暴力直接体现于社会。因此，一方面，这种衰亡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强烈以及更加直接的性质，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间隙会更短：其影响的更大特征意味着会有一个更加突然的反应期。

无产阶级

与历史上其他革命阶级不同的是，无产阶级并不是诞生于前一个社会的生产制度的衰亡阶段，而是在其开始时就出现了。当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峰时，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熟地发展成为一个经济阶级；当该社会体制开始进入其衰亡时期时，它的掘墓人已经在数量上达到了极其强烈的优势。然而，当资本主义的毁灭设计师在旧世界衰亡的粪便堆中诞生和发展时，资本主义不会像过去那样自然消亡。

另外两个会导致缩短资本主义衰亡的因素：

a  - 意识形态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在雇佣劳动和资本制度下，没有宗教、政治或个人关系来调解剥削关系(与奴隶制和在农奴制下产生的关系相反)。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本身之间出现了更直接的联系。因此，社会层面对衰亡时期特有的经济困难反应就会更加迅速。

b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不发展，资本主义(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就不可能 存在，因为它只为竞争而生存。

的确，如果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确保生产力的一定发展，过去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继续下去。但在过去，这种发展从来都不是现有生产关系的内在特征。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特权并不直接取决于他们确保自身经济扩张的能力。他们从农奴或奴隶的劳动中榨取的利润是专门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和奢侈品的。它只是偶然地用于开发生产。当这些制度开始遇到经济矛盾时，就必然会引起放缓增长甚至停滞不前，因为否则统治阶级会立即被削弱并陷入贫困，社会的经济生活也将陷入瘫痪状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不能确保资本的不断积累，整个提取利润的过程，以及整个生产过程本身就会受到阻碍。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说，一个社会制度衰亡的主要特点是，如果不放弃现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就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因此，很难想象资本主义会有一个长期的衰亡阶段，一个社会的衰亡显然是一种历史现象，其原因和主要表现形式是可以被准确确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衰亡时期揭示了与先前社会的衰亡阶段类似的性质，但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的衰亡似乎必须比其他社会制度的所谓衰亡时期更短、更激烈。也就是说，现在有必要用资本主义的现实来面对这种分析。

衰亡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可以说，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开始这项研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了。面对这个时期的开始，资本主义衰亡的概念实际上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初期才真正引起革命者的兴趣。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和第三国际人士之间的分裂，就是在关于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结束以及其进入“战争和革命”时期的辩论背景下发生的。然而，自那时以来，在五十多年的反革命胜利中，也正是由于反革命，才使得革命理论缺乏理解世界现实所经历的变革和革命所必需的洞察力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在这个意识形态隧道的尽头，不幸的是，那些声称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不同潮流，仍然被那些对“新的含义”或“新的现实”有过度津津乐道的人们所瓜分(即马克思主义已被取代)和那些对旧文本理论和思想保持宗教依恋的人们，以反映前者的倾向(参考国际共产党左派的‘Bordigists'，他们的呼声是‘在阳光下没什么新鲜事’；以及他们的所谓自1848年以来革命计划的“不变性”）。在这两个极点之间，但也同时陷入这两个潮流之中，我们发现托洛茨基主义者坚持托洛茨基的有关“过渡计划”的每一个字母，但也准备遵循每一个新的时尚理论，(自理，新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很明显，这样的理论可以帮助赢得几个新的追随者。其结果是，有关“衰亡”的概念，马克思只给出了粗略的轮廓，却仍然是一个过于朦胧的想法和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避免了对它的定义，以免被混乱所包围。 

上层建筑

如果只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结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冲突），而不去分析其经济来开始这种“与现实的对抗”，似乎是不合逻辑的，在最后的分析中，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产物。我们将使用此方法，以便使我们的论点更易于遵循。事实上，虽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人们普遍很容易认识到一个腐朽时代的上层建筑结构性的表现（就如每一个现代道德家都觉得有义务不时谈论一下‘文明危机’等)，但我们很少发现有一个清晰、透彻的对潜在经济过程的分析。因此，对我们“文明危机”的大多数解释都不会超越理想的经验主义。通过对“上层建筑”的最初研究，我们不仅从最简单的方面出发，以使研究更容易理解；但是，为了以后解决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扩大一个重要的论点，从而实现任何科学探索的一致性。

意识形态领域

我们不能在这里充分研究过去几十年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活之间的联系。我们只能简单地确定主导意识形态的分解程度。

因为很难具体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首先，因为它吸收了几千年来阶级社会共有的意识形态遗产的要素。其次，在这种盲目的机械制度下，社会关系对生产资料的依赖使得意识形态作为保护这些关系的手段，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它仍然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人们可以肯定，“职业道德”，“对社会进步的美化”，“对宪法的信任和尊重”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信仰”，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在过去五十年里，所有这些价值观都受到了资本主义暴行的侵蚀。美化和歌颂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显得越来越难，因为这个社会在过去五十年中，已经看到有上亿人因战争而死亡，其无用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能力让三分之二的人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手段；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两个最大的经济大国仅在武器上花费了相当于三分之一人类的收入；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即使在地球上最有利的地区，不死于饥饿的权利的代价，就是必须应付最可怕的非人性化的日常生活。

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对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的利用（这些现象可以与颓废的罗马皇帝和后期封建主义君主的神化相提并论）；教会的危机；资本主义在放弃长期以来不适应其技术需要的教学方法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中心，大学的危机(参见在国际革命中的“学生运动”（Le mouvement étudiant) 和 “批判”（Critique)，旧系列，第3期），所有这些都是衰亡的第一个症状的 尖锐表现：意识形态的分解。

这种分解在过去的12年或更长时间里以惊人的方式出现在年轻人中。当代人对现代世界的厌恶，导致了以一种“边缘主义”或对抗态度逃离的各种企图。报纸和媒体已经成千上万次报道过这种情况。这种‘飞跃’实际上来得相当晚(在1914年和1917-1923 年的革命浪潮之后的五十多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形式与社会经济现实演变之间存在着持续的时间差。有必要等待一个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遭受过

1917－1923年革命浪潮后反革命暴力打击的一代人的到来。此外，这种缓慢迟到的发展可以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所享有的经济稳定性来解释。直到几年前，才感受到最初的疲软迹象，特别是在年轻人中，他们是第一个受到就业问题影响的社会层面。

从哲学上讲,让社会更加“和谐”的想法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今天的知识分子要么把自己看作是革命者，要么就是幻想破灭，悲观和漠不关心。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再次成为时尚(参见国际革命，旧系列, 第6期)。

在艺术领域，颓废已经以一种特别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来讨论面对已经变得异常的世界的艺术演变。正如在其他颓废时期一样，艺术如果不以过去形式的永恒重复而停滞不前，就会试图采取反对现有秩序的立场，或者往往是恐怖的呐喊。

当思想意识世界经历这样的动荡时，就会有迹象表明在物质生产层面上正在崩溃。

社会领域

随着资本主义的衰亡，统治阶级各派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尽管一个国家内各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加剧，有时因集中(国家通过控制整个生产过程)而得到缓解。但世界市场的竞争却已经发展到疯狂的程度：

1914-1918：一战造成了两千万人的死亡。1939-1945：二战造成了五千万人的死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桥梁，不同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并带来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他们牺牲在世界统治的祭坛上。今天，资本主义者已经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也无法在合作的基础上瓜分世界。以往社会的衰亡导致了一些国家的消亡；而今天，整个星球都受到了毁灭的威胁。

被剥削阶级斗争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斗争一般都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试图改善社会体制内的阶级状况（就如巴黎公社，由于它具有极大的革命戏剧性，更像是一次‘历史的意外事故'，而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基本上几乎完全是作为一个被剥削的阶级行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冲突在其范围和内容上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起来的运动不再局限于少数工厂或一个城镇。整个欧洲都被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所点燃。它的内容不再是要求制度的改革，而是要彻底推翻它。世界无产阶级的俄罗斯分部，成功地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器，并暂时为自己夺取了政权。

经过三年的战争，资本主义已经明确证明了其历史性的无法继续保证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将其斗争从一个被剥削阶级的斗争转变为历史上第一次的革命斗争，在世界范围内代表了被剥削阶级对人类领导的候选资格。从那时起，一切都必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领域中发生变化。

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浪潮被击败，孤立和孤独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其实是被自己的一些领导人亲手勒死的。但是，尽管苏联的经验给失败和混乱带来了几十年的压力，但 “无产阶级的威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通过零星的、孤立的、无产阶级的起义，以及通过日常的斗争，工人阶级在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中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存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确实成为一种保护工人的机构，换言之，确保严格遏制革命阶级的机关。工会，这个旧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已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以协助遏制革命阶级。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繁荣”导致了一些人相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那么

1968年以后全世界工人斗争的新力量已经强烈地提醒大家，革命的工人阶级的继续存在，并宣布，人类正处于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浪潮的边缘。

政治领域

国家的加强是过去社会衰亡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这也是自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该制度体系中最老的形式，但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官僚都乐于称之为“社会主义”，其实，它只是这种趋势的最终表现。

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导致了一些权威人士断言，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标志。 然而，只要对历史稍有了解，就能使人们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主义与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及时干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本世纪，国家主义不再是制度的附属因素，而是一个持续不可逆转的过程。它的基础不再是与前资本主义，封建关系的宿醉斗争，而是资本主义与自身内在矛盾的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加强国家的直接原因，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明确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困难。实际上，今天的国家已经达到了权力的极限程度，因为它是唯一有能力负责赤字公司的资本主义机构；实现经济“集中化”和“合理化”，对各国的饱和市场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继续战争和扩军备战，这已成为每个国家生存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那不断威胁分崩离析的社会机制的凝聚力。

简而言之，国家的任务已成为通过武力（就拥有垄断权）来保护一座本身越来越倾向于崩溃的大厦。

至于欠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不可能是一种比发达国家更陈旧的制度形式。这些国家不是“年轻的资本主义”，而是世界资本中最薄弱的部分。因此，他们感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更加的猛烈，所以，他们必须更快、更积极地采取制度的过渡措施。

苏联的情况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衰亡特征并不矛盾。对此，我们已经耗尽了资本主义所施加的限制，如果要想在世界市场上生存，每个国家就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这构成了加强国家的基础。对此，私人资本的脆弱或缺乏一直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加速器。就俄罗斯而言，这两个主要因素是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局势的结果，而这一事实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这些特殊性只能解释为一件事: 为什么苏联是第一个将已成为全世界普遍趋势概括为一致的国家。

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的分解；各级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在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已达到了周期性发作的水平；强化国家机构是直接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强制手段；我们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发现了一个文明分解的所有迹象，以及一个社会制度在衰亡时期的所有特征。

但是在材料生产层面和基础设施方面呢？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危机现象从来就是由经济衰亡伴随而来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上层建筑中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是物质生产危机的迹象。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从1914年到1939年，统计数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很少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停滞的时期。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历史进程似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层建筑”颓废的症状继续发展，但根据现有统计数据表明，资本主义却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野蛮行径中灭亡了呢？我们是否生活在“新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呢？或者这些危机的表现仅仅是警告衰亡的迹象，而衰亡是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6:57

从1953年到196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数量并以人口计算）增长了1.4倍。同样，意大利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增长了2.1倍；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增加了3.8倍。那么资本主义的 “衰亡” 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即使所生产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仅用于军事目的；即使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但“生产力并没有停止过增长”，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政治结构的演变表明主导价值体系的解体，阶级对立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都是“文明危机”的象征，即资本主义的衰亡。从上层建筑的层面来看，当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看到 “经济如此增长”，就不再敢谈论 “资本主义制度的衰亡” 了。

马克思曾写道：“在所有生产力足以发展出来之前，任何社会秩序都不会被摧毁......”(引自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的序言)

例如，托洛茨基在其过渡时期纲领（1938年）开始时，以某种方式解释了这一阶段的特性，他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经济的先决条件已经普遍达到了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的最高点。从而，使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

托洛茨基所描述的是一个或多或少被当时统计数据所证实的现实。但是，除了1938年的现实之外，要证明人类已经进入了社会革命的时代，从而进入了资本主义衰亡的阶段，人们是否必须认为生产力已经明确停止了增长吗？而当20年后同样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产量增长相对强劲时，人们是否必须得出相反的结论呢？简而言之，一个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衰亡期，生产力必须完全停止增长吗？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序言中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界定从一种社会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过渡成为可能的经济条件的问题。

马克思的回答可以这样被概括: 人类的生产关系是以他们的生存手段而产生的社会生 产关系，并构成了他们社会的真正基础，与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对应。在历史进程中，这些力量的充分发展需要对这些生产关系进行重要和反复的变革。

要使基于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变得可行，就必须在生产力方面进行相应的演变。如果这些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新的生产机制就无法产生和生存下去。问题是要确定“充分发展”的含义，以及旧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最大发展是什么.....。而这种生产力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使新社会成为可能和必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并没有提到任何特定的定量水平，而是在没有参考经济机制的情况下确定的（包括零增长）。相反，它指的是将生产关系的本身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的质的关系水平。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与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这只是在法律上表达了同样的现象，即与它们迄今运作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接着开始了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 (引自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的序言，我们的重点)。

正是这种明确和不可逆转的“冲突”的出现，并没有停止生产力的发展，这开启了旧的社会衰亡的“时代”。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标准：“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来看，这些关系变成了他们的束缚。”（同上）。

我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说法：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开始被现有的生产关系明确制约之前，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消失。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社会衰亡的时期不能以生产力全面增长或永久停止为特征，而是以这种增长的最终放缓为特征。事实上，生产力增长的绝对停滞确实出现在衰亡阶段。但这些停止只是暂时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因为，如果不是持续增加资本积累，经济就无法运作。它们只是伴随着衰亡而来的暴力抽搐。

任何社会的变革都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深化和长期碰撞的结果。如果我们为这一事态发展中的最终和永久停止的假设辩护，只有在现有财产关系的外部界限 “绝对” 消 退的情况下，才能证明这一矛盾的深化。然而，历史上不同衰亡时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运动往往倾向于将这些边界扩大到最后的限度，而不是朝着极限边缘的方向发展。

在国家的支持下，在经济和社会需求的压力下，社会体系的屠体膨胀，同时抛弃了一切被证明对生产关系多余的东西，这些都不是社会体系生存所必需的。虽然该体系得到了加强，但已经处于其最后的极限。

罗马帝国晚期统治下奴隶的解放；在中世纪末期农奴的解放；衰亡的君主制不断下放给新的资产阶级城市的部分自由；加强了王冠的中央权力，即消除 “贵族长袍” 的权 力，完全由国王统治；同样，在资本主义框架中，经济计划的尝试；努力减轻国家、经济边界的负担；用有效的资本报酬 “管理者”，取代资产阶级寄生虫；新政和继续

操纵某些价值规律机制等政策，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种通过暴露生产关系来扩大法律框架的趋势。在一个社会达到顶峰之后，辩证运动就无止境了。旧社会固有矛盾的加剧必然会继续下去，因此，被监禁的生产力即使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社会也必须继续发展下去。

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特定社会形式的衰亡特征是：

－ 生产力的增长在技术和客观上都有可能在没有生产关系障碍的情况下实际放缓。这

种减速必然具有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特征。它实际上是由于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生产关系的长期存在造成的。而实际发展与生产力可能发展之间的差异只会不断扩大。因此，这种差异对各社会阶层来说，也只会越来越明显。

－ 危机也就会日益深刻和广泛的出现。这些危机为社会革命创造了所必需的的主观条

件。在这些危机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权力被彻底削弱，而革命阶级通过客观强化其干预的必要性，找到了其力量和统一的初步基础。因此，我们的问题是要确认这两种现象是否成为从一战到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

自1914年以来生产力增长放缓

虽然从1850年到1913年的世界贸易量增加了十倍以上[1]，但 “从1919年到1936 － 38年 之间的世界贸易仅增长了7.4％（1913年＝100％；1936－38年＝107.4％）；1936年至

1938年（92.2％）之间的工业产品贸易水平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必须补充的是，1950年，经过巨大艰难的世界经济终于赶上了1938年的贸易水平。换句话说，世界贸易从1938年到1950年是停滞不前的”。[2]

从1914年至1929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的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世界产量减少了10％。资本主义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生产量的滑坡。

德国工业产量 1913年－1929年
1913	100
1925	83
1926	79
1927	100
1928	102
1929	102

战争结束之后，直到1929年开始的萧条，由于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以及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年轻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其扩张阶段，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然而，欧洲从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并且永远无法真正从“大战”造成的崩溃中恢复过来。尽管有重建的刺激，但直到1929年，英格兰尚未恢复其战前的出口水平。它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逐渐受到了侵蚀。受打击最严重的德国几乎完全崩溃且停滞不前。[3]与欧洲相对的衰落相比，美国和日本则享有不可否认的繁荣。在战争开始时，美国还是欧洲的负债国，而大战结束后，美国却摇身一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此外，其产量增加了近15％。但是，这种增张已经受到市场缺乏的影响：这十年（1919－1929）期间所有的国际收支正总和低于在此之前（实际上在1919年完成的）在短时间内为铁路延伸而调动的资金总额。[4]从1919年到1929年，虽然工业生产指数上升了近60％，但工人数量从840万减少到830万。从1910年到1924年，1300万英亩的耕地变成了草原或牧场。此外，美国再也不能迅速扩展到新的领土，而只能进入已经被交战国征服的地区，这意味着必须 “瓜分” 这些市场。在这方面，阿根廷从1919年

到1929年从大国进口的分布演变是特别显着的。[5]

• 阿根廷从各大国进口产品的百分比对照表
  	1913	1923	1925	1927	1929
  英国	13	23.8	21.9	19.4	17.6
  德国	16.9	13.6	11.5	11.3	11.5
  法国	9	6.7	6.8	6.9	6.1
  美国	14.7	20.4	23.5	25.4	26.4

 

美国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而英国的份额则减少了近一半。美国向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扩张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日本的对外扩张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在英属的印度，从1913年到1929年，英国的进口份额从64.2％下降到42.8％，而日本的份额从2.6％上升到9.8％[6]。

从1929年到1938年

1929年的大萧条对全世界来说，就好比一战对欧洲的影响一样。这次的世界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下降幅度是战争期间的三倍；复苏也就不会那么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非军事生产并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从当时所提供的世界贸易数据来看，世界主要大国的生产已经崩溃。

•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
  平均年度 1935-39 = 100
  1929	100
  1934	75
  1935	87
  1936	103
  1937	113
  1938	89

只有进行大规模军备生产的国家（日本、德国和苏联）的生产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鉴于生产率出现两次非同寻常的下降，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建，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停滞期，无可否认，生产力的增长从1914年至1940年收到了急剧的阻碍。

1922年 － 1938年之间的增长曲线：

但这种放缓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已明显进入其衰亡阶段，或者这是一个真正的但暂时放缓的整体增长周期，只是在萨拉热窝被中断，为的是更好地在雅尔塔重新开始？

[1] 弗里茨.斯特恩伯格（Fritz Sternberg），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审判，格林伍德出

版社，纽约1968年，第30页。

[2] 斯特恩伯格（Sternberg），第70页

[3] 斯特恩伯格（Sternberg），第261页

[4] 斯特恩伯格（Sternberg），第248页

[5] 斯特恩伯格（Sternberg），第235页

[6] 斯特恩伯格（Sternberg），第232-233页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10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扩张的两个特别重要的明确转折点：帝国主义的扩张，以及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成长比例的增长。

资本帝国主义扩张的终结

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取得胜利之后，不可逆转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资本主义大都会的帝国主义扩张在本世纪（二十世纪，译者）初则几乎完全停滞不前。资本主义已渗透到了所有的国家，不同的资本主义势力将世界完全瓜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任何势力都无法再找到一个以确保其继续扩张的，仍未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区域。由于德国的对外“征服”相对来得较晚，于是被迫挑起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便为自己的经济实力争得与自身相称的一席之地。战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和美国只能以牺牲欧洲为代价，来保障它们自己的扩张。

1914年之后，世界将根据各大势力的平衡进行分裂和重新划分，但是已经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新的地域性的扩张。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经济增长的特点是，殖民地市场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从1914年至1918年，这些市场的重要性在统计上持续增长。从1914年到1929年，它只是放慢了速度；而从1929年到1938年，它甚至略有复苏（见下图）。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趋势在统计上才完全逆转。但事实上，这只是1914年开始的一个过程的结果。第三世界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贸易变得相对重要，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直线下降。

1914年的战争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结束，并标志着资本主义体系外的市场迅速萎缩进程的开始。

 

工人阶级增长百分比的结束

据估计，在1850年，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人口比例为10%。这一比例在1914年已经达到近30％。但自本世纪（二十世纪，译者）初以来，这种扩张速度在工业化国家已大为减缓。德国工人的数量从1882年的800万增加到1925年的1400万，但在1895年达到50％之后，他们在工作人口中的比例在1925年则下降到了45％。[1]“德国的真实情况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工人阶级的比例基本稳定在50％左右；在英格兰的比例要明显高一些，而在法国和德国则相对低一些。”[2]这种“主要生产力”扩张的显着下降一直持续到现在。根据INSEE[3]的统计，1968年，在世界上最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工人，包括建筑工人”的比例，在德国和英国仅为47%至48%，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为45%，而美国、苏联和日本仅仅35%。这些数字实际上应该相对高一些，因为它们不包括从事运输、农业和渔业的工人。但是，它们无疑证明，自1914年以后，该制度上升阶段结束以来，工人阶级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降低。

在欠发达国家，这种下降更为明显。从1950年至1960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每百名居民中新增工薪阶层的人数比发达国家要低9倍。直到1914年，有效地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那是在资本主义的兴旺阶段。自那时起，这一趋势已得到彻底的扭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增长

因此，1914年之后，尤其是1929年之后，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的根本特征是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束。实际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的主要出路。这一出路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相对较小的部分，剩余价值注定要再投资，以实现不可或缺的资本积累。我们只需要观察伴随着帝国主义扩张结束的激进剧变：两次世界大战和一个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像1929-38年那样深刻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起的时期，还不能超出1914年所存在的条件框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市场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大大下降。

许多人认为，这一扩张阶段与30年代的准停滞时期是截然相同的。“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甚至用“新资本主义”这个夸张的术语来描述并表明他们对经济变化的重视。

在少数情况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增长率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1913年之前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所取得的增长率。法国或日本等国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却远非如此（50年代初占世界产量的50％，[4]在1957年至1965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4.6％），相比之下，1850年至1880年间的年增长率为6.9％[5]。但这种增长的真实性质与1913年完成的扩张完全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扩张的主要领域是：战后重建；永久性的和大规模的军备生产；并更好地开发经营旧市场。

“更好地开发经营旧市场”就是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发展。因此，我们应该考虑这一政策在不可能发现真正新市场的时代所获得的重大意义性。尽管第三世界市场由于其不景气而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但尽管如此，它们的开发仍然尽可能有效地继续进行。同样，这些仍然拥有内部“资本主义”市场(特别是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落后农业)的大国自战争以来，已经开始系统地整合这些市场。但与十九世纪不同的是，这种出路对于资本主义“自然”扩张的需求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这就像水百合的生命周期，到了一定的生长时期，其大小可每天翻倍：虽然它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开始生长，并最终覆盖一半的池塘，但它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其增长期的疯长阶段，并扩张至其领域的外部界限。每天的增长要求池塘的面积比前一天增加一倍。但由于池塘的总面积预先就受到限制，因此其面积将随着扩张需求的增加而减少。

在本世纪(二十世纪，译者）初，资本主义为确保一年增长所需的出口数量比当今一年生产所需的数量少六倍多。如果资本主义在1913年以后具有与以前相同的扩张能力，那么这个比例就会更大。但同时，随着对新市场的更大需求，对外出口量迅速萎缩。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不得不诉诸战争破坏和武器生产的缓解和手段，来试图弥补“生存空间”的迅速损失。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从未出现过“重建经济”。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冲突与二十世纪的战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破坏努力从未触及到生产中心。没有“重建”，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的破坏。至于军备的生产和军事成本，其数量及其在十九世纪大国国家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很难与现代资本主义下的情况相比。

“德国霍亨索伦王国被认为是绝对的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德国大大增加了它的军事预算，在和平时期达到了最高点，当时（1913年）的巨额金额为1亿英镑，包括海军支出在内。但即便如此，它只占当时国民总收入（25亿英镑）的4％还不到。”（我们的重点）[6]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时代以来，美国目前达到并经常超过的用于军事开支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0%，苏联也超过20% 相比，没有可比性,。

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远非构成1913年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结束的更新，反而似乎更像是它之前三十年衰落逻辑的“综合”结果。

实际上，资本主义在这些年的停滞期间，“发现”了重建和战争破坏的经济“利益”。

[1]斯腾伯格（Sternberg)，第328页

[2]斯腾伯格（Sternberg)，第103页

[3] INSEE，法国经济表，1970年

[4]斯腾伯格（Sternberg)，第500页

[5] P. Bairoch，“诊断第三世界的演变”，引自1972年统计指南，BNP。

[6]斯腾伯格（Sternberg)，第141页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1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自我毁灭，意味着美国产量的15%的增长。在旧大陆的混乱之中，美国发现了一条重要的出路，即欧洲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消费品、生产资料和武器。战争结束后，欧洲的重建被证明是一条新的重要出路。通过大规模破坏并着眼于重建，资本主义为解决其新问题找到了一条危险和暂时的但有效的出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破坏程度是不“足够”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只直接影响到了占世界生产量不到十分之一（约5-7%） [1] 的工业部门。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再次 陷入危机。

就好像深刻地吸取了上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毁灭性破坏显然要激烈得多，而且范围更广。“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一的工业部门被直接卷入军事行动领域”。[2]  

俄罗斯、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遭受了战争的猛烈打击，这场战争旨在首次有意识地系统地摧毁现有的工业潜力。战后欧洲和日本的“繁荣”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结束（马歇尔计划等）。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当这些被毁灭的国家在没有恢复其战前的生产水平时，“重建”就不会停止：重建不仅涉及到直接生产的商品，而且还涉及到战争期间被摧毁的所有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甚至还包括为了达到战前的生产水平的尽管并不需要立即进行重建的工程。重建从来不使用战前技术进行，战争期间，生产力和资本的集中问题是最重要的。此外，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样的价值将再次被捆绑在生产资本中。最后，在战争摧毁期间，相关国家相对于其他大国在工业上变得落后。它们的重建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恢复其战前的生产水平，只有在它们再次具有国际竞争力时，才能被视为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的特点是二战后的增长，它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不像 人们通常认为的仅仅持续到50年代就结束了。

[1] Sternberg, 477 页

[2]  Sternberg, 478页

 

永久的军备生产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21

只有到了1934－35年，我们才能看到世界经济在1929年崩溃后确实的复苏。然而，这种复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并没有伴随着世界贸易成比例的增长。从

1932年至1936年期间，世界经济指数（包括苏联）从69上升到111（1929年＝100）。相比之下，世界出口指数的价值从39％降至37.8％。这种恢复是由于没有商业化的生产造成的：军备。这是某些大国极力重新武装的结果：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英国。1937年，英国工业联合会宣布，军备开支对经济的推动比英国对国外投资资本要高出4至6倍。[1]

德国在1933年至1938年间的军备开支达到了900亿马克。希特勒在1940年披露的这一数字高于此前的所有估计。在1932年至1934年之间，商品生产的指数翻了四倍。由于军队的机械化，汽车工业的生产指数翻了六倍。失业人数从1933年的5.331.000人到1938年11月降至172.000人。[2] 军备武器生产对必不可少的原材料需求是异常旺盛的：

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所生产的钢铁倍受欧洲列强的喜爱和争抢，其利润指数从1932年至

1936年间从28升至91.4，这种复苏表现得非常不均衡。1937年，欧洲占世界军备开支的65％。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高11点。

相比之下，在美国，以军工为主的生产仍然疲软，同一指数仍低于1929年的水平（7个百分点左右）。在1937年－38年间，当一场新的危机威胁着资本主义世界时，尚未武装起来的大国再次掀起了军备生产热潮，从而“拯救”了这个体系。美国的产量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37%。在和平时期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荷兰、丹麦、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芬兰、罗马尼亚）经历了美国危机的强烈冲击。国际联盟直言不讳地写道，“与军备有关的购买，在1937年中期至1938年间，即在（始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衰退和商品需求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萧条时期，这种经济速度正在加快。” [3]。

1929年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这完全是由于军备经济生产，也就是说由于生产毁灭性的手段所致。这种类型的生产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找到出路。战争是从军事投资中获利的唯一途径。战争的爆发为提供毁灭性手段的大国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加拿大在战争时期实现的生产量增长，相当于其过去25年生产的总增长率 [4]；而美国的工业生产量增长了50% [5]。

战争结束时，尽管人类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破坏，但世界生产量并未减少。而且还超 过了战前水平，美国实现了其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率时期之一。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再将其军费开支作为其经济的次要部分（1929年的军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是作为其生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军事开支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小，而是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战争爆发前，其产量几乎与美国在战争爆发前的总产量相当。”[6]

但是，在我们看到这个新形式的“生命”制度将如何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备经济使资本主义能够至少暂时解决使资本主义瘫痪的矛盾？是因为它阻止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吗？是因为它缓和了市场萎缩的趋势吗？如果不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格罗斯曼·马蒂克 （Grossman -Mattick）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原始矛盾的理论进行深入讨论，则可以根据这一时期的事件发表一些看法。一般来说，不可能将利润率的下降与市场萎缩的趋势分开考虑：利润率下降的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发展出不断积累资本从而获得新市场的手段。增加产量是抵消利润率下降的主要手段，而只有收购新市场才有可能增加产量。同时，资本技术成分（即其有机成分）的不断上升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背后的动力。导致不可避免地提高生产率的原因是，不同资本派别之间为控制现有市场而进行的致命竞争（一种资本相对于另一种资本在占领市场方面的成功取决于其廉价出售更多产品的能力，即生产更高技术水平的产品）。

军备生产经济在资本主义内部这两个层面的矛盾中同时发生作用。它通过提供新的（即使是暂时的）生产渠道来应对市场的收缩。这条出路更加重要，因为（与希特勒高速公路等公共工程项目所提供的市场或“新政”下的城市改造相比），它涉及到更多的经济部门，因为军事需求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领域。此外，对日益强大和先进的武器装备的需求尤其刺激了资本集中度最高的更先进的产业。[7]

最后，军备生产的最大优势就是不妨碍以“民用”生产为目标的市场。军备生产还直接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利润率的下降。首先，销售网点的扩大。其次，剥削率的增加 [8]，因为实际工资因通货膨胀（或在战时因配给制度和通货膨胀而减少）而减少 [9]，以及劳动时间的延长，在战争期间，加班成为强制性的，甚至根据“公民义务”的号召建立生产集中营。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1933年后的美国，以及奥地利、波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苏联和德国实施的 [10]。

第三，武器生产极大地促进了集中化进程，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盈利能力。[11]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最集中的、工人收入最低的资本，如果找不到销售其产品的出路，就无法以任何方式继续发展其生产。在1929年－34年间的大萧条时期，工资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资本的集中程度（通过危机）得到了很大的推动。然而，生产和利润率继续停滞不前或下降。因此，正是由于它作为“新”出路的作用，军备生产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了这一负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集中并体现在市场水平上（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在1914年，帝国主义扩张的可能性的迅速减少使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出售的必要性）的致命伤。

不得不应对这种萧条的国家元首，在发表他们的宣言时并没有误解其根源，就像罗斯福在美国参战之前不久所说的一样：“我们不是在消耗我们所能生产的所有粮食。我们没有利用我们所有可以开采的石油；我们没有使用我们可以制造的所有商品。”[12]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领导人来说，很明显，问题不是出现在生产（创造剩余价值）时出现的：“我们可以生产,...我们可以提取,...我们可以制造...”；但在市场层面上：“我们不是在消费,...我们没有利用,...我们没有使用，…”，希特勒在1939年2月宣告以后成为他著名的战争口号时也同样清醒：”德国必须出口或灭亡！”。我们已经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增长实际上是衰退的延续，因为这种增长是以重建为基础的。这种持续衰退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资本主义对军备的持续大规模生产，足以有效地刺激了增长。实际上，资本主义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裁军。

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对抗的不断加剧不再允许他们这样做。故通过局部冲突（将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充当炮灰），通过利用任何民族解放运动，大国继续将地球撕成碎片，以便在它们之间进行瓜分和重新分配。可以说，自广岛原子弹爆炸以来，世界从未有过一个全面和平的时期。

战争，哪怕只是局部战争，都消耗着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1939年900万失业的美国人重新融入了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中。而战争状态的结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使美国重新出现了300万失业者。[13]但是战后对军备需求的持续增长，使得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吸收可能不断增长的潜在的失业率。在1965年财政年度中，近600万人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在国防领域工作，而在1968年财政年度中，这一数字将近800万。[14]这种庞大的军备生产的规模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在军备上的支出超过了整个世纪上半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总数。”[15]

如果我们记得，1929年用于军事目的的美国国家收入所占的百分比不到1%，而在1913年战争前夕的德国则达到了4%，代表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值，我们就能理解1945年后维持这个百分比的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军备生产所提供的拐杖，并在军事生产渠道中寻找其增长的刺激因素，从而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在整个重建期间，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使用的是与自

1914年以来一直靠它来维持该体系相同的药物。即军备生产使国家能够以更大的强度和效力来干预经济。但是这些“补救措施”的内容却保持不变，因为疾病的性质仍没有改变：系统扩展领域的不可逆转的收缩；利润率下降的永久威胁；世界资本各派之间的竞争加剧；阶级对抗无情地加剧；资金利用不充分；以及股票交易手段的不稳定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并在1929年－1938年危机期间发展的所有这些经济症状始终存在，并在随后时期不断加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只是自1914年以来该系统的总体特征，即其生命周期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危机－战争－重建。重建时期是周期中灾难性最小的，资本可以最好地掩盖其衰老的时刻。在经历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强烈的破坏浪潮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次重建时期就显得更长、更壮观。资本主义发现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生存手段。至少在发达国家的这一时期的繁荣足以使人们暂时忘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一切。但是，一旦这种相对繁荣受到威胁，腐烂的旧伤口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是战争前衰退的逻辑延续。它远不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复兴。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表现自然地出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

[1]亨利·克劳德，“从经济危机到世界大战”，《社会杂志》，1947年，第65页。

[2] 克劳德，第70页

[3] 国际联盟，“世界商务概论”（1938年），亨利·克劳德引用，第30页

[4] 克劳德，第24页

[5]  斯特恩伯格，第488页

[6] 斯特恩伯格，第494页

[7] 例如，1962年，美国在飞机、导弹、电子和电信设备方面的军事开支占美国总军事开支的75%。而曾经是武装部队支柱的船舶、火炮、车辆和相关设备的生产却只占剩余的25%。

[8] 如果我们以以下形式表示一般利润率，则可以看出该因素的全部重要性：sv =sv¼v* c + v 1+c¼v

*sv¼v是剥削率（或剩余价值率）的定义。

[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实际工资上涨了（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领土未直接参与战争的缘故），这一事实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没有错过为工人提供戈林著名的“替代方案”的机会，该方案当然是事先解决的：“无论是枪支还是黄油”。战争期间，禁止生产“耐用”消费品。

[10] 克劳德，第61页

[11] 1945年，美国的资本集中度取得了巨大进步，据估计（弗里茨·斯特恩伯格），

250家最大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相当于战前大约75.000个企业的生产总量。

[12] 1941年5月28日的演讲

[13] 1939年有944万失业者，1944年只有6百70万失业，1949年有339万失业者（1950年《总统经济报告》）

[14]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美国对联合国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调查表作出的答复，1972年，第48页。

[15] 珀鲁，“战争或分享面包” 第3卷，第495页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放缓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发展节奏的加快是促使1952年“第四国际”分裂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 AJS-OCI的“兰伯特主义”派系，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由 兰伯特（Lambert） 领导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该组织以前与英国的希利特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现为工人革命党）和美国的沃尔福提工人联盟有着密切联系。AJS（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是OCI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经济前提是生产力的增长完全停止。在这方面，兰伯特主义者忠实于托洛茨基的过渡方案。从本文的开头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的不一致性。重建时期的增长统计使这种理论变得更加荒谬。

为了使统计数字符合他们的观点，兰伯特主义者坚持军备生产的非生产性性质。但是，即使人们确信武器生产是实际生产的刹车，但从统计上讲，也不可能假设自1945年以来，武器生产已经使生产力的增长瘫痪或“消失”。更荒谬的是，这种固执和短视的教条主义立场与AJS－OCI所珍视的另一条教条（过渡方案）发生了激烈冲突：“苏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因此，那里的生产力可以比美国更快地发展。但是，与西方大国相比，俄罗斯将大部分的生产力用于军备的生产。对于官方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腐朽不是用生产力增长的“瘫痪”来定义的，而是在生产关系的重压下，这种增长的放缓。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教条"忠心耿耿。

但是，如果有人剥掉了表面的那层装饰，就会发现与AJS的教条同样相矛盾的拼凑教条理论。在名为《什么是青年社会主义联盟（Qu'est-ce-que l'AJS？）》的小册子中， 在这个问题上，第四届国际理论家韦伯试图批评“兰伯特主义者的荒谬理论和怪诞的扭曲” [1]。为了解决"堕落工人国家"的教条中明显存在的矛盾（曼德尔及其崇拜者也认为世界上有很多非资本主义国家），韦伯将生产特性归结为军备生产。在回答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前提取决于生产力被遏制增长的问题时，韦伯解释说，托洛茨基只是“描述了1938年他眼前所见的现实”。至于任何定义衰亡时期减速的特征或内容等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再给我们任何非常具体的解释。他们谈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能开始出现的“新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

他们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但是他们也告诉我们，就在120年前的1848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1848年，马克思宣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倒退和反动的”。 [2]

这使我们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对很多人来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工商业的历史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对现代生产条件的反抗的历史……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资产阶级已不再适合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并将其存在的条件作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法律强加于社会”。韦伯选择引用这些语录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是否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错了呢？”韦伯争辩说，如果每个兰伯特主义者都认真对待兰伯特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他就必须毫不协调地同意这个问题。如下所示。

“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是简单和纯粹地用生产力的阻碍来表达，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1848年，而且在他们一生中都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兰伯特主义者的立场，生产力的停滞始于1914年！”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困惑：“但是，兰伯特主义者的生产力“阻碍”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陌生的……”，另一方面，如果您认为韦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错，那么在托洛茨基的无误之后，至少在韦伯的脑海中也保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绝对正确性，并且尊重了这些不同的绝对正确性的教条。但是，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以下概念所纠缠：1848年，资本主义的衰亡已全面展开。直到1914年“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才开始。1960年“新资本主义”达到了辉煌扩张的最高点！资本主义发展的破裂是发生在“1848年之前的几十年”，“120年前”，

1848年，还是1914年，甚至在1945年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的开始？

马克思所说的这个著名的“社会革命时代”是何时开始的？在这种可悲的理论拼凑中，很难拼凑出任何连贯的发现，无论如何，这些拼凑的结论只是为了挽救少数官方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教条，并证明所有第三世界的官僚运动的“进步性质”是正确的。北京和莫斯科的“反帝国主义”性质，以及涉及工会（"关键"支持）、选举（"教育"利益）和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运动"）的各种机会主义。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对于列宁主义者来说，《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表征历史时期等所有这些经济问题都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些“科学家”坚信唯一的真正问题是对革命的领导：“当前人类文化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托洛茨基，1938年）这是一条理论拼凑的被子（这实际上只作为一个斗篷，以掩盖所有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而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发展一个严肃的定义，生产力增长的放缓意味着什么？

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时所说，一个衰亡的时期表现为生产力增长的放缓或减缓：1）当这种增长的缺乏具体是由生产关系所施加的约束造成的；2）当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3）当生产力的实际发展与没有主要生产关系所构成的束缚，造成了日益扩大的差距。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周期性危机正导致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

在这些危机中，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被清楚地显示出来。但是这些“现代生产力量对现代生产关系的反抗”仅仅是资本主义青年的反抗。这些定期爆炸的结果只是加强了该系统，在他的戏剧性提升过程中，该系统抛弃了其婴儿期的习惯以及阻碍其发展的最后封建制度。185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10％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资制度有着其整个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地从资本主义兴盛的危机中提取出所有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实质。由此，他们向子孙后代揭示了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动荡的基础。

这一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一开始，这种社会形式就将所有矛盾的种子带入了社会内部，这些矛盾将其带到了死亡。但是，只要这些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永久地阻碍经济增长的程度，它们就构成了这种增长的动力。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摇摇欲坠的放缓与它的长期和不断发展的束缚无关。相反，这些危机的重演，因其重复而减弱了势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在“法国的阶级斗争”，以及恩格斯在后来对本文的介绍中，都不怕承认这一点）。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在1898年的分析更为清晰：“如果人们更仔细地研究以 前所有重大国际危机的不同原因，人们将坚信，这些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老年疲软衰弱的表现，而是更像是它的童年的表现。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发展和枯竭的程度，这会产生生产力与市场极限的致命的、周期性的碰撞，这就是资本的老年危机…如果世界市场现在或多或少地被填满，并且不能再通过突然的扩展而扩大；现在，世界市场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填满了，无法再通过突然的扩张而扩大；同时，如果劳动生产率无情地向前发展，那么在较少或更多的时间里，生产力与交换极限的周期性冲突将开始，并且会更尖锐、更猛烈地重复。”（引自罗莎·卢森堡的“改革还是革命”）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时期开始时，由于资本主义“不再通过突然的扩张而扩大”，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来，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太快，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失控。三十年来，生产力对阻碍其发展的障碍的反复不断的暴力冲击使整个社会遭受了残酷的破坏。只有这些年来日益加剧的萧条带来的痛苦和野蛮行为，才能解释从重建开始的经济发展引起的普遍困惑。因为，尽管有人设想到这一事实，但这种“发展”实际上构成了人类所知道的生产力增长的最大解放。可行与实际完成之间的对比，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比例。

“发展的持续性看起来从来没有如此像衰退”。（马克思）为了了解这种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会有许多问题可以提出。为了确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应将军备武器生产包括在有效实现的生产产量中？我们如何确定“可能的”生产水平？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按照在体系上升阶段达到的速度增长，我们是否必须将有效实现的水平与经济增长继续遵循系统上升阶段所达到的增长速度所能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从1913年还是1945年开始呢？还是应该确定在当时所拥有的技术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速率？是否有必要考虑“自行发展”的生产力是否会按照增长率增长或保持不变的速度发展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把从1913年到1959年的世界工业生产（包括军备生产）与

1913年以后如果工业增长继续以在1880－1890年的十年间达到的相同速度进行比较。 [3] （我们将假设一个恒定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下，这一增长率将趋于增加）。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这段时期特别感兴趣。与第一个示例中定义的假设增长（如上所述）的比较将通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技术发展所可能实现的新增长率的假设增长进行第二次比较。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衰退的程度，我们将从1946年战争结束时开始的这种假设的增长进行分析。为此，我们选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以达到的增长率（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阻碍发展），这就是1939年至1944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所达到的增长速度。战争为美国经济开辟了一条重要的出路，从而使其生产设备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但是，这一增长率受到了以下事实的限制：这种产量巨大增长率的产生涉及到一种生产类型，这种生产类型只会加速其进一步的增长，而不能重新融入生产。即军备生产。

此外，在美国实现这一增长率的同时，世界上其他大国却饱受战争的蹂躏和破坏：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无法从国际合作所提供的技术发展中获益。尽管如此，我们仍保持这种增长率，因为它具有在特定时间实际达到的优势，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实际技术能力。从1939年至1944年期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从109上升至235（1938年 ＝ 100）， 五年间的增长率为110％（见图）。

在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差异在两种情况下都随着快速增长而扩大。通过在单独的图表上记录它们的进展情况，我们甚至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减速的幅度。（第一张图表以半对数缩放，因此对比差的进度很难显示。）

这些图表是非常近似的，而且可能低估了对增长率刹车的实际程度。然而，它们确实清楚地呈现了这种刹车的空前效力、其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性质，以及其不间断增长的特性。缩小差距的时期与重新武装或重建的时期正好相对应。在此，它们作为临时姑息药剂的功能显然很突出。

在生产力增长放缓之后，有必要看看1914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之后的资本主义是否注定要产生更深和更广泛的危机（一个社会经济衰亡的第二个特征）。这将导致我们研究军备生产的性质及其局限性的问题。我们将首先研究从1914－46年之间那一段时期，然后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这段时期。

[1] ‘什么是l ‘AJS', 红册子，系列‘马克思或垂死’ (sic), 13-35 页

[2] 同上，第30页

[3] 从1880年至1890年，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6倍，斯特恩伯格，第21页

原稿发表于ICC（英语版）2006年1月28日 - 17:29

这样的概述必然要求对军工武器生产进行分析，因此，也就需要对非生产性劳动这一更普遍的问题进行分析。

对资本主义在1914－1946年间所呈现出来的危机全景图无需作任何评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巨大规模的萧条足以雄辩地说明问题。但是，有两个说法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是最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所以，1929－1934年间的萧条通常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危机。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也构成了该体系的危机，其影响力和深刻程度也丝毫不逊色。

如同两次世界大战期之间的经济萧条一样，世界冲突以最残酷的方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继续以正常方式生存下去。“纯粹的”经济危机通过破产来消除过剩资本；战争则通过物质破坏和武装暴力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其内容都是相同的：资本在自身运作模式的矛盾压力下被迫自我毁灭。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制度都会引起剧烈的抽搐，这是由于主要生产关系最终无法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和潜力而引起的。

在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不是以经济为主导的：被称为世界大战的这些“国际政治危机”远非经济之外的现象，只是最深刻的经济危机的野蛮表现而已。

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危机不同，腐朽资本主义的动荡使该体系的恶化运动普遍加剧。事实就是它们不同本质的证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产量下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产量下降幅度更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而这场灾难比1929年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灾难更大。这种破坏性强度的推进表明了衰亡总趋势不可逆转的特征。

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些动荡的重要性和意义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中，由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危机，足以使政治评论家相信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最终消失，因此将前一段时期的危机转移到从未出现过“增长危机”的国家的土地上 。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段时期，资本主义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其根基不比引发那场战争的根基更健全。经济扩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两根拐杖，而这两根拐杖正好显示出在长期解决危机方面所固有的弱点。这些拐杖就是“重建”和为军事目的生产的机制。

当然，这次遭受破坏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重建的时间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更长。由于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战争成为永久性的，战争物资的生产在“和平时期”要比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更加繁忙。国家机器较好地学会了如何处理内部矛盾的影响，这些矛盾逐渐破坏了制度，并越来越作为制度的控制力量而出现。简而言之，资本以一系列特别有效的姑息治疗措施，开始了其衰落的新阶段，但是这些措施的纯粹姑息治疗性质暂时尚未被掩盖。

重建的极限

有关这一点在《国际革命》（旧系列）第6和第7号上发表的文章“危机”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相反，我们则希望更多地研究一些主要经济现象，这些现象自60年代后半部以来，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这些姑息措施的局限性。

1965年左右，随着欧洲国家和日本的重建完成，导致自战争以来主导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经济渠道严重混乱和错位。所有国际贸易交易机制都陷入危机。

之前的美国工业界的销售出口点突然开始表现出一个急转弯。1967年，美国遇到了自

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贸易逆差。简而言之，几十年来支撑这个体系的支架，现在本身就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任何可能的补救办法。自从资本主义衰落开始（危机－战争－重建）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循环周期再次达到了致命的转折点：重建的结束。

这种出路，被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资本主义扩张的基础”之一，如果人们想要了解这个体系下一次重大危机的必然性的基础，就必须对这种出口的局限性加以分析。我们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它构成了资本主义腐朽时期危机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它是这种腐朽中一个特别重要现象的最壮观的例证之一：以牺牲生产部门为代价，迅速发展非生产性部门。

在军备武器生产中普遍存在的困惑对我们试图阐明这一问题并不陌生：确实经常会听到“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诸如军备武器生产与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之间的任何区别，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的“道德标准”[1]。

军备：全球资本的纯粹损失

资本只为自我扩张而生存，也就是说，从剥削活劳动力（即提取剩余价值）开始，到资本因部分剩余价值的转化而增加，并转化为新的资本。资本并不是累积财富的代名词－即使确实如此。其具体特点在于其获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以及这种剥削的目标：资本的增长。资本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

但是，武器具有独有的特征，即具有一种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不允许武器以任何形式进入生产过程。就像面包或衬衫一样，洗衣机可以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其使用价值，这些商品可以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充当资本。如一台计算机、一吨钢铁或一台蒸汽机，只要它们是劳动的手段或对象，它们就可以作为固定资本形式的资本发挥作用。但是，武器只能摧毁或生锈（我们暂时对武器生产的间接生产效果不进行讨论－ 请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显然，军备武器可以通过新陈代谢来变成资本。一旦被出售，它们就可变成金钱，用所得的资金总和，出售军备武器的资本家就可以购买生产资料或生活用品。但是，军备武器本身毕竟不能成为资本。军备武器的购买者用资本支付，并换取永远不能成为资本的产品。全球资本在军备武器出售者的手中所赚取的，在其购买者的手中却丢失了。该种交易的全局结果为零。

让我们以马塞尔·达索为例，他作为世界领先的武器制造商之一，向各国以及法国政府出售武器。以第一类销售为例：向秘鲁出售的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达索以获得的一笔款项，用于购买新机器和支付更多数量的劳动力来代替已用的资本，并增加企业的资本。对于以达索为代表的资本集团来说，交易是正常和富有成效的生意。对于法国资 本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这种交易对秘鲁的资本意味着什么呢？例如，为了获得购买这些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所需的资金，秘鲁必须出售同等价值数量的鱼粉。它本可以利用这一资本价值来增加自己的开发能力或增加资本（鱼粉工厂或渔船）。相反，秘鲁却把这一资本价值转化为超音速战斗轰炸机。这样的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可能会夸大“进步的”军事集团在军备竞争中的自豪感，但是国家资本将永远无法直接使用它们来获取一分钱的剩余价值（或建立盈利能力有限的民用运输服务）。那么，对于秘鲁资本来说，这一交易行动是通过销毁资本来支付的。

对于世界资本而言，军备的非生产性性质并未消失：它只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从一个点转移到了另一个点。不论进行了何种交易，事实仍然是，就资本的发展而言，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劳动力生产已被“绝育”。这种非生产性生产的地方，使自己感到对此问题没有任何改变；这并不是因为军备跨越了国界，它们相对于全球资本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现在来讨论第二类销售情况：达索将他的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出售给法国政府。对于军火商而言，这项交易业务对于他的资本来说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并能够增强生产力的。但对于整个法国资本来说，它已不再是同样的事了。无论是通过间接税、资本税，还是劳工税，达索的客户，即法国政府，都是用这种从活劳动力中提取的剩余价值来购买这些幻影超音速战斗轰炸机的。对于国家资本来说，这就是一个浪费剩余价值的问题。

因此，每当国家资本通过这种剩余价值的浪费而牺牲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生产国家消耗的武器时，就会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被非生产性所消耗，并且不会作为一个所有资本的整体价值来扩大资本。

[1] 例如，参见亨利·韦伯关于AJS的辩证性小册子

理论家通常用以下观点来反驳这种分析，即全球资本的概念是一个纯抽象的概念，在实际中并不存在，这种概念不能被用于任何类型的生产盈利能力问题的争论中。根据这一论点，每个资本家或每个国家对“全球资本”都不怎么担心。因此，试图基于对立实体的总和来定义经济总量是荒谬的。

资本作为一种全球现象仅以分散的形式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在全球范围内不存在。一个城市中的盗贼始终生活在彼此竞争中，他们的生存环境规律无非就是强者胜的强盗森林法。但这绝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一种全面性存在的现象，而且它还有着自己的利益（就警察而言，也是他们存在的依据）。它不能为自己而存在，即以集体和统一的意识来维护自身利益，并针对这些利益采取行动，这一事实绝不能改变问题。全球资本始终是对立资本的总和。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仅在其自身层面上起作用的一般法律，以其自身的现象（世界大战，世界危机）强加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然而它没有对任何一部分资本拥有真正的控制。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资本的统治一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如今，每种商品都包含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劳动力和主要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全球资本的现实决定了它各个部分的现实，而不是相反。

大规模的军事生产是一种现象，由于其起源、发展和影响，它关系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试图在全球资本概念之外判断其性质，这简直就是对任何分析的放弃。

为了分析资本再生产的问题，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提出以下观点：

“为了审查我们调查对象的完整性，排除所有令人费解的次要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国家，并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是无处不在的，并拥有它自己的每一个经济分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81页，伦敦1970年）这与所谓的超 帝国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唯一可以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现象的客观领域的定义。

然而，某些人认为可以接受全球资本这一概念（一种既适合于世界一级层面又适合于国家资本一级层面的概念），却不接受对一个资本家或一部分全球资本同时获利的生产可能性，认为这对于全球资本整体而言并无利可图。对于这一异议，可以用美国的一句嘲讽来概括：“对通用汽车有好处的对美国也有好处”。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军事生产对一个资本家是有利可图的，那它对于全球资本也同样有利可图的。

就像第一个异议一样，在这里资本的矛盾现实又被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其所有矛盾的基础，而资本主义制度则反对生产过程中日益普遍的社会化的特征，反对生产过程中所依据的私有，零散的财产关系。在第一个示例中，只考虑资本的零碎部分方面，而资本的全球性质则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将资本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放到一边，让位于全球资本的和谐视野，而其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却没有矛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特定资本家实现其利润的条件显然与资本整体条件有关。但事情的发展方式可以使这种联系变得暂时减弱，以至于使对美国来说“不好”的东西，显示“对通用汽车有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产工人阶级所需消费品的资本家：每次为雇工普遍加薪对他来说，都是实现市场的补充条件，而这却对整个资本利润率构成了威胁。）

私人财产制度中不可避免的不和谐只会随着制度的衰落而加剧。因此，这一阶段导致国家干预的发展，其目的是通过强制集中来遏制日益加剧的瓦解趋势。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盈利标准与适用于全球资本的资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给出的结果不同，这并不奇怪。

因此，我们必须解释国家为什么，以及怎样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始终维持资本主义武器的销售者，而武器生产对国家资本来说是“非生产性”的（暂时不谈可能将生产成本转移到其他国家）。首先，必须以精确的方式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标准。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的回答可以用一个著名的公式来概括：“劳动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扩大资本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劳动。”[1]

这种公式的提法是特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我们研究时，它不同于“一般生产性劳动问题”所适用的情况：“劳动生产过程在其最简单的方面，是其所有历史形式所共有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2]

从这个普遍的观点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劳动从其最终成为一种产品，并且该产品符合任何人类需求的那一刻起就具有生产性。“因此，在劳动过程中，人类的活动借助劳动工具等手段对所处理的材料进行了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变更。该过程在产品的形成中消失了；产品变成了一种使用价值，自然的物质通过改变其形式来适应人类的需要，劳动已将自身与主体结合在一起：前者被物质化了，后者被转变了性质；在劳动者看来是运动的物质，现在在其产品中表现为固定的质量。就如铁匠锻造的产品一样。如果我们从劳动的结果（产品）的角度来考察整个过程，那么很明显，工具和劳动主体都属于生产手段，而劳动本身就是生产性的劳动。” [3]

马克思还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仅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确定什么是生产性劳动的方法，绝不直接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情况。” （马克思，同上）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性劳动过程采取了特定的形式，使我们不再满足于这种最初的，几乎是重言式公式的表述。其原因有二。当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待资本时，第一个原因就会出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劳动力是由资本购买的，它也就似乎成为资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劳动力只有通过将高于其从资本中获得的价值（工资）以外的价值恢复为资本时，才能确认其生产能力。

为了要让活的劳动力工作生产，而不是仅仅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对劳动力就不再满足于产生任何随机数量的任何随机价值：它必须创造出“超级价值”，即剩余价值。如果我们从资本的角度看待活的劳动力，第二个原因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资本的目标不是满足需求，而是产生利润和剩余价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因此具有使用价值，这并不能消除对生产性劳动的最初确定。但是这种确定是“不够充分”的。使用价值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生产的基础；它只是作为必须接受的东西，即交换价值的必要支持，但其具体内容对资本家来说并不重要。

因此，对于资本家个人来说，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不足以使其在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中具体化：劳动力必须为其扩大资本。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特定产物，仅是与生产性劳动进行交换的结果而产生的。构成其对资本的特定使用价值的要素，也不是其特定的有用性质，而是它具体有用的品质特性，其作为创造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要素。” [4]

“仅此劳动就是生产性的，其过程与资本或资本家消耗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相同。”[5]

简而言之，由于资本主义在“劳动力消费的生产过程”这一层面上引入的差异，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确定生产性劳动的方式也就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制度所适用的一般确定规律。

这种差异并不在于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提取：封建领主或古代的奴隶主也处置了农奴和奴隶的剩余劳动力。剩余价值与其他形式的剩余劳动力的区别在于，剩余价值被转化为新的资本，而不是像古代或封建主义时代那样以非生产性方式消费。只有当剩余价值的这种转变完成时，资本的扩张（资本的积累）才得以实现。因此，这种转变的可能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性劳动的定义至关重要。

“就资本积累而言，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因为仅与生产性劳动进行交换，是将剩余价值转换为资本的条件之一。”[6]

但是，正是在关于生产性劳动力问题这个层面上，产生了大部分的混淆。实际上，剩余价值转换的条件因涉及个人资本还是全球资本而异。

资本家仅在特殊情况下才消费其自己企业的产品。资本的每一部分只是其网络中的一个原子，其复杂性以与生产社会化相同的速度增长。每个资本家只有这个网络的最零碎的意识，实际上无法控制它。一旦生产出商品，它就会陷入商业循环，并从生产商品的资本家的领域消失。对于该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获得商品的货币对应物，这将使他能够反过来从生产循环中获得重建和扩大其资本所必需的商品。

由此得出结论，对于个体资本家，或者更笼统地说，全球资本的一小部分，“.....劳动是生产性的，与劳动的决定性内容、其特殊效用或实现劳动的特定使用价值完全无关”。[7]

无论产品的使用价值如何，从它成功实现其交换价值的那一刻起，它的剩余价值就可以转化为资本，而生产性劳动的确定与劳动力的内容无关。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资本是由所有资本家组成的，因此它本身消耗了其产品的基本部分。其产生的使用价值内容直接为其扩展和实现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

“为了积累，有必要将部分剩余产品转换为资本。但是，除了奇迹以外，我们不能将任何可以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和其他适合劳动者生计的物品（即生存手段）转化为资本。因此，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额外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手段，并超过取代原先所投资本所需的数量。总而言之，剩余价值可以转化为资本，完全是因为剩余产品的价值已经包含了构成新资本的实质要素。”[8]

从全球资本的角度来看，资本的一般积累过程－这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评判时可以考虑的唯一观点－生产性劳动是指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它在使用价值上得到了明确体现，这些使用价值本身可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被生产性地消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断言，用于生产武器（以及奢侈品等）商品的劳动构成了非生产性劳动。

“资本家自愿或非自愿地（通过国家等）为自己购买的服务，由于其使用价值，不成为资本因素，更不会成为为其私人消费而购买的商品。因此，这些并没有构成生产性 劳动，其代理人也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者。”[9]

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性劳动问题的大部分困惑有两个来源。第一，马克思主要从个体资本家的角度，或者从工人作为被资本剥削者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马克思坚持这个问题的单一方面：他针对J.B.Say和Bastiat发起的争论，后者将问题定位在这个领域，马克思在写作‘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将这个问题放在一般过程中的相对次要性地位。（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期，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0]

造成困惑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在于“剩余价值”一词的含义上。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 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年中只生产消费直接生产性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商品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因此，我们假设，例如，没有生产军备或奢侈品。在第一年结束时，资本家发现自己拥有大量产品，他们处置的产品被排斥在社会其他部分之外：这就是剩余价值的质，即国家全球资本真正的剩余价值。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在第一年结束时，他们决定不再像他们在此之前所做的那样，在新的生产性产品中投入所有提取的剩余价值。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同意创建奢侈品产业：为了捍卫自己免受其他国家的侵略，他们决定建立军工产业。显然，这两个新产业将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作用：雇佣劳动等。[11]

问题是：这些新产业部门的资本家将收取的利润的性质和来源是什么？这些行业的工人是否创造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在这些部门的利润与生产部门的实际剩余价值之间有何关系？

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些部门的所有产品都被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军工机构）购买了，答案就很清楚了。这些行业工人的工资以及相应资本家的利润都是由先前创造的剩余价值所支付的。这些非生产性行业所提供的每一小时劳动力将不会增加全球资本。另一方面，它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入本来可以用于自身扩张以维持这些分支机构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从全球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为国家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不会创造剩余价值。 相反，他们会消耗它。但是从某个行业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通过剩余劳动给予了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环境”的规律，以相对于所投资资本的比率来确定）部分实际剩余价值的处置权。

达索（Dassault）或香奈儿（Chanel）向其他资本家提供根据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生产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价值包括工人提供的无偿劳动，根据资本主义的法律，其同等价值当然还是属于达索和香奈儿。其他资本家以其价值购买这些商品，从而为其同行创造了剩余价值。

因此，非生产性部门的劳动力通过提供比购买时的直接资本更高的价值，肯定了其相对于购买它的直接资本的生产能力。劳动力为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但是从全球资本的角度来看，它又破坏了剩余价值。

被非生产性资本主义产业剥削的工人与生产性行业的工人一样，都是无产者。但是，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扩展全球资本的实际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然而，非生产性行业的工人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仅是直接资本家的利润之源。这是全球资本的一笔非生产性支出。

我们的出发点是回答这个问题：武器生产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吗？它可以预防新的危机吗？这些问题使我们提出了确定生产性劳动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又使我们现在能够明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

武器生产不是解决危机的办法。

军费开支也给每个国家的经济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军费开支是对资本和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浪费。[12]据估计，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平均每年把三分之一的盈余转变为军事产品。这意味着，如果可以将这笔支出转化为生产性产品，那么美国的经济（前提是必须找到必要的销售市场）将会再增长33％。

大炮的生产不仅意味着资本的损失，而且意味着大炮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力的损失，甚至意味着对这种劳动力的‘绝育’，因为这阻碍了资本自我扩展的持续进程。资本不仅要承担过去劳动力的损失，还要承担其生产过程瘫痪的负担。

显然，“军事刺激”绝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永恒扩张。作为一条出路，它只能是（例如在重建时期）一个辅助因素，而且无论如何，其影响（如重建的影响）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一个将其全部年度盈余转化为军备的国家，在年底就会发现其经济增长完全停止。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使这些军备有利可图，即通过战争（然后只有在国家取得胜利的前提下）才能恢复其经济扩张。[13] 转化为武器的盈余份额越大，这一出路刺激效应的持续时间就越短，其盈利能力问题就越早变得紧迫。这种解决办法拖延的时间越长，这种非生产性负担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负担就越大：通货膨胀、国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因为这些产品的成本还得包括军费开支），这反过来又由于市场的损失而加剧缺乏销售渠道的内部问题。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即要求它们自己支付军费开支的压力，是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解释的。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回答从一开始就隐含的问题：如果军事生产对资本的发展如此有害，那么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列强，都将其巨大的生产能力用于这类生产？

我们已经看到，对军火生产的需求作为一条出路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例如，它几乎牵涉到了所有工业部门，同时又给那些资本高度集中的行业带来了特殊的优势。

它作为经济刺激的作用已经使某些分析家得出结论，军工业的发展是资本家有意识地决定创造一条认为是出路的结果，该出路是为了满足因缺乏市场，经济不断受到窒息威胁的需求而开创的。事实就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商品。自然，它的主要关注点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其货币等值。但这不允许它忽略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和不符合任何社会需求的产品，仅只是一种商品而已。它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立足之地。购买军备武器的资本主义国家，像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是价值法则的囚徒：它只能购买符合真正需要的东西。可以找到的出路只存在于破产资本家的梦想中。军备工业的发展与帝国主义间对抗的加剧有关。在一个完全被竞争大国瓜分的世界里，所有竞争者所占份额太少，每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成为其经济生存是不可或缺、不可避免的工具。世界大战表明，一个国家必须为此领域的任何弱点付出代价。

非生产性成本

不仅军备生产是资本的一个非生产性工业。自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腐朽特征是一系列非生产性经济活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增长。所有这些开支都有相同的存在理由：缓解经济体制在各方面为试图确保自身再生产方面所遇到的日益严重的困难。军备生产只是这些生产活动之一，在此我们单独讨论它们，那是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刺激者”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类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支出当中，我们可以列举：

1.维持“社会和平”的支出。从警察到工会，从福利工作者到社会学教授，维持整个员工队伍的所有费用成本。还包括失业补偿金等费用。（例如，英国在超过五年的时间里“维持”了超过一百万的失业者！）

2.用于缓和每个国家内部或每个公司内经济困难的支出。国家总的经济管理部门的惊人膨胀：规划机构、监管机构等。还有必要加上补贴破产公司的所有成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严重的农业畸变：让土地休耕的补贴、农产品收成和盈余的销毁、稳定农产品市场的成本等等。还有私人公司的支出不断面临着销售问题，而竞争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营销费用、行政费用，尤其是广告（这些费用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成本通常较低，但任何节省下来的经费都因分配网络中的官僚不负责任造成的巨大浪费而抵消）。第三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这种非生产性支出的结果。

3. 由某些国家（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洲和日本）公司的绝望行动所造成的畸变

引起的支出，面临着弥补市场不足的需要。这种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为了有计划地进行淘汰而有意识地降低消费品（汽车、丝袜、家用电器等）的使用价值。并使用创造“时尚”和“过时”的广告手段强化了这种技术。在这些畸变之中，我们可 以以汽车为例：起初是一种真正的社会需求，现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灾难。汽车的生产性方面（即劳动力的运输工具）越来越多地被商品的非生产性方面作为有毒废物所取代。

4.特别是由于国际关系紧张所引起的支出，军事支出的程度使人们超出了想象空间。 美国和苏联军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加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民收入总额。而中东国家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用于军备。在过去十年中，世界资本在军备方面的支出已超过了本世纪前五十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

非生产性行业的不均衡发展：衰亡的特征

非生产性支出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例如，自资本主义开始以来，统治阶级的奢侈品就已经存在了。警察、军队和国家的行政费用也是如此。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些支出的规模与过去六十年来的这些相同类型的支出没有任何可比性。

在上升的资本主义中，这些“人为”的生产成本的非生产性内容被削弱了，因为生产关系在当时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当资本主义通过破坏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来接管地球时，即当资本主义将其技术应用到整个世界时，它的生产关系也是生产力。当时，维持生产关系所需的一般费用被这些关系的生产性质所抵消。因此，例如当帝国主义军队在世界一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关系制度时，世界资本主义也就得到了致富积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军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生产力。

这种情况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分裂的时刻，彻底改变了世界。战争只能带来战利品的重新划分，任何新的征服都变得不可能了。从那时起，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只能以牺牲另一大国为代价，在军事上赢得势力范围。因为世界资本战争只能代表内部破坏，是一种灾难性的浪费。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并成为束缚时，它们带来的所有“人为”的成本就变成了简单的浪费。必须指出，人为成本的这种膨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给资本主义施加了与其矛盾一样多的暴力。

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充满了试图倒转时钟的“紧缩计划”，旨在与政府成本失控的扩张和一般的非生产性开支作斗争。每当国际竞争以有争议的方式加剧时，这些费用的问题都会被更尖锐地提出[14]。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必然地以失败而告终。还记得尼克松（1972年8月15日）的紧缩计划和随后的反通货膨胀预算吗：尽管发表了所有这类的演讲，但军事开支（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还是再次得以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就像某些疾病所使用的某种药物（既是一种药物，同时也是一种毒药）一样。疾病越严重，你就越需要增加药的剂量；然而，你增加的剂量越多，疾病则变得越严重。通货膨胀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癌症，非生产性开支是其营养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面临的困难越多，就越需要开发人为的成本。这种恶性循环，这种腐烂了雇佣劳动制度核心的坏疽，只是真正疾病的症状之一：资本主义的衰亡。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切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大战或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
 

[1]  马克思，“经济材料”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387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部分第十六章，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1001页（我们引用此法语版本，是因为它比英语翻译版本更准确地呈现了所讨论的段落）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部分第7章，伦敦1970年版，第180-181页

[4] 马克思，“经济材料”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392页

[5] 同上，第388页

[6] 同上，第398页

[7] 同上，第393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部分第24章第一节，伦敦1970年版，第580-581页

[9] 马克思，“经济材料”著作第2卷，《拉普里亚德》，第390页

我们只能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者”（如H.韦伯）所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无知，他们沉静于“枯燥乏味的理论”，在这种对生产力的定义中看到的只是“道德标准”。

[10]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只能与这种劳动在该制度的某种发展时期的有用内容有关。最初的资本主义制造商主要生产“非生产性”产品：武器、火药、豪华布料等。然而，这并没有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重大问题。原因是资本主义行业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主要由前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封建的）的形式所主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仍然可以为资本主义制造商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所必需的消费品所需的基本材料，而这些生产性产品以极低的资本技术构成起作用，即以活劳动力占主要地位。（最初的工场通常只是采用旧方式工作的工匠协会，但受到企业家雇佣劳动制的影响。）

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主义商品的使用价值含量对资本的发展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有整个社会生产（“资本的真正支配”）时，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才必须考虑到其具体效用。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会这样写道：“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国家传到了西欧，正如每个学童都知道的那样，火药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方式。然而，火药和火抢的引进并不是一种武力行为，而是工业向前迈出的一步，即经济的进步。工业仍然是工业，无论是适用于生产还是破坏”（恩格斯，反杜林，莫斯科1969年，第200页）

韦伯不幸地在上述小册子中提到了这一主题，他推断出，如今致力于“这些现代消费品”的武器制造工业构成了与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有生产力的工业。韦伯先生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达索工厂在生产的轰炸机或民用飞机过程中，其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劳动性质会发生任何变化。在十五世纪，所有资本主义企业都可以适应自身的生产方式，只生产武器，仍然经历一定程度的扩张。韦伯先生今天描绘的是同一件事，并得出结论，这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所有这些都在他论点的逻辑之内。

[11] 我们假设这个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因此无法像上文所述的例子（达索和秘鲁的例子）那样，将这些工业的无生产性影响转移给其他国家。

[12] 专门用于这种生产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不是生产性的，它们也不是生产力，或更确切地说，如果要从一般抽象的角度来定义这类劳动，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定义它们，它们只是被毁灭了的贫瘠的生产力。只有在这些部门开发出来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在生产后仍然存在，并且只有在将其应用于生产产品时，才能成为生产力。

[13] 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拆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的全部工厂，以便将其带回自己的领土，这很好地说明了军事生产的“盈利能力”。

[14] 像拉尔夫·纳德（他是谋杀汽车和产品崩溃的敌人）这样的人在美国的成功，这不仅源于“消费者”的愤怒。

资本主义衰亡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在本论文中进行讨论研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革命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并提供了证据，使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多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假装说要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更不要说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的主要目标如下：首先，阐述我们坚信无产阶级革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提上议程的基础。其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使许多 革命者的传统立场已经成为过时：在19世纪有效的战术如今已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议会主义、工会工作、民族斗争的参与）。这使我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分析研究，才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的衰落，才能将自那时以来出现的所有重要现象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中：

• 通过主导的生产关系抑制和减缓生产力的增长。

• 统治阶级各派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

• 世界危机和世界大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而且每次爆发都愈演愈烈。

• 以牺牲生产性行业为代价，过度发展非生产性行业。

• 体系中所有意识形态价值的加速分解。

• 阶级对抗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爆发，在世界范围内对该体系提出了质疑。

• 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加强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

以上所有这些现象都只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无法满足人类历史需求的表现。

那些谈论当今的革命，并否认            资本主义衰亡现实的人，对此不能作出解释，因为这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必须将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的基本动态。 

但是，对于那些接受对当前历史时期这种解释的人来说，深化对资本主义衰亡现象的分析，并找出革命实践的所有出路，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R.维克多（R. Vi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