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毛泽东思想, 腐朽资本主义奇形的后裔

以上我们概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1919年 – 1927年),以及随后而来的反革命浪潮和帝国主义战争(1927年 – 1949年)[1],然后又论证了所谓的“中国人民革命”,只不过是在工人阶级失败后,资产阶级向中国农民大众灌输,并号召他们参加到帝国主义战争的进程,现在让我们来揭穿这个神秘化的中心人物:毛泽东本人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依据,并声称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本文中,我们将向您阐述,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肠子演变而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思潮。


[1] 参见“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和第84期。

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师

毛泽东的政治思潮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一片反革命白色恐怖中,才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气候,当时,中国共产党遭到重创,组织上几乎瘫痪。毛泽东就是当时争夺党的控制权的许多派系领导人之一,这就露出了他的野心。很明显,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无产阶级革命无关,只是破坏革命的一棵反革命萌生。

此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控制权是在1945年,清除了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王明集团以后才开始的,“毛泽东主义”从此才变成了中共官方的“主义”,然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参与了丑恶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集团的崛起,是与帝国主义​​强盗同谋的直接产物。

对那些只是通过毛泽东“著作”或只是阅读资产阶级的历史手册来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非常奇怪。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有着极为高超的伪造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艺术水平(他吸取了斯大林主义和1928年以后掌权集团的经验)以致于今天要揭露这些事实,简直成了天方夜谭似的寓言。

这个巨大的掺假骗局是在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基础上构成的。改写历史,是为了在世人眼里呈现出一个完美和永恒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有着加固自身的政治权力的野心;但为了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就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永远抹去无产阶级必须吸取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经验教训,然而,因为在短期内,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动员起工人和农民大众参与帝国主义的屠杀。这两个目标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参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清洗

用来伪装传说般的毛泽东谎言的面纱,开始了他的晦涩难懂的政治理论。毛派历史学家费尽心力地重复宣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他们对于毛在整个工人阶级斗争上升阶段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却是非常谨慎的。首先,他们应该承认,毛泽东是完全盲目听从变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他是中共的机会主义派系的一员。更具体地说,他们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是进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组成员之一,国民党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民族党,于1924年,至少在误导性的借口下,称它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阶级阵线”的同盟。

1927年3月,就在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上海起义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绝望地要求与国民党断绝联盟,可毛泽东却与机会主义者们还齐声高唱着对屠夫蒋介石和请愿国民党行动的颂歌。[1]

不久后,在一个近期紧急派往中国的斯大林的心腹的压力下,与毛泽东一起在国民党的同事之一,瞿秋白,被任命为中共领导人。他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惨败责任都推到陈独秀的身上 – 因为陈独秀同情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并反对国际共产的机会主义决定[2],指责他已陷入机会主义和低估了农民运动!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冒险行动,毛泽东积极参与了1927年下半年的整个过程,这只能加速了中共的分解和消亡。

如果我们相信由毛泽东于1945年修订的历史,就会批评以瞿秋白所倡导的“左倾机会主义分裂派”。事实是,毛泽东就是这一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之一,这可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看到他的预言,“成千上万农民的起义浪潮”。这个预言终于在“秋收起义”中得到实现,这是瞿秋白“起义”政策最惨重的失败之一。工人阶级已被彻底碾碎,并失去了任何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试图发动农民造反的企图,只能是犯罪性质的,只会导致新的大屠杀。由此,在湖南所谓的“成千上万农民起义浪潮”,实际上被减少至大约5000名以毛泽东为首的流氓怪诞,并想血腥冒险的农民,最后结果,幸存者只能逃进了深山,他们党的政治局负责人被撤职。

这就是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如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派系,为工人阶级的失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毁灭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共产党。


1 引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1927年3月。

2 有关陈独秀和左翼反对派,参阅本文结尾部分。

 

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政党的转换和毛泽东帮派的创建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研讨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被反动势力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摧毁的。 从1928年起,由于工人阶级对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不再感兴趣。那么,就只能开始不断发展和动员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来组建打造这支著名的红军队伍,就此,这个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在中共党内开始出现了远离工人阶级,更接近国民党的因素。因为这个党吸收了越来越多各类反动的垃圾势力代表群体,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灌输者直到国民党的将军,另外还有不断寻找地盘的军阀、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大资本家。在这个新的中共党内,这群流氓为了控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像所有共产国际党派一样,体现在变质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性,就是把革命转化为资本的工具。这也是这些党派,作为一个腐败的革命组织对整个工人阶级对于其功能和其内部运作神秘化的可怕来源。资产阶级的官方理论家却只是做着重复和夸大神秘化的工作。因此,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从1928年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典范:对于西方民主的捍卫者来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可疑行为和马克思主义无效的证据,而对于毛泽东思想无条件捍卫者来说,这些斗争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两类显然是对立的理论家,事实上却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绝对相反的虚假鉴定:衰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孕育了资产阶级组织。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只能在中国共产党腐烂成资产阶级政党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发展自己的“潜力”。早在他的西康山区“神秘”撤退 - 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就是狼狈的逃窜 - 毛泽东曾试图利用匪帮歹徒来达到他控制党和军队的目的。他先开始与控制该区域的土匪头目厮混,然后再把他们一一除掉,以确保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权。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与他形影不离的伴侣,朱德,从他的敌人阵营蒋介石那里争取过来的一位将军形成了毛的帮派。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怎样拜倒在比自己职位高的对手面前,至少在他无法取代他们在党内的职务之前。当李立三取代瞿秋白后,毛泽东站在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上,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的前任“政变”政策的延续。由毛泽东篡改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他迅速反对李立三。而事实上,他完全参与了由“第三”共产国际 发起的,由李立三在1930年领导的以农民游击队攻打“城市”的灾难性的尝试。布哈林(于1929年10月给共产国际的信)。

从1930年起,毛泽东又改变了他扛枪的肩膀,投靠到以王明为首的小圈子 - 名为(从俄罗斯回来的)“归国留学生”,即在莫斯科受了两年训练的“28个布尔什维克” – 他们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控制了党的领导权,并撤了李立三的职。就在这时,发生了非常黑暗的“福建”事件:毛泽东对控制福建地区的中共党员实现了一次大讨伐,根据不同的版本,这些党员一会被起诉为李立三的帮派任务,一会又被说成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分子,或被说成是社会党成员。这些事实只在毛泽东去世几年后才被透露出来。在1982年,一份中国杂志报道说,“发生在福建西部,历时14个月的在整个苏维埃区的清洗大屠杀,开始于193012月的福建事件。大批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被定罪为社会党的成员,并被处死。受害者的人数估计为四五千人。而事实上,在该地区并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派存在的痕迹...”[1]

毛泽东通过这次讨伐清洗回来后,得到了“归国留学生”的赞赏,尽管他本人也曾被指控追随李立三的路线和在福建的过激行为,但他既没有被清除,也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驱逐出境。如果说他被免除了军事指挥权,但作为赔偿,于1931年底在中国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隆重的任命为“苏维埃主席”;这是王明集团的一个“行政”职务。

从那时起,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加强自己的小集团,另一方面又试图分裂占统治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帮。但他在一开始却仍然紧跟着这个帮派集团,有一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在1933年,他提出了与“福建政府”(由一些背叛蒋介石的将军组成的政府)结盟的提议,被王明否决,因为王明不想损害苏联和蒋介石之间的现有条约。毛泽东不得不收回提议,并公开批判这是一个“愚弄百姓”的“政府”[2]。这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毛在1934年被任命为主席,但实际上,担任“苏维埃”政府总理的“归国留学生”张闻天,才是党的实权人物。


1 转引拉兹洛.莱德尼(Lazlo Ladany)的:“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Hurst & Co.,出版公司于1992年出版,由我们翻译。

2 在日本出版的毛泽东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讲话:“中国苏维埃”。由拉 兹洛.莱德尼(Lazlo Ladany) 转引。

 

在长征途中与斯大林帮

有关“中国人民革命”的神奇传说,一直把长征誉为“反帝”和“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我们已经说到过,长征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把分散在全国十多个地区的农民游击队集中起来去斗大地主,而是要把他们转变成一支能够发动战争的,由中央统一指挥的正规军;使它成为中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这个神奇传说还告诉人们说,长征是毛主席的灵感,并由毛指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长征的整个预备和部署期间,毛泽东一直在生病,而且在政治上一直被王明集团孤立,所以,这就根本谈不上是他的什么“灵感”。然后,长征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指挥”,当然也没有毛泽东,那是因为当时的“红军”就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央指挥部,因为当时的红军由十几个分散在各地的相对独立的支队组成。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唯一凝聚力因素是由“归国留学生”所转达的“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 ”。他们的权利范围只不过是斯大林政权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所提供的一切。神奇传说还“告诉”我们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最终战胜了王明和张国焘的“错误(不正确)”路线。事实是,在这个时期里的军事力量的集中,同时也激化了对“红军”中央领导指挥权争抢的斗争。但还必须提到的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如果所毛泽东在这些肮脏的斗争中,在王明帮派的影子下,被提升了几级,那就还应该提到两个与此相关的轶事。

第一件轶事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因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后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阴谋(由随同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几个支队帮派一同发起的),把张闻天(“归国留学生之一”)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而让毛泽东重新夺回之前被解职的军委会的职务。这些任命在此之后不久被党的很大一部分人质疑,因为,遵义会议并没有一次党代会的价值,这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分裂的原因之一。

第二件轶事是几个月后在四川地区发生的事件。“红军”的几个支队在那里集中。这时候,毛泽东在“归国留学生”的支持下,试图获取所有这些部队的指挥权。可是张国涛,一位中共的老党员,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曾是另一个“红色根据地”的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要比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部队强大得多。这就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以致于分裂了党和军队,结果这场争吵,最后以成立两个中央委员会而告终。张国焘与大部分集中在四川地区部队留在了当地。甚至连毛泽东的同伴刘伯承和(从1927年西康后一直形影不离的)忠实的朱德,都跑到张国焘的一边去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于是代领着剩下的队伍,匆匆离开了该地区,来到了延安的“红色根据地”避难,这就成了“红军”部队的最后集中地点。

而留在四川的部队却不断处于隔绝,并逐渐枯竭,这就迫使那里的幸存者又加入到了延安的队伍。张国焘随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被立即免职,于1938年投靠了国民党。通过这些事件,诞生了毛派与“汉奸张国焘作斗争”的传奇。说实话,张国焘当时并无其他选择,如果他想自己保命和逃避毛泽东在陕西发起的清除运动,他不得不寻找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但既然在毛与张国焘之间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别,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

还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在四川的军事集结期间,发起了动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好与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届国际代表大会斯大林主义者提出的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遥相呼应,也就是说,号召被剥削者为剥削他们的剥削者的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不仅重申其资产阶级的性质,同时,还担任了为帝国主义战争提供炮灰的主要供应商的角色。

对延安的控制权和与国民党的结盟

在1936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用尽了一切招数和手腕,并组织了一系列的清除运动,从而取得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控制权。对于这标志着毛泽东崛起的,在延安的帮派斗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清除延安根据地的创始人,2.巩固毛派集团的基础,3.与王明帮派的第一次公开对抗,其结果是清楚了后者。

毛泽东主义者炫耀到,“红军”之所以在陕西地区能够得到壮大,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我们已经表述过这种扩张壮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民的灌输(各阶级的联盟,其中对农民减税 - 足够谦虚地被大财主所接受 – 作为交换,动员他们参加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其次,通过与地方军阀和国民党的联盟。1936年所发生的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延安清算老一辈党的领导人的。

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时,那里的帮派斗争已经是不可开交:刘志丹,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直是清除的受害者,受到拷打和监禁。他立刻受到新到部队的支持,并得到释放,作为交换,当然是服从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领导。

刘志丹的部队于1936年初奉命向东出击,攻打山西军阀(阎锡山)以及援助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此次出击以刘志丹的丧命而告失败。另一次向西的远征也以同样的命运而告终。正是由于这些事件,尤其是刘志丹的死亡,使毛泽东和张闻天完全控制了刘志丹的根据地。这不禁让人们想起毛泽东几年前在井冈山所采用的同样手法:他首先与该地区的领导者结盟,但后来他们所谓的“不幸牺牲”,使毛泽东独自一人掌握了领导权。

虽然东方和西方的两次出击,均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却于另一个军阀建立了一个联盟。在延安以南的西安地区,原来是由杨虎城将军控制的,他在满洲州长张学良东北抗日失败后,收留了他和他的军团。毛与杨虎城于1935年12月开始接触,并与他在几个月后签定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协议的基础上,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在“国际评论”第84期有过评论: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监禁,他们原想要上法庭审判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的罪行。但后来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这次事变只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对建立一个新的联盟进行了谈判。

当然,毛派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军阀”和的上海刽子手的联盟 - 毛泽东直接参与了这个联盟 - 一个聪明的手段,以充分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事实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军界确实出现了分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利益,或者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更进步或更反动,或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明智”。他们的分裂是基于防御各自的特殊利益,一些人看好一个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下的中国,因为日本人允许他们保持或得到一个地区的管理权,而另一些人,就像满洲的军阀,已流离失所,就必须在日本人的敌方那里寻求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显然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最终结果是签订了苏联对蒋介石军队的军事援助协定 - 此协定包括提供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和200辆卡车的车队 - 这就成了国民党军队直到1941年为止的主要军火供应来源。与此并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自己的神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并把“红军”的主力部队(第八军和第四军)编入蒋介石的军队,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中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委员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应该指出的是,参加谈判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之后在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中有“归国留学生”(博古和王明等人)和毛的帮派主将(周恩来),这就证实了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党和军队的控制权,他还不得不与斯大林的心腹保持好一定的关系,至少是在外表上。

王明的失败以及与美国调情

毛泽东与“归国留学生”的首次对抗,是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全会期间显露出来的。毛利用武汉防守(由日本军队攻打国民党的政府所在地)的惨败,以此为由来争夺对党的领导权,因为王明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他不得不暂时接受任命张闻天为总书记,并等待了两年后,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才对以王明为首的“归国留学生”帮发起了他的最后攻击。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为了避免在自己的背后再开辟一条新战线,斯大林与日本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其直接后果就是苏联结束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斯大林派王明集团也就此瘫痪,他们的罪名是与日本“敌人勾结”。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以及美国对日本宣战,以控制太平洋。这些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做出了很大的动作,特别是在毛泽东帮这一边。

毛泽东使出了全身介素来打击“归国留学生”和他们的追随者。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该惩罚性的运动从194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为此,毛从攻击党的领导人开始,特别是那帮“归国留学生”,称他们的“教条无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毛利用王明帮派内部存在的矛盾,策反了他们一些成员,任命刘少奇为总书记,任命康生为调查官,负责“肮脏的工作”,就像毛泽东于1930年在福建的角色一样。

王明手下的报刊全部被暂停出版,只有在毛泽东控制下出版物才被允许出版。毛的帮派还严格控制了党校和军队读物。“肃清”在不断加强,逮捕​​和迫害从延安一直蔓延到整个党和军队。那些“信服者”(如周恩来)紧紧跟随着毛泽东。 而那些“顽抗者”,被派往战区或占领区,在那里,如果他们没有战死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肃清”于1943年达到了高峰,正好与第三国际的正式解散和美国对国共之间的调停成了巧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清除的人数可能达到五万至六万人之多。“归国留学生”中最杰出的成员被淘汰:张闻天被驱逐出延安,王明勉强躲过了中毒事件,博古于1946年在“飞机失事”中离奇死亡......

“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转向美国的象征。我们已经在“国际评论”第84期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点必须提出的是,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帮派进行了这一转变,这也可以从当时美国驻延安的美国使团的官方信件中得到证实[1]。对斯大林主义帮派的打击,以及对美国的靠拢,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显然,这并没有使毛泽东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叛徒,就像王明和俄罗斯统治集团在后期所说的那样。这显示了他的政策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对于蒋介石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生存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他们冷静的计算能力,即他们将更值得为哪一股帝国主义势力服务,是苏联还是美国。

这也不是一种巧合,当苏联在德国取得胜利的概率得到确认后,“整风”的恐怖气氛也变得比较温和起来。清洗运动在“雅尔塔条约”签订两个月后,于1945年4月“正式”结束,除此以外,帝国主义列强的“盟友”还决定,俄罗斯应该对日宣战,确切地说,苏联已经做好了入侵中国北方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压力下,必须收敛的原因。毛泽东暂时回归斯大林的皇宫,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愿望,而只是出于世界各大帝国主义势力从新瓜分世界的需要。

“整风”的最终结果是毛泽东和他的党羽彻底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他为他自己开创了党的主席的称号,并宣称毛泽东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就是“适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那以后,毛派就开始了对毛的神化宣传:毛泽东以他天才的理论和战略思想,以及凭着他与“错误路线的”坚决斗争,成了党的最高领袖。这是纯粹的骗局!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毛泽东就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他​发动了土地改革,率领了长征胜利凯旋,创立了红色根据地,等等。这就是狡猾的毛泽东,如何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弥赛亚。


1中国错失良机。二战期间John S. Service 的急件”, JW . Esherick(主编),由 兰登书屋出版,1974年。

 

毛泽东思想: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为一个实际上已经属于资产阶级的,但还一直自称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所推崇。毛泽东思想在其形成之初,就极力在党的运作上证明和巩固毛泽东和他的帮派党羽的地位。还必须为这个党所参加的帝国主义列强战争进行辩护,证明它与国民党、贵族、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合作的正确性。为此,就需要隐瞒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起源,为了能使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对战争可以给一个特定的“解释”,就必须对历史和阶级斗争史进行歪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的变性被巧妙地抹去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它新的特点,这完全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虚假的基础上,显示出它是一个多么具有鼓动宣传能量的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工具,它宣传动员工人,特别是动员广大农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最后,当中国共产党最终上台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理论”,即在中国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

此外,尽管它使用了伪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含糊提法,但“毛泽东思想”却无法掩饰它来源于资产阶级阵营的事实。早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时,毛泽东就认为,农民斗争,必须服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到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 ... )农民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无法实现孙中山博士致力于四十年之久的国民革命”[1]。引用孙中山的原则,也是毛派一贯宣传鼓动农民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核心:“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遵循整个政策方针,都是以孙中山博士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为基准的”[2]。“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按照这一方针:实现孙中山博士的意愿,唤醒广大群众抗日”[3]。

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与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盟,包括日本在内,他的“民族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掩藏在中国资产阶级背后的帝国主义利益的骗局,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起一直如此。毛泽东思想完全与这个骗局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与中国资产阶级旧意识形态运动唱的是同一个调子。

此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那时期斯大林主义低俗论调的官方抄袭手册而已。毛崇拜斯大林,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倒不如说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无耻地公然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的运用,实际上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思想主题在中国的应用。


1 引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1927年3月。

2 引自“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合作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1937年9月。

3 引自“目前抗日统一阵线的战术问题”,毛泽东,1940年5月。

 

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篡改

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篡改和修订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应用到中国实际的一些关键方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

根据毛泽东的著作研究中国的历史,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发生在1917年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曾在中国具有任何影响。毛泽东思想(根据官方历史无论是否毛主义)埋葬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实质和精神。

当毛泽东提到工人运动时,则永远都只是把它列入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的革命基于国民党与中国共党两党之间对于特定计划的合作。只三年的时间国民革命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些成功是以广革命基地的创建和北伐争的利为基础的”[ 1 ]。所有这一切都是纯粹的谎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24-1927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并不是“国民革命”,而主要的特点是兴起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直到起义为止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浪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即无产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并非是“巨大的成功”的基础,而只能说是无产阶级悲惨的失败。最后,北伐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的“胜利”,而只是资产阶级为实现对城市的控制权,并屠杀工人阶级的一个军事行动。这次远征的最终点,正是国民党对无产阶级的大屠杀。

说到1926年,也就是说,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毛泽东总是把“在上海和香港的总罢工,归罪于5月30日事件的起源”[2]。但从1939年起,他把这些斗争规模减少到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抗议活动,甚至没有提到1927年3月在上海有近百万工人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起义[3]。

系统地埋葬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整个经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毛泽东思想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原始”的重要贡献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晦涩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尽管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

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包括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克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设置的国家障碍的问题。“毫无疑问,国际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石之一。自1848年以来,它一直形成在工人运动中,‘无产者没有祖国’(...)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更适合于它的发展,那么,共产主义更合适于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将摧毁国家。”(我们的小册子‘国家或者阶级?’的引言)。

这一原则在毛泽东的手中却变成完全相反的。对于他来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相同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们可以同时都是爱国者吗?不仅可以,而且还必然的(...)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应用。(...)我们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座右铭是:‘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4]。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战”问题,一点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号召工人参加到帝国主义战争中去的!它完全是基于遮天的谎言,资产阶级才有可能成功地使得工人阶级互相残杀。

其实,毛泽东并不享有作为第一位开创这一“巧妙”想法(即“一个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爱国者”)的荣耀。他只不过重复了斯大林帮的理论家之一季米特洛夫的话而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适应’每个国家的国情。(...)以国家作为‘形式’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不相矛盾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意味着救国” [5]。而他自己,也只是重复着考茨基风格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在1914年的世界第一次大屠杀期间,把无产阶级送进了屠杀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捍卫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包括并承认这一属于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权利” [6]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续性,而毛泽东思想总是试图歪曲马克思主义,是为资本服务的“理论”。


1 参阅本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

2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1926年3月。

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1939年12月。

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角色”,毛泽东,1938年10月。

5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人民阵线”,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1935年8月。

6 转引列宁的“第二国际的崩溃”,1915年9月。

 

阶级斗争

我们已经表明,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怎样掩埋了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经验的。然而,他却又从来没有停止过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但在“毛泽东思想”中有关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阐述,就是被剥削阶级必须服从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是现在的一个既定的原则,在抗日战争的持续阶段,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利益,必须可以放弃一切。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战的利益,不能与其发生冲突。(...)应该实施并重新调整一个阶级关系的政策,这一政策将不允许劳动群众没有政治和物质保障,但又要考虑到有产阶级的利益”[1]。

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言论,他要求工人作出至高无上的牺牲,来换取“政治和物质保障”的承诺,但必须在“国家利益”的框架内,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利益的框架内。与他人不同的,在他谈到“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带有了极大的讽刺性。

国家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有关国家通过“新民主”的理论,作为“革命的道路”推荐给欠发达国家。请阅读,“新民主的革命(...)并不会导致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专政。(...)这与社会主义革命也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能打破帝国主义、汉奸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因为它并不能消除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本主义各阶层所作出的贡献”。

毛会发现一个新的国家形式,它将不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机器,而是一个各阶级结合的阵线或联盟。这可能是那些阶级合作旧理论的一种新提法,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却毫无关系。“新民主”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版本,它声称自己是人民的政府,也就是说,所有阶级的政府,毛泽东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不同阶级的阵线”;他本人也承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从根本上与孙中山先生所创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相吻合的。(...)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在现代国家中的所谓民主制度,一般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并成为一个单纯的压迫渺小人民的工具’。相反,国民党所主张的民主是为了捍卫渺小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而不允许它被某些人没收” [2]。

具体地说,“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就成了中共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对人民大众(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的一种灌输方式。后来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后,就成了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


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角色”,毛泽东。

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辩证唯物主义

多年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大学的学术界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来教授的。毛泽东的哲学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毫无关系 - 尽管他自己声称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且它们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的哲学,实际上只是从当时肮脏的斯大林著作里得到的启发,只不过是一种用来证明它是政治扭曲的创造者的方式。例如他那令人尴尬的解决矛盾问题的言论:“在一件复杂的事务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其中之一必然是最主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事务的生存和发展。 (...)就如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框架。当帝国主义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这个国家的各种阶级(除少数汉奸以外)可以暂时团结起来,进行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和这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当前的主要矛盾,而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当前中日战争的局面”。

换句话说,毛派关于“矛盾转移”的“理论”,就是直接要求无产阶级为了国家的利益,要能够和必须放弃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立的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团结起来,参加到帝国主义的屠杀中去,被剥削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尊重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把毛泽东主义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里传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或革命组织毫无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一种趋势,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糙的篡改,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埋葬所有的革命原则,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最愚蠢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理论”,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在资产阶级的衰退期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所产生的悲惨形式。

莱昂纳多.

独秀和左翼反

陈独秀(1879-1942)先于1915年创办了创新和西派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期间变得更激进。随后,在1920年,他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最后,他于1921年7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被选委中央局第一书记。他同意共产国际有关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并从内部进行控制的可能性的策略。但他与毛泽东不同,他不相信农民具有革命的潜力。1929年,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开初党籍(此次会议他没有参加),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其他活动家,他们与他一起签署了请求在党内为重新检讨党的政治立场进行一场一般性的讨论。就在这一时期,他遇上了从莫斯科返回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刚刚创办了一份报刊“我们的话”。有了这座靠山的支持,他谴责中共的冒险主义屈从于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他于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释放。他宣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就像斯大林化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也加入了保卫国家和资产阶级的阵营。很显然,在远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于1937年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组织是在1928年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对1927年的失败进行讨论和托洛茨基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出版问题。这是一批中共党内卓越的活动家,他们发表了“驱动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又不把自己称为托派。左翼反对派共分为四派:陈独秀的“无产阶级协会”和彭述之的“无产者”;上海组的“我们的话”;10月社,刘建清(译音)派;以及其他活动家。 (见托洛茨基在中国,探路者,纽约,1976年,介绍彭述之)。

1931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所有的左翼反对派得到统一。但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大多数成员同意支持抵抗,从而走到了敌对的资产阶级阵营。只有郑少林,王凡西和一小部分激进分子仍然忠于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并自称为“革命的失败主义”。他们出版了‘国际主义者’,并认为,这些冲突就是一触即发的第二个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郑少林继续“国际主义”的出版,并抵制于1941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会议。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决的,而王凡西则有所不同,他同意参加该次会议:他主张当祖国受到侵略时,赞同“卫国”的战争,但如果英帝国主义也加入到对日战争的话,他拒绝参加这种帝国主义的战争。最后,他的这个少数派意见,在会议期间被托派彭述之否决。

我们向这一小部分国际主义者致敬,他们能够坚持高举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就像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在欧洲所做的一样,而这些孤立的革命分子越过了工人运动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国托派主义者在他们的地下刊物“斗争”中,把他们的振臂抗日称之为“革命的胜利主义”。这种可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振臂,是多么的可悲!

作者:莱昂纳多/ 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94期,发表于1998年第3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