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CI）的发展和运动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党，以它最大的努力，完全能够领导它的革命斗争。然而，这一在世界革命浪潮中产生的、在前期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巩固的政党组织，尽管有着来自党内左派的抵制（1），最后还是偏航演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事实上，面对革命的倒退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被隔离，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以下的选择产生了犹豫和动摇：即，对于未来不断上升的革命运动奠定基础的必要性，甚至还为了捍卫俄罗斯国家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俄罗斯革命的胜利成果，与民族资产阶级勾结，签署联盟协议。这些协议和联盟就是给国际无产阶级造成巨大混乱的来源，并加速了其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与其它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政策，导致了它的逐步退化，最终在1928年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所谓的“保卫在一国的社会主义”（[2]）。

 

随着工人阶级对共产国际的信任逐渐丧失，导致了共产国际日益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工具，想要建立一道防止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保护屏障，以支持东欧、中东和远东“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这项政策已被证明对国际工人阶级是具有灾难性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物质上支持土耳其、波斯、巴勒斯坦、阿富汗...还有中国的所谓“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就是这些资产阶级，他们在虚伪地接受苏联援助的的同时，他们不但没有断绝与本来应该去打倒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更没有切断与土地贵族的联系，他们却用俄罗斯所提供的武器来镇压工人的斗争，并摧毁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上，这一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可以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由列宁和罗伊，占有主导地位的论文主编）“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里找到理论根据。这论文在理论上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原则，它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性”和“反帝国主义性”区分开来，这将在政治道路上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性，而完全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了，甚至包括在那些“受压迫的国家”里：他们不仅与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各种关系，而且，还因为在俄罗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国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条反对一切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共同阵线。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颓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彻底结束的帘幕。

 

这篇论文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这个错误，但还是能够预料到，机会主义者在某些方面的滑坡，不幸的是在过后不久变得普遍性了。列宁在他的这篇论文中承认，在这个新时期里，“受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着某种默契，情形经常是这样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支持国家民族运动的同时，也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肩与革命运动作斗争”（[3]）。这就是为什么此论文号召共产主义组织，在组织上需要与资产阶级原则分明，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必须支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前提条件是，如果它们是在纯粹的共产主义政党 –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 组织和领导下，与资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作斗争...甚至在其初具雏形的阶段，始终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4]）。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无条件可耻的支持，却显然忘却了这一切：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因为它们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们就要锻造一个能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同时又能独立地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共产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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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运动的发展，根本显示不了它所谓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即在资本主义进入颓废阶段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熄灭，转化成了对纯神秘化的国家和民主的理想。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只是一个保守和妥协的阶级，其政治运动的目标不是寻求完全清除贵族阶级或拒绝“帝国主义”，而只是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阵营。

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差异。因此，他们把做投机生意的资产阶级商人归属于贵族和“帝国主义”的盟友，而把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归属于“民族主义的”、“现代的”和“革命的”，但在现实中，这些差异并不明显。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派别之间联系紧密，或是由于生意交易的原因，或是由于家庭关系的原因，但总之，不管是资产阶级商人，还是工业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在不断寻求“军阀”、土地贵族，以及各列强政府的支持。

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已经完全腐烂，即将毁灭。这并不是任何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结果，而只是各大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肢解中国这个古老王朝所导致的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日益被有着各自强大武装的地方军阀所控制，他们随时准备着将领土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在其背后支持他们的大国列强。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感悟到了他们必须推翻和代替王朝的职责，既要统一国家，但又不能在某种意义上破坏生产的规则，因为在这生产规则中有着他们自己和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所以，更应该维护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人们所说的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开始于保守派军人的阴谋，它得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支持。军人政府在推翻了清朝皇帝后，宣布成立了武昌新政权。孙中山则在美国为组织募捐和寻求财政支持，后来作为新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两政府之间的谈判，并在几个星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即皇帝和孙中山共同引退，以换取一个统一的政府，由清王朝军统袁世凯担任元首，他是清王朝的一位真正的强硬人物。这一切说明了资产阶级可以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为交换，把他们的追求的“革命”和“反帝”搁置一旁。

1912年底,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的新组织－国民党成立。1913年，代表有产阶级的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然而，新的总统孙超远被谋杀。孙中山然后联合了一些从中南地区分裂出来的军阀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但后来败于北京的势力。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野心受了到地方军阀，也就是说各大列强的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的政治运动，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在1915年，一些省份分别“独立”，各地军阀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瓜分和分裂了这个国家。在北方，由日本支持的安福政府，与英国和美国支持的军阀所争抢的第一个地方是池里。在另一头，沙俄努力保护着蒙古。各种势力还在争抢着中国的南方。孙中山实现了与某些军阀形成新的联盟。当北京的强人死亡后，进一步加剧了各路军阀之间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洲结束了战争。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这被理论家们吹捧成一个“真正的反帝爱国运动”。事实上，这一由小资产阶级发起的运动，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帝国主义，而只是针对日本的：确实，日本曾在凡尔赛会议上成功地设法得到了中国的山东省（获胜的民主国家在会议期间瓜分了世界），这也就是中国学生所要反对的。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不把中国的领土让给日本，却正好符合另一个敌对势力的利益：即美国的利益，美国最后于1922年，终于成功地把山东省从日本的独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也就是说，无论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有激进的一面，但它却还是属于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范围。它也不可能会以其它的方式出现。

相反，应该指出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在不同的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在抗议活动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号，而且还喊出了阶级自身的要求。

欧洲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内军阀战争或大国列强之间瓜分中国的告终。由此，逐渐形成了两个政府的不稳定的对立局面：一个是以北京为首都的，吴佩孚为首的北方军阀政府，另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南方政府。根据官方历史记载，北方政府代表了贵族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而南方政府则代表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势力，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荒谬的骗局。

其实，孙中山和国民党一直得到各路军阀的支持：在1920年粤系军阀陈炯明占领了广东，请孙中山组建一个新政府。于1922年，孙中山跟随南方军阀首次北伐，打了败仗后，被免去公职。但于1923年，在军阀的支持下，他又回到了广东。在另一方面，有很多关于国民党与苏联结盟的传说。而在现实中，苏联与当时中国所有的政府都有着同盟关系，包括北方军阀政府。由于日本最终获取了中国北方，迫使苏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实，孙中山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向各帝国主义列强寻求帮助的游戏。比如在1925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他北上和谈途中，孙中山绕道日本，寻求日本对他政府的支持。

就是这个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商业、工业和知识界）融入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各路军阀游戏中的犯罪代表，还曾经被共产国际标榜为“同情者党派”。也就是这个党，必须日复一日地屈服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所谓“国民革命”的名义，对它来说，他们必须“扮演苦行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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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官方历史记载，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只是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附属产品。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其它西方“哲学”一起从欧洲引进到中国的，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只是那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其它文学、哲学和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有了这种思想，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最终在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运 动之间创建了一座桥梁，由此促进了共产党的形成，它有着特别重要的国家意义。事实上，在中国崛起的共产党 – 就像这时期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 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发展没有根本上的联系，而只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和1921年 之间，开始由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苏联崇拜者的小团体组成。就像许多其他党派一样，中国共产党直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诞生，它的成长和发展直接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俄罗斯和西欧的起义运动的翻版。因此，这个党从1921年的几十个政治活动家，在几年后就增长到一千名党员，在1925年的罢工浪潮中已经达到4,000名党员，在1927年的叛乱期间已经发展到近6万名之多。这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1919年至1927年 间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这时期大多数的党内积极分子是来自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数量上的增长并不表示一个党的强大。这种加速 录取党员的做法，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即形成一个坚实的组织结构、良好的锻炼，然后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现在只不过成了一个群众组织。但是，更 糟糕的是，从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采用了机会主义政策，使得中共累遭失败和挫折。

到1922年年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中共推出了“与国民党形成反帝统一战线”的灾难性口号，共产党员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阶级的合作（从1922年1月的“东方人民会议”后，开始在亚洲蔓延开来）政策，是苏联和国民党之间展开的秘密谈判的结果。于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举通过了关于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本身也被允许作为同情者组织参加了于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全体会议，而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1926年，正当国民党在暗中忙着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最后一击的同时，莫斯科却还在宣扬自己的臭名昭著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国民党是一个“综合四个阶级的反帝国主义阵营”（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这 一政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有着最灾难性的后果。而共产党，作为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在自发浮躁地发展起来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中，没有展示出一种政治独立的 阶级特性，也无法直接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如工人委员会，在自己的政治斗争中，只是根据中共本身要求，把自己交给国民 党，也就是说，完全信任资产阶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服从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一部分成员的坚决抵制（就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潮流）。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斯内费力特，Henk Sneevliet， 荷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译者）​​提出的论点，即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中共必须服从的阶级阵营。在整个与国民党联合期间，在共 产党内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警告大家，即揭露蒋介石正在做反无产阶级的准备，例如，由苏联提供武器本来应该是用来武装工人和农民，而却被用来加强了蒋介石的军 队装备，正因为这些事实，所以，就像国民党为工人阶级设下了一个陷阱，作为最后的紧急出口：“中国革命有两条可能的途径：一条是无产阶级可以借鉴的，它可以使我们实现我们的革命目标，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途径，它在发展的半途中背叛革命”。（[1]）

然 而，事实证明，一个年轻而缺乏斗争经验的党，在执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指令后，它是不可能获胜的，而只能名正言顺的失败了。其结果是，正当无产阶 级和国民党一起与有产阶级斗争时，国民党却在暗中准备从背后刺杀它的盟友：工人阶级是无法制止这一切发生的，因为他们的党没有预先警告他们。如果说，中国 革命胜利的机会不大的话 – 那么，从世界革命的范围来看，德国的无产阶级作为国际革命的脊柱，早在1919年就被打败 - 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加速了整个失败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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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者为了证明从1927年起把革命运动转向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借口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太弱。虽然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相比，确实数量极少（当时的比例大概是2比100），但是，其政治影响力却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衡量。

一方面，已经有大约2百万城市工人高度集中在长江流域的沿海城市上海和武汉工业区（即三联市汉口、武昌和汉阳）和广东香港联合体，以及云南省煤矿（这还不包括住在城市里的1千万几乎是无产阶级的工匠）。这个高度集中的群体给工人阶级一个非凡的力量，使其有可能瘫痪和占领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命脉。此外，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省）的农民与工人有着密切联系，事实上，他们即能给工业城市提供劳动力，同时，也组成了一股城市无产阶级的额外力量。

起初，由于中国当时绝大多数工厂是外国人开的，所以当时的工人罢工运动多少有着“反外国人”的色彩，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想利用它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然而，随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其全面性反对资产阶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阶级斗争性质越来越鲜明。从1919年开始，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增加，尽管受到镇压（经常会有工人被斩首或被扔进机车锅炉烧死）。1921年年中，湖南纺织业爆发了罢工。1922年初，香港的水手连续罢工三个月，直到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1923年初的头几个月里爆发的一百多起罢工运动中，参加的工人超过30万，在2月份的罢工浪潮中，军阀吴佩孚下令镇压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杀死35名工人，并有很多人受伤。1924年6月广州 - 香港爆发的总罢工，持续了3个月之久。1925年2月，上海的棉花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就是将要开始的1925年夏天的覆盖整个中国巨大罢工浪潮的序幕。

 

1925年，俄罗斯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广州政府。自1923年以来，苏联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就已经公开，蒋介石派了一个国民党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同时，一个国际代表团给国民党立了章程，并确认了其组织和军事结构。国民党在其1924年的第一次正式国会上通过批准了这一联盟，同年5月，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苏联提供了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事实上，这是俄罗斯政府为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集团组建的一支直到那时还不存在的现代化军队。1925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苏联也始终保持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试图建立一个使国家统一的联盟，但在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前，就因病去世了。

正是在这种田园诗般美好的联盟背景下产生的工人阶级的运动，以它所有的力量，提醒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阶级斗争的存在。

1925年初，骚乱和罢工浪潮四起。在5月30日，上海的英国警方向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开了火：12名示威者被打死。这就像导火线一样，引发了上海的总罢工，并迅速蔓延扩大到全国主要的商业贸易港口。 6月19日在广州也爆发了总罢工。四天后，沙面（广州附近）英租界的英军向另一个示威游行的队伍开了火。作为对此的抗议，香港工人举行了罢工。此抗议运动一直蔓延到遥远的北京，7月30日，举行了有20万工人参加的示威，再加上广东省爆发的农民骚动，为这次抗议行动助威。

在上海的罢工持续了3个月之久，在省港的罢工抵制运动一直持续到次年的10月份。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成立了工人武装。数千名工人聚集到了共产党的行列。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种能够真正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尽管事实上5月30日运动有着巩固和扩大广州政府的直接结果，但同时也唤醒了国民党政府内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阶级本能性，他们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对罢工者采取“放纵”姿态，因为他们的性质主要是反对外国工厂和外国租界的斗争。1925年夏天罢工运动，带有反资产阶级的性质，甚至不“尊重”民族资本家。因此，以国民党为首的民族资本家和“革命者”（在各列强势力和苏联的盲目支持下），对他们阶级的死敌： 无产阶级，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在192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26年初的几个月之间，发生了历史学家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两极分化”，即根据他们的理论，资产阶级将分裂为两个派系，一部分资产阶级仍然忠于民族主义，另一部分则改变方向与帝国主义联盟。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最彻底的“反帝”的资产阶级派系，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从未停止过。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来看，这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派系斗争，而他们是在准备着针对工人阶级的阴谋，即在国民党内清除异己因素（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忠于苏联的将军）。因此，国民党感到自己具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摘下了它“阶级阵营”的假面具，并露出了它的原型：资产阶级的政党。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骚扰。这就是蒋介石举行政变的前奏曲的继续，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开始，并使其成为国民党的强硬人物。3月20日，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宣布了广州戒严，关闭了当地工人组织的活动场所，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内所有担任高级职位的共产党人被清除出去。

 

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首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国民党的行径仍然是“盲目地”支持，不管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坚决反对，还是下令保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党员们隐瞒事实真相（[1]）。使得蒋介石更加放肆地要求苏联对他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提供军事援助。

 

就像许多其它的资产阶级运动一样，北伐在官方的历史上一直被错误地标榜为“革命的事件”，作为一种“革命”政权的拓展和统一中国的尝试。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意图根本就没有这么利他主义的。他的最大梦想（面对于其他军阀而言），就是从列强手里夺取上海港口和上海港富裕的海关的管理权。要做到这一点，他使尽其敲诈勒索的拿手好戏：遏制和出卖工人运动的能力。

 

从国民党一开始北伐，就马上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宣布了戒严令。因此，正当北方的工人为踊跃支持国民党军队做准备的同时，国民党却在南方正式禁止了工人罢工。9月份，一支国民党左派力量的部队占领了汉口，但蒋介石拒绝支持他们，却去了南昌扎营。 10月，命令共产党减慢在南方的农民运动，并下令军队干涉省港的罢工抵制运动。以上这些事实，就给那些大国列强（首先是英国）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即国民党的北伐没有任何反帝的意图，所以不久后，他们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秘密谈判。

1926年底，处在长江流域的工业地区形势动荡。10月份（刚刚加入国民党的）军阀夏超挺进上海，但他却在离上海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停滞不前，故意让由孙传芳指挥下的北方“敌”军首先进城，从而扼杀了一起即将发生的上海起义。在1927年1月，工人自发地占领了英国人在（在三联市武汉）汉口和九江的工厂。然而，国民党军队（就像所有的反动武装一样）却故意放慢了其进军速度，让地方军阀赢得时间来镇压工农运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发动了追缴共产党和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就这个背景下，引发了上海起义运动。

 

上海起义是十年来工人阶级持续斗争的最高潮点。它也是中国革命所达到的最高点。然而，这一成熟的条件，却使工人阶级的处境似乎更糟糕。共产党被国民党捆住了手脚、肢解脱臼、追缴围攻、支离破碎。工人阶级被所谓的“四个阶级联盟”是他们斗争的中心组织的谎言所欺骗（[1]）。就在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的大炮正对着上海，国民党军队本身也打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逼近上海，但其真正目的是来镇压工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和英雄主义才可以解释面对这一艰难局势的能力，即使只坚持了几天，但这个城市毕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心脏。

在1927年2月，国民党重新向前推进。18日，国民党的军队到了离上海60公里的嘉兴。这时，在孙传芳即将战败前，上海爆发了总罢工：“......上海发生在2月19日至24日之间的无产阶级运动，客观上构成了上海无产阶级的维权运动的企图。孙传芳在浙江战败的新闻一传开，上海的气氛马上变得火热，立即爆发了由30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随即转变成不可抗拒的武装暴动，但由于缺乏领导，迅速被化为乌有... ”（[2]）。

对于在上海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使得共产党措手不及，并犹豫地喊出了发动起义的口号。20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暂停进攻上海。这就给了孙传芳的军队一个暗示，在镇压中军阀杀害了几十名工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蒋介石进行了巧妙的操作，制止了有关他与右派和列强势力串通结盟，以及其反工人运动的传闻，使其避免了被解除军队的指挥权。

最后，1927年3月21日是起义爆发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天的总罢工几乎涉及到上海所有的80万名工人。“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参加了罢工，再加上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杂货商和工匠等）（...）只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整个警察部队的被解除了武装。下午两点钟，起义者已经拥有了大约1500支枪。紧接着，起义部队包围了政府的主要建筑物。在闸北的工人区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在起义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敌人（约3000名士兵）终于败下阵来。一旦围墙被攻破，整个上海（除了租界和国际区域除外）落入了起义者的手中”（[3]）。这次个行动是继俄罗斯革命和德国起义，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后，又一次震撼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她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但是，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已经启动，无产阶级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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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占领上海...只是为了给“革命”的国民党军队打开上海的大门。蒋介石的军队刚在上海驻扎完毕，就与上海的投机资产阶级和黑手党达成协议，开始准备镇压工人阶级的阴谋计划。并公开与列强和北方军阀的代表进行接触。4月6日，张作霖（与蒋介石合谋）攻打了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并逮捕和杀害了多名共产党活动家。

4月12日，在上海爆发了由蒋介石一手准备的大规模血腥镇压。一直扮演着破坏罢工并带流氓无产阶级性质角色的秘密社团，被派往对付工人。一直自称是工人“盟友”的国民党军队，直接解除了无产阶级民兵的武装，并逮捕了他们。第二天，无产阶级试图作出反应，发起罢工，但示威者的队伍得到部队的拦截，造成许多人员伤亡。随即，在上海实行了戒严令，禁止了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几天内，5000名工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类似的袭击和暗杀持续了数月。

同时，在一次联合行动中，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另一起大屠杀，又杀害了数千名工人。

无产阶级革命就此淹死在上海和广州工人的血泊中，只有武汉的工人阶级仍然脆弱地抵抗着。同样，又一次在国民党内，尤其是国民党的左翼，摘下了他们“革命”的面具，并在7月参加了蒋介石镇压队伍的行列。就此，军队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村省份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破坏性的大屠杀。他们一共在全中国范围内杀害了几十万工人。

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试图掩饰自己阶级合作的邪恶和犯罪性政策，极力推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机关，尤其是曾径极力反对这项政策的（陈独秀）所应负的责任。不仅如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下令，要求已经被削弱和士气低落的中国共产党从事所谓类似“广州起义”的冒险政策。这种荒谬的企图搞政变的“计划”，虽然没有被广州的无产阶级所采纳，却导致了无产阶级得到更多的镇压。这在未来的40年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实质上的结束。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一个谴责不断上升的斯大林主义派别，这是一个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在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的起源”。 这一即困惑又迟到的反对第三国际退化的反对派潮流，虽然仍然谴责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 -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屈服，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 但从来没有能够摆脱第二届共产国际大会在民族问题论文的错误论点。这就使他们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历史讽刺因素的是，托洛茨基自上世纪30年代起，支持中国反帝斗争的新阵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走到了反革命的阵营（[1]）。无论以何种方式称呼，从此以后，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多年以后，毛泽东被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派代理人”，对此，有些国际共产主义者反对他的反革命政策）。

至于中国共产党，几乎被彻底摧毁，近2万5千党员被国民党杀害，还有其他党员被监禁或迫害。毫无疑问，还有一部分共产党的幸存者，以及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支队，逃到了农村避难。然而，这种​​地域性的转移，相对的有着一个更深的政治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党采用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它的社会基础 – 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保持其数量为代价，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的主题。

最后，让我们总结几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

* 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性的自封，就在1927年对无产阶级大屠杀期间也一样。自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直表明它能够与贵族阶级分享权力、与军阀可以结盟、向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屈服。他们的民主、“反帝”，甚至对“革命”的诉求，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反动利益的面具；一旦无产阶级对他们开始构成威胁时，他们的真面目就会暴露无疑。在资本主义的颓废时期，那些小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列强大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的反动，一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 1919年至1927年间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只能纯粹以一国之情来进行分析。这正处在20世纪初，正处在世界革命浪潮震撼整个资本主义的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其本身的力量发动了中国的工人运动，而在当时，国际无产阶级还被认为是相当脆弱的，还不能自发地占领大城市，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则显示了工人阶级能够打倒资产阶级的潜力，即使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清醒的意识和革命组织的领导。

无产阶级不能与任何一个派系的资产阶级结盟。相反，它可以引导城乡小资产阶级（就像上海起义和广东农民运动一样）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但是，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决不能以任何“阵线”的名义，与任何其它党派进行合并，而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

要赢得胜利，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在决定性时刻能够指路的政党，以及一个统一的工人委员会组织。它必须坚定原则，积累战斗经验，在下一次国际革命浪潮爆发之前，加入国际共产党组织。这个党必须能够始终抵御那些不惜牺牲革命前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机会主义。

作者：莱昂纳多/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81期，1995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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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的历史记载，1928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生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因为在那年创建了“红军”，并开始了以动员农民为基础的“新战略”，以此形成了的“人民革命”的“支柱”。这确实是中共决定性的一年，但真正的历史意义却绝对不限于此。1928年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工具被肃清了。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是对于正确理解中国从此之后演进的基础。

一方面，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失败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近2万5千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还有数以万计的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或迫害。这些革命活动家曾是过去几年聚集在几个大城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但由于单一的工人委员会形式的组织错误。从此，人们不仅再也看不到工人踊跃加入这个党的浪潮，甚至其社会构成和政治原则也将彻底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们稍后所要谈到的。

因为，肃清共产党不仅是对共产党人“物理性”的清除，而更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疯狂镇压，恰逢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抗拒的上升的时代。这些因素同时发生的巧合，大大诱发和助长了多年来一直埋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种子，随后造成了毁灭性的退化过程。

在1927年8月至12月之间，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冒险、混乱，甚至绝望的行动，其中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秋收起义”（几千农民在共产党有影响的一些地区举行了起义），一支国民党军队在南昌叛变起义，即“南昌起义”（包括一些共产党人的内应），最后，于12月11日至14日，所谓的广州“起义”，这在现实中只不过是一个企图暴动的计划，根本没有得到城市的整个无产阶级的支持，最后又一次在大屠杀的血泊中结束。所有这些惨败的冒险行动，得益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并加速了共产党的分散，并丧失士气和信心，这意味着动荡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失败。

这些冒险的尝试一直受到以下因素的鼓舞，即斯大林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以斯大林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兴起”为理论依据，虽然这些失败随后被通过肮脏的手腕用作驱逐曾近反对过他们的人的理由。

1928年是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胜利的一年。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抛弃托洛茨基主义”，是加入共产党的前提条件，最后，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放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最终给共产国际划上了句号。正是在此背景下，在苏联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这个党正式把斯大林“官方”化，并决定准备任用一批铁杆斯大林派的年轻领袖；从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成为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属下的工具。这个“归国留学生”集团计划在两年后，于193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斯大林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退化表现。1927年下半年一系列冒险行动的失败，也导致了一些曾参与冒险的行动支队，逃到了政府军无法到达的边远地区。这些行动支队开始与军队的各支队会合，他们之间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曾给予无产阶级不能妥协的具体证据。只是，他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期间，他的职位只是一个二等行政秘书，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旦联盟破裂，他就逃到了他的故乡湖南地区，在那里他根据斯大林的指令领导了“农民的秋收起义”。这次冒险行动灾难性的结局，迫使他带着数百名农民不得不进一步撤退至井冈山山脉。为了能够在那里站住脚根，他与当地的土匪签订了一份合约，并教他们打仗的方法。然后，他的支队终于与一支由朱德带领的国民党部队会合，这支国

民党的部队也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往深山老林的。

据官方历史的记载，毛泽东率领的那支部队就是所谓在“红色根据地”（由中共控制的地区）的“红军”或“人民军队”的起源。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发明”了“正确的战略思想”。事实上，毛泽东的支队只是当时分散在其它六、七个地区里类似的支队之一。所有的支队都采取从农民中招集兵源的政策，并进攻和占领了一些地区，甚至还成功地抵制了国民党好几年的围剿，一直坚持到1934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的机会主义与某些国民党派系（民族资产阶级的官方人士），甚至还有些从农民阶级分解出来的土匪雇佣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事实上，发生在历史舞台上的从城市到农村的地理上的转移，不单是一个战略上的改变，它却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改造。

根据毛派历史学家，“红军”事实上是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军队。但这支军队的领导人肯定不是工人阶级，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混入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中共活动家，这些国民党军官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前景从来没有坚定的信心（最终，他们在运动失败后彻底抛弃了斗争的信心）。这批人后来与新来到农村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师和大学生组合，形成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对农民的“教师”队伍。

社会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被中国当时社会抛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那些即在地方政府中找不到位置，又不可能在封闭的蒋介石中央政府中谋取官职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所以，“红军”领导人就把斯大林主义和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当作了一种“良药”。充满无产阶级句子的伪马克思主义语言，经过轻微加以装饰，以掩盖其真正的目标：即在一个“朋友”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来取代蒋介石“独裁”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这资本主义衰落的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冲突中，这就成为新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红军”的思想指导总方针。

然而，事实是，“红军”绝大多数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这事实（这个党仍然继续自称“共产主义”）是创造“中国人民革命”神话的基础。

实际上是从1920年代下半部分开始，中共党内（尤其是那些怀疑工人阶级的人）出现了肯定中国农民革命的阶级特性的理论。例如，你可以阅读“伟大的农民群众英勇奋起，来履行其历史使命......摧毁农村封建势力”（[1]）。换句话说，一些人认为，农民是一个历史性的阶级，它有能力独立于其它阶级去完成其革命目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退化变质，这些所谓的理论发展得更远，即在革命斗争中用农民来代替所有的无产阶级。（[2]）

借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来证明中国农民有着革命的“传统”（为了不谈“意识”）。可事实上向我们展示的农民运动历史，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农民恰恰缺少一种历史性的革命计划，就像马克思主义所展示了一千次一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顶多可以为资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但在资本主义腐朽阶段，贫困农民的革命只有以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而战斗，否则，他们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太平天国起义（于1850年爆发中国最主要和最“纯粹”的反对满清王朝的农民运动，失败于1864年）展示了农民起义运动的限制性。太平起义者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神的国度，即一个社会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在这天国里有一个合法的君主（真神的儿子），他是这个社会所有财富的托管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确认了私有财产是人类所有弊病的根源，那么，这种意识就不可能，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作为未来社会的可行模式，却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失去的田园诗般的王国。在开始的几年里，已经进入中国的各国列强，放任太平军发展，他们利用太平军来削弱满清王朝的力量，以致叛乱蔓延整个王国，但这时农民却无法组建一个中央政府，并管理土地。这个农民运动于1856年达到了最高潮，在企图攻打帝国的首都北京时，宣告失败。就此，这场农民运动的火焰开始熄灭，这时，上述的帝国主义列强与满清王朝合作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起义者的镇压行动。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削弱了满清王朝，但它只是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诸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打开了大门。农民运动为资产阶级准备了丰盛的宴会。（[3]）

多年以后，于1898年，爆发了另一起规模相对要小一点的起源于反清朝政府和外国势力的‘义和团（原称义和拳）’运动。然而，随着慈禧太后成功地利用义和团参加了其自己反外国人的战争，标志着这项独立的农民运动的分解和结束。随着20世纪初清王朝的解体和中国的分裂，许多贫困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了当地军阀的职业军队。最后，原来传统的保护农民的秘密社团，变成了为资本家服务的黑手党，在城市，他们的任务是控制工人，并作为罢工的破坏者。

从中国南方沸腾的农民运动的角度对农民革命性质进行理论研究显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些理论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沸腾的复兴完全是大型工业城市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只有来自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是解放农民的唯一希望和可能。

但是，“红军”的建立，其实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关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红军与革命起义时期所成立的革命的民兵也毫无关系。毫无疑问，农民参加“红军”，完全是由于他们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的艰难的生活条件、或是希望获得一片土地或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或是把当兵作为一种谋生的途径。所有这些完全相同的理由，也同样把中国当时的农民推向任何其它军阀​的军队。

由此，“红军”首先命令部队停止在其所征服的地区进行洗劫。“红军”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军队，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发生在1930年的事实，当红军占领了重要的城市长沙后，只能在城里坚持了几天，因为长沙市的工人对红军虽然不敌视，但却很冷淡，并拒绝了支持新的“造反”的呼吁。

红军和传统军阀两个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前者却是为了在这一江山争抢一席之地，并给予农民诸多的希望，这就赋予了红军拥有更多的活力和进攻性，在与出价最高的帝国主义者签定联盟和出卖自己时，显得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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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工人阶级在1927年的失败，并不把农民推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把他们扔进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的风暴之中，在这其中，他们所扮演的只不过是炮灰的角色而已。

 

无产阶级一旦被踩平，国民党在一段时期里即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权力机构，也是唯一能够保障国家统一、或与地方军阀战斗或与地方军阀结盟的军事力量，同时它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利益纠纷的赌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自1911年以来，躲在各种冲突背后的帝国主义各大列强一直努力组建一个国民政府。而30年代初，在许多方面却改变了它们之间的权力平衡。

一方面，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推出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政策。即“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这项策略涉及在俄国的周围创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起到卫星国的保护作用。这就是中国从1928年起所组建的“红色根据地”，完成了斯大林对一个光明未来的预测，特别是通过与国民党政府寻求结盟。

另一方面，美国随着他们经济的不断增长，独家主宰太平洋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的愿望越来越大，并想取代法国和英国在其前殖民地的统治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首先阻止日本的扩张梦想。很明显，自20世纪初以来，太平洋对美国和日本来说显得太窄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实际上已发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十年前，在控制中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中就已经开始了。

最终是日本首先在中国发起了帝国主义冲突，因为所有在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最需要市场、第一生产资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它于1931年9月占领了满洲国，于1932年1月入侵中国北方各省，在“预防性”的轰炸了上海的工人区后，在上海建立一个滩头前哨阵地。日本还成功地联合了一些地方军阀，并开始建立了所谓的“傀儡政权”。此外，蒋介石只是表面上抵抗日本的入侵，而实际上已经与日本开始谈判。就在那时美国和苏联却居然在各自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促他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然而，美国的反应则较为平静，因为他们希望日本在中国被陷进一个漫长而劳累的战争中，这也就是随后所发生的事实。而斯大林则在1932年命令“红色根据地”向日本宣战，同时又与对“红色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蒋介石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1933年，毛泽东和方志敏与几位不满蒋介石亲日政策的国民党将领提出了一个抗日联盟，但“归国留学生”却表示“反对”并拒绝了这个联盟 ...为的是不希望削弱苏联和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一事件表明，中共完全加入了资产阶级联盟之间的争斗游戏之中，尽管斯大林当时只是把“红军”作为“施加压力”的筹码，但最终还是把赌注放在与蒋介石保持一个持久同盟的这一头。

正是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驻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游击根据地”的各“红军”支队于1934年的夏天开始向西北部偏远的远离国民党控制的陕西乡村地区转移。这次“长征”被官方历史称为“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最重要，并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事件。充满了英雄事迹的历史书籍，叙述了这些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通过沼泽河流等惊险离奇的经过...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很快就会发现在这背后肮脏的资产阶级利益。

长征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要在这场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暗中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招聘更多的农民。事实上，博古（斯大林主义的“归国留学生”）曾问及提高“红军”部队对抗日军的可能性。历史书指出，走出江西南部“苏维埃地区”，是难以忍受国民党围剿的结果，但他们自己的解释却是很暧昧的，“红军”部队的转移，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命令其战斗形式改为游击战的战术变化，而多年来，则一直采取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火的战术。这些军事冲突造成了游击区“安全”保护边界被突破，只能被迫放弃，但这一点都不是“归国留学生”的“严重错误”（后来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了指控，虽然他曾亲自参与了这一战略）：相反，它是斯大林主义者成功的目标，他们希望这支农民武装放弃他们曾近如此热诚地保卫过的土地，长征北上，集结会合，组成一支正规军，准备着一场大战。

历史书也试图给“长征”做一个社会运动或阶级斗争的定性。根据宣传资料，“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甚至还给农民分配了土地。这些行动的目的其实只是利用这些农民来保护“红军”的后续部队。从长征开始时，生活在“红色根据地”的平民百姓被用来掩护军队的撤退。这种战术曾被历史学家称赞为巧思，这种让平民百姓作为活靶子或挡箭牌，以妇女、老人和儿童的生命来掩护正规军队的军事行动，绝对是剥削阶级军队的行为，根本没有什么英雄主义可谈。

长征之路不是阶级斗争的道路，正相反，它是一条与那些奇迹般地成为“爱国者”的“反动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者”妥协的道路。1935年8月1日，当长征的队伍到达四川时，中共发起了全中国各阶级联合起来，把日本赶出中国的呼吁。换句话说，中共要求所有工人放弃阶级斗争，与剥削他们的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在后者所发起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这项呼吁其实是与此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提前版本，该决议推出的著名口号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即斯大林化的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成为把工人阶级送进第二次世界性帝国主义大屠宰场进行屠宰的最好机器。

毛泽东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位于中国西北方的陕西省），长征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潮。多年以后，毛泽东主义者把长征只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的成就。官方的历史更是为这段历史保持沉默，事实是，毛泽东只是领导了一个“红色根据地”，而且这个根据地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再说，跟着他从江西出发的9万红军到达延安时，只剩下可悲的7千人了，因为，他们中有数万人死于长征途中（大部分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其余的死于国民党的围剿），还有数千人由于领导层的分裂留在了四川。直到1936年底，当来自云南和四川的“红军”大部队到达延安后，长征才终于正式结束。

在1936年，中共通过努力召集农民，又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爱国学生的增援，这些学生在1935年底参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浪潮般地涌到了农村（[1]）。当然，这不应该说是学生成为共产主义者了，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所认可的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阶级利益。

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于抗日并不是一致的​​。这是根据每个派系与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定的。就像我们可以验证的一样，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蒋介石大元帅并没有选择与日本正面宣战，而是观察等待着列强之间的争斗是否有一个明朗的结果，才表示自己倾向哪一方。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将军们也同样的分裂。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爆发了著名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国民党的抗日将军）和杨虎城（西安督军），他们与中共的关系甚好，逮捕了蒋介石并审判其为叛国罪。然而，斯大林立即下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而且还要让他的军队加入人民阵线。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换句话说就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美国代表宋子文等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由此，终于迫使中国最强大的垄断和腐败者蒋介石走向了美国和苏联的一边（临时抗日联盟），这就是他能继续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代价，包括共产党和“红军”（由他改编成八路军）都由他指挥。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了蒋介石的政府，而苏联和美国则在军事上给予蒋介石伸出援助之手。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蒋介石的复仇记中，囚禁了前者，并杀害了后者。

就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签署了新的联盟协议。中共只有通过最怪诞的思想扭曲和赤贫宣传，才可以说服工人，并证明与蒋介石所签署的联盟协议的必要性，可就是这个屠夫曾在1927年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并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共产党员。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38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一直是对立交战的。这使得官方的历史学家有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的推论，即与国民党的联盟协定，很可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术策略而已。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撇开该协议的成功或失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缺乏两种力量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冲突;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能与20年代的中共相比，已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并成为帝国主义屠宰号召农民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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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意味着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在反革命浪潮中只有极少数革命团体幸存下来，就好比共产党左派。正如荷兰国际共产主义小组或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小组在法国杂志“评论”上发表文章预料并揭露的那样，在中国打的即不是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更不是一场“革命”战争，而只是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日本，美国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之争。抗日战争，以及西班牙战争或其它地区冲突，只是用来遮掩第二届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序幕。相反，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在1928年成立时也谴责过斯大林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个左倾“反对派”，由于他们对历史进程分析的错误判断，使他们看不到在每一个新的区域帝国主义冲突中存在的革命新机遇，总之，他们看不到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而认为中日战争是“进步”的，是迈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重要的一步。1937年底，托洛茨基无耻地宣称，“如果说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征服者的战争...所有的工人组织，以及中国的一切进步力量，不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政治独立性，不管他们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如何在这场解放战争中各尽自己的职责”（[1]），托洛茨基完全敞开了大门招聘工人，让他们为他们的政府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托派主义者为资本主义军队招募士兵充当炮灰。然而，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在分析中国时，完全能够牢牢把握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对于中国的立场，构成与托洛茨基的左倾反对派关系决裂的关键点之一。这是划分区别的一条边界线。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称，“共产党人在面对中国、西班牙和当前国际时事的立场，只能确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绝对消除无产阶级内部所有的作用力，说服和阻止无产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大屠杀。”（[2]）“（...）所有的问题是确定哪个阶级领导这场战争，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中国资产阶级在领导这场战争，不论它是攻击者或被攻击者，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为了革命和日本的失败而战”（[3]）同样，国际共产主义左派比利时支部（在“评论”杂志上）写道：“斯大林主义者站在蒋介石和广东的刽子手一边，打着“独立战争”的旗帜疯狂屠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他们与“国民阵线”彻底决裂，与日本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继续与国民党及其它所有盟友的战斗，作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政党，才可以把他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4]）共产主义左翼团体坚定的声音，并没有被一个因失利而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所接受，他们还是参加了这场世界性的大屠杀。然而，这些团体所代表的分析方法和立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存在和不断深化，并为老一代革命者（经历了本世纪初无产阶级造反起义的浪潮）和新一代革命者（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动荡）架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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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于1945年以日本和它的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场失败使得各国列强对中国彻底放弃。但二战的结束并不标志着帝国主义对抗的结束。随即，持续了40年之久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抗争，一直是这个世界处于第三次或是最后的世界大战的边缘。而且即使日军撤出，中国已经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场。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篇文章中来论述这场中日战争的沧桑，而是要试着揭开所谓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神秘面纱。并对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和1945年之间所采取的政策，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要对“红军”从1936年至1945年之间在占领地区的迅速扩张作一个解释。正如我们所说的，蒋介石并不赞成正面与日本​​军队交战，所以，他的部队在与日军接触后，就马上撤退。而日军很快地占领大片中国领土，但却没有能力在占领区域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不得不被迫留在主要城市内。这导致了两种现象的出现：首先，造成了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分裂，从而导致他们要么与日本人合作，建立所谓的“傀儡政府”，要么与“红军”合作，共同“抵抗入侵”；其次，是中共巧妙地利用了由于日军侵华，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真空，在那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行政管理机构，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一个“民主政府”的“新类型”。这个“新颖性”并没有说错，因为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政党历史上第一次由不同阶级合作的政府（[1]），试图保持剥削关系，并嫉妒地守护着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是，根本没有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时苛捐杂税满天飞，只要稍微给农民减掉一些税（这么小的税费减少，大地主和资本家都赞成），这已经足够使农民支持这个中共政府，并加入“红军”的队伍。与这个“新政府机构”平行，中共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称之为“三个三分之一”阶级合作的政府，（在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农民之间），即三分之一的位置由“共产党”占据，三分之一是农民组织的成员，由大地主和资本家占有最后的三分之一。在此，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有必要对这种最荒谬的意识形态的扭曲风格向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解释”这种“新型”政府。

其次，中共政策的第二个需要指出的，也是鲜为人知的方面，是因为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是毛派还是亲美的历史学家都喜欢用晦涩难懂的理论来掩盖事实。由于苏联参加了欧洲战争，阻碍了它在这几年中有效地“援助”中共，蒋介石政府于1938年以后一直等待着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战争的结果（[2]），以及美国于1941年参与太平洋战争的结果，这些事件有着足够的份量使得中共倒向美国的一边。

从1944年起，美国政府在红色根据地延安设立了一个使团，其使命是考察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对于这个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集团，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将是这场战争的大赢家，所以计划投入美国的保护伞下。美国使团负责人之一约翰·塞儿维斯（[3]）在关于对中共领导人的报告中强调说：

- 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大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从而更多的为建立一个西式的“民主”制度进行研究，甚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内战，愿意与蒋介石组建联合政府;

- 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花上一段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如果那遥远的一天终于来到，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将是逐步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暴力强制而建立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一个对于外资“敞开大门”，主要是来自美国资本市场的长期政策的国家政府;

- 考虑到苏联的弱点和腐败的蒋介石亲日倾向，中国共产党希望从美国得到政治、财政和军事的援助。为了获得这些援助，中共甚至愿意改变自己的名字（就像曾近改变了“红军”的名字一样）。

美国使团的成员给他们的政府强调指出，未来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但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作出使用“共产主义”政府的决定。最后，在一年后，当日本于1945年撤出中国，苏联马上入侵中国北方，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只能暂时加入苏联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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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至1949年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少国民党将领带着自己的部队和武器投诚于“人民解放军”的阵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增强自己的四个时期。即工人阶级惨遭屠杀的1928年年底，起源于1935年的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最后，导致国民党的崩溃。那些“老资本家”（除了直接与蒋介石结盟的宋氏家族以外）纷纷投向中国共产党，并与从战争中产生的“新”资产阶级混在一起。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所谓的“红军”，夺取了政权，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这实际上与共产主义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台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是完全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是完全对立于无产阶级的。新建立的政府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变种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已。苏联对中国的控制仅持续了十几年，最后以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而告终。自1960年以来，中国试图成为“独立自强”的大国，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企图创建一个“第三阵营”，但从1970年起，不得不决定永久地投靠到以美国为首的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阵营中。以俄罗斯人为首的许多历史学家，谴责毛泽东犯了叛国罪。共产党人都清楚地知道，毛泽东转向美国，并不是毛泽东的背叛，而只是他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作者：莱昂纳多/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84期，1996年第一季度。

（第三部分，也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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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思潮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一片反革命白色恐怖中，才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气候，当时，中国共产党遭到重创，组织上几乎瘫痪。毛泽东就是当时争夺党的控制权的许多派系领导人之一，这就露出了他的野心。很明显，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无产阶级革命无关，只是破坏革命的一棵反革命萌生。

此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控制权是在1945年，清除了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王明集团以后才开始的，“毛泽东主义”从此才变成了中共官方的“主义”，然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参与了丑恶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集团的崛起，是与帝国主义​​强盗同谋的直接产物。

对那些只是通过毛泽东“著作”或只是阅读资产阶级的历史手册来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非常奇怪。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有着极为高超的伪造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艺术水平（他吸取了斯大林主义和1928年以后掌权集团的经验）以致于今天要揭露这些事实，简直成了天方夜谭似的寓言。

这个巨大的掺假骗局是在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基础上构成的。改写历史，是为了在世人眼里呈现出一个完美和永恒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有着加固自身的政治权力的野心；但为了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就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永远抹去无产阶级必须吸取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经验教训，然而，因为在短期内，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动员起工人和农民大众参与帝国主义的屠杀。这两个目标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

用来伪装传说般的毛泽东谎言的面纱，开始了他的晦涩难懂的政治理论。毛派历史学家费尽心力地重复宣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他们对于毛在整个工人阶级斗争上升阶段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却是非常谨慎的。首先，他们应该承认，毛泽东是完全盲目听从变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他是中共的机会主义派系的一员。更具体地说，他们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是进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组成员之一，国民党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民族党，于1924年，至少在误导性的借口下，称它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阶级阵线”的同盟。

1927年3月，就在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上海起义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绝望地要求与国民党断绝联盟，可毛泽东却与机会主义者们还齐声高唱着对屠夫蒋介石和请愿国民党行动的颂歌。[1]

不久后，在一个近期紧急派往中国的斯大林的心腹的压力下，与毛泽东一起在国民党的同事之一，瞿秋白，被任命为中共领导人。他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惨败责任都推到陈独秀的身上 – 因为陈独秀同情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并反对国际共产的机会主义决定[2]，指责他已陷入机会主义和低估了农民运动！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冒险行动，毛泽东积极参与了1927年下半年的整个过程，这只能加速了中共的分解和消亡。

如果我们相信由毛泽东于1945年修订的历史，就会批评以瞿秋白所倡导的“左倾机会主义分裂派”。事实是，毛泽东就是这一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之一，这可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看到他的预言，“成千上万农民的起义浪潮”。这个预言终于在“秋收起义”中得到实现，这是瞿秋白“起义”政策最惨重的失败之一。工人阶级已被彻底碾碎，并失去了任何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试图发动农民造反的企图，只能是犯罪性质的，只会导致新的大屠杀。由此，在湖南所谓的“成千上万农民起义浪潮”，实际上被减少至大约5000名以毛泽东为首的流氓怪诞，并想血腥冒险的农民，最后结果，幸存者只能逃进了深山，他们党的政治局负责人被撤职。

这就是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如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派系，为工人阶级的失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毁灭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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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研讨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被反动势力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摧毁的。 从1928年起，由于工人阶级对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不再感兴趣。那么，就只能开始不断发展和动员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来组建打造这支著名的红军队伍，就此，这个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在中共党内开始出现了远离工人阶级，更接近国民党的因素。因为这个党吸收了越来越多各类反动的垃圾势力代表群体，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灌输者直到国民党的将军，另外还有不断寻找地盘的军阀、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大资本家。在这个新的中共党内，这群流氓为了控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像所有共产国际党派一样，体现在变质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性，就是把革命转化为资本的工具。这也是这些党派，作为一个腐败的革命组织对整个工人阶级对于其功能和其内部运作神秘化的可怕来源。资产阶级的官方理论家却只是做着重复和夸大神秘化的工作。因此，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从1928年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典范：对于西方民主的捍卫者来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可疑行为和马克思主义无效的证据，而对于毛泽东思想无条件捍卫者来说，这些斗争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两类显然是对立的理论家，事实上却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绝对相反的虚假鉴定：衰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孕育了资产阶级组织。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只能在中国共产党腐烂成资产阶级政党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发展自己的“潜力”。早在他的西康山区“神秘”撤退 － 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就是狼狈的逃窜 - 毛泽东曾试图利用匪帮歹徒来达到他控制党和军队的目的。他先开始与控制该区域的土匪头目厮混，然后再把他们一一除掉，以确保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权。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与他形影不离的伴侣，朱德，从他的敌人阵营蒋介石那里争取过来的一位将军形成了毛的帮派。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怎样拜倒在比自己职位高的对手面前，至少在他无法取代他们在党内的职务之前。当李立三取代瞿秋白后，毛泽东站在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上，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的前任“政变”政策的延续。由毛泽东篡改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他迅速反对李立三。而事实上，他完全参与了由“第三”共产国际 发起的，由李立三在1930年领导的以农民游击队攻打“城市”的灾难性的尝试。布哈林（于1929年10月给共产国际的信）。

从1930年起，毛泽东又改变了他扛枪的肩膀，投靠到以王明为首的小圈子 - 名为（从俄罗斯回来的）“归国留学生”，即在莫斯科受了两年训练的“28个布尔什维克” – 他们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控制了党的领导权，并撤了李立三的职。就在这时，发生了非常黑暗的“福建”事件：毛泽东对控制福建地区的中共党员实现了一次大讨伐，根据不同的版本，这些党员一会被起诉为李立三的帮派任务，一会又被说成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分子，或被说成是社会党成员。这些事实只在毛泽东去世几年后才被透露出来。在1982年，一份中国杂志报道说，“发生在福建西部，历时14个月的在整个苏维埃区的清洗大屠杀，开始于1930年12月的福建事件。大批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被定罪为社会党的成员，并被处死。受害者的人数估计为四五千人。而事实上，在该地区并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派存在的痕迹...”[1]

毛泽东通过这次讨伐清洗回来后，得到了“归国留学生”的赞赏，尽管他本人也曾被指控追随李立三的路线和在福建的过激行为，但他既没有被清除，也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驱逐出境。如果说他被免除了军事指挥权，但作为赔偿，于1931年底在中国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隆重的任命为“苏维埃主席”；这是王明集团的一个“行政”职务。

从那时起，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加强自己的小集团，另一方面又试图分裂占统治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帮。但他在一开始却仍然紧跟着这个帮派集团，有一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在1933年，他提出了与“福建政府”（由一些背叛蒋介石的将军组成的政府）结盟的提议，被王明否决，因为王明不想损害苏联和蒋介石之间的现有条约。毛泽东不得不收回提议，并公开批判这是一个“愚弄百姓”的“政府”[2]。这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毛在1934年被任命为主席，但实际上，担任“苏维埃”政府总理的“归国留学生”张闻天，才是党的实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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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人民革命”的神奇传说，一直把长征誉为“反帝”和“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我们已经说到过，长征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把分散在全国十多个地区的农民游击队集中起来去斗大地主，而是要把他们转变成一支能够发动战争的，由中央统一指挥的正规军；使它成为中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这个神奇传说还告诉人们说，长征是毛主席的灵感，并由毛指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长征的整个预备和部署期间，毛泽东一直在生病，而且在政治上一直被王明集团孤立，所以，这就根本谈不上是他的什么“灵感”。然后，长征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指挥”，当然也没有毛泽东，那是因为当时的“红军”就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央指挥部，因为当时的红军由十几个分散在各地的相对独立的支队组成。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唯一凝聚力因素是由“归国留学生”所转达的“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 ”。他们的权利范围只不过是斯大林政权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所提供的一切。神奇传说还“告诉”我们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最终战胜了王明和张国焘的“错误（不正确）”路线。事实是，在这个时期里的军事力量的集中，同时也激化了对“红军”中央领导指挥权争抢的斗争。但还必须提到的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如果所毛泽东在这些肮脏的斗争中，在王明帮派的影子下，被提升了几级，那就还应该提到两个与此相关的轶事。

第一件轶事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因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后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阴谋（由随同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几个支队帮派一同发起的），把张闻天（“归国留学生之一”）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而让毛泽东重新夺回之前被解职的军委会的职务。这些任命在此之后不久被党的很大一部分人质疑，因为，遵义会议并没有一次党代会的价值，这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分裂的原因之一。

第二件轶事是几个月后在四川地区发生的事件。“红军”的几个支队在那里集中。这时候，毛泽东在“归国留学生”的支持下，试图获取所有这些部队的指挥权。可是张国涛，一位中共的老党员，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曾是另一个“红色根据地”的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要比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部队强大得多。这就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以致于分裂了党和军队，结果这场争吵，最后以成立两个中央委员会而告终。张国焘与大部分集中在四川地区部队留在了当地。甚至连毛泽东的同伴刘伯承和（从1927年西康后一直形影不离的）忠实的朱德，都跑到张国焘的一边去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于是代领着剩下的队伍，匆匆离开了该地区，来到了延安的“红色根据地”避难，这就成了“红军”部队的最后集中地点。

而留在四川的部队却不断处于隔绝，并逐渐枯竭，这就迫使那里的幸存者又加入到了延安的队伍。张国焘随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被立即免职，于1938年投靠了国民党。通过这些事件，诞生了毛派与“汉奸张国焘作斗争”的传奇。说实话，张国焘当时并无其他选择，如果他想自己保命和逃避毛泽东在陕西发起的清除运动，他不得不寻找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但既然在毛与张国焘之间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别，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

还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在四川的军事集结期间，发起了动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好与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届国际代表大会斯大林主义者提出的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遥相呼应，也就是说，号召被剥削者为剥削他们的剥削者的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不仅重申其资产阶级的性质，同时，还担任了为帝国主义战争提供炮灰的主要供应商的角色。

在1936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用尽了一切招数和手腕，并组织了一系列的清除运动，从而取得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控制权。对于这标志着毛泽东崛起的，在延安的帮派斗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清除延安根据地的创始人，2.巩固毛派集团的基础，3.与王明帮派的第一次公开对抗，其结果是清楚了后者。

毛泽东主义者炫耀到，“红军”之所以在陕西地区能够得到壮大，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我们已经表述过这种扩张壮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民的灌输（各阶级的联盟，其中对农民减税 - 足够谦虚地被大财主所接受 – 作为交换，动员他们参加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其次，通过与地方军阀和国民党的联盟。1936年所发生的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延安清算老一辈党的领导人的。

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时，那里的帮派斗争已经是不可开交：刘志丹，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直是清除的受害者，受到拷打和监禁。他立刻受到新到部队的支持，并得到释放，作为交换，当然是服从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领导。

刘志丹的部队于1936年初奉命向东出击，攻打山西军阀（阎锡山）以及援助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此次出击以刘志丹的丧命而告失败。另一次向西的远征也以同样的命运而告终。正是由于这些事件，尤其是刘志丹的死亡，使毛泽东和张闻天完全控制了刘志丹的根据地。这不禁让人们想起毛泽东几年前在井冈山所采用的同样手法：他首先与该地区的领导者结盟，但后来他们所谓的“不幸牺牲”，使毛泽东独自一人掌握了领导权。

虽然东方和西方的两次出击，均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却于另一个军阀建立了一个联盟。在延安以南的西安地区，原来是由杨虎城将军控制的，他在满洲州长张学良东北抗日失败后，收留了他和他的军团。毛与杨虎城于1935年12月开始接触，并与他在几个月后签定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协议的基础上，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在“国际评论”第84期有过评论：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监禁，他们原想要上法庭审判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的罪行。但后来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这次事变只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对建立一个新的联盟进行了谈判。

当然，毛派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军阀”和的上海刽子手的联盟 － 毛泽东直接参与了这个联盟 － 一个聪明的手段，以充分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事实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军界确实出现了分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利益，或者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更进步或更反动，或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明智”。他们的分裂是基于防御各自的特殊利益，一些人看好一个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下的中国，因为日本人允许他们保持或得到一个地区的管理权，而另一些人，就像满洲的军阀，已流离失所，就必须在日本人的敌方那里寻求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显然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最终结果是签订了苏联对蒋介石军队的军事援助协定 － 此协定包括提供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和200辆卡车的车队 － 这就成了国民党军队直到1941年为止的主要军火供应来源。与此并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自己的神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并把“红军”的主力部队（第八军和第四军）编入蒋介石的军队，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中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委员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应该指出的是，参加谈判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之后在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中有“归国留学生”（博古和王明等人）和毛的帮派主将（周恩来），这就证实了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党和军队的控制权，他还不得不与斯大林的心腹保持好一定的关系，至少是在外表上。

毛泽东与“归国留学生”的首次对抗，是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全会期间显露出来的。毛利用武汉防守（由日本军队攻打国民党的政府所在地）的惨败，以此为由来争夺对党的领导权，因为王明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他不得不暂时接受任命张闻天为总书记，并等待了两年后，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才对以王明为首的“归国留学生”帮发起了他的最后攻击。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为了避免在自己的背后再开辟一条新战线，斯大林与日本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其直接后果就是苏联结束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斯大林派王明集团也就此瘫痪，他们的罪名是与日本“敌人勾结”。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以及美国对日本宣战，以控制太平洋。这些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做出了很大的动作，特别是在毛泽东帮这一边。

毛泽东使出了全身介素来打击“归国留学生”和他们的追随者。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该惩罚性的运动从194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为此，毛从攻击党的领导人开始，特别是那帮“归国留学生”，称他们的“教条无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毛利用王明帮派内部存在的矛盾，策反了他们一些成员，任命刘少奇为总书记，任命康生为调查官，负责“肮脏的工作”，就像毛泽东于1930年在福建的角色一样。

王明手下的报刊全部被暂停出版，只有在毛泽东控制下出版物才被允许出版。毛的帮派还严格控制了党校和军队读物。“肃清”在不断加强，逮捕​​和迫害从延安一直蔓延到整个党和军队。那些“信服者”（如周恩来）紧紧跟随着毛泽东。 而那些“顽抗者”，被派往战区或占领区，在那里，如果他们没有战死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肃清”于1943年达到了高峰，正好与第三国际的正式解散和美国对国共之间的调停成了巧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清除的人数可能达到五万至六万人之多。“归国留学生”中最杰出的成员被淘汰：张闻天被驱逐出延安，王明勉强躲过了中毒事件，博古于1946年在“飞机失事”中离奇死亡......

“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转向美国的象征。我们已经在“国际评论”第84期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点必须提出的是，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帮派进行了这一转变，这也可以从当时美国驻延安的美国使团的官方信件中得到证实[1]。对斯大林主义帮派的打击，以及对美国的靠拢，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显然，这并没有使毛泽东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叛徒，就像王明和俄罗斯统治集团在后期所说的那样。这显示了他的政策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对于蒋介石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生存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他们冷静的计算能力，即他们将更值得为哪一股帝国主义势力服务，是苏联还是美国。

这也不是一种巧合，当苏联在德国取得胜利的概率得到确认后，“整风”的恐怖气氛也变得比较温和起来。清洗运动在“雅尔塔条约”签订两个月后，于1945年4月“正式”结束，除此以外，帝国主义列强的“盟友”还决定，俄罗斯应该对日宣战，确切地说，苏联已经做好了入侵中国北方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压力下，必须收敛的原因。毛泽东暂时回归斯大林的皇宫，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愿望，而只是出于世界各大帝国主义势力从新瓜分世界的需要。

“整风”的最终结果是毛泽东和他的党羽彻底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他为他自己开创了党的主席的称号，并宣称毛泽东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就是“适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那以后，毛派就开始了对毛的神化宣传：毛泽东以他天才的理论和战略思想，以及凭着他与“错误路线的”坚决斗争，成了党的最高领袖。这是纯粹的骗局！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毛泽东就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他​发动了土地改革，率领了长征胜利凯旋，创立了红色根据地，等等。这就是狡猾的毛泽东，如何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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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为一个实际上已经属于资产阶级的，但还一直自称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所推崇。毛泽东思想在其形成之初，就极力在党的运作上证明和巩固毛泽东和他的帮派党羽的地位。还必须为这个党所参加的帝国主义列强战争进行辩护，证明它与国民党、贵族、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合作的正确性。为此，就需要隐瞒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起源，为了能使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对战争可以给一个特定的“解释”，就必须对历史和阶级斗争史进行歪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的变性被巧妙地抹去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它新的特点，这完全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虚假的基础上，显示出它是一个多么具有鼓动宣传能量的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工具，它宣传动员工人，特别是动员广大农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最后，当中国共产党最终上台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理论”，即在中国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

此外，尽管它使用了伪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含糊提法，但“毛泽东思想”却无法掩饰它来源于资产阶级阵营的事实。早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时，毛泽东就认为，农民斗争，必须服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到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 ... ）农民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无法实现孙中山博士致力于四十年之久的国民革命”[1]。引用孙中山的原则，也是毛派一贯宣传鼓动农民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核心：“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遵循整个政策方针，都是以孙中山博士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为基准的”[2]。“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按照这一方针：实现孙中山博士的意愿，唤醒广大群众抗日”[3]。

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与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盟，包括日本在内，他的“民族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掩藏在中国资产阶级背后的帝国主义利益的骗局，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起一直如此。毛泽东思想完全与这个骗局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与中国资产阶级旧意识形态运动唱的是同一个调子。

此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那时期斯大林主义低俗论调的官方抄袭手册而已。毛崇拜斯大林，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倒不如说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无耻地公然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的运用，实际上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思想主题在中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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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篡改和修订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应用到中国实际的一些关键方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

根据毛泽东的著作研究中国的历史，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发生在1917年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曾在中国具有任何影响。毛泽东思想（根据官方历史无论是否毛主义）埋葬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实质和精神。

当毛泽东提到工人运动时，则永远都只是把它列入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的革命，基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对于特定计划的合作。只两三年的时间，国民革命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些成功是以广东革命基地的创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为基础的”[ 1 ]。所有这一切都是纯粹的谎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24-1927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并不是“国民革命”，而主要的特点是兴起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直到起义为止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浪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即无产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并非是“巨大的成功”的基础，而只能说是无产阶级悲惨的失败。最后，北伐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的“胜利”，而只是资产阶级为实现对城市的控制权，并屠杀工人阶级的一个军事行动。这次远征的最终点，正是国民党对无产阶级的大屠杀。

说到1926年，也就是说，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毛泽东总是把“在上海和香港的总罢工，归罪于5月30日事件的起源”[2]。但从1939年起，他把这些斗争规模减少到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抗议活动，甚至没有提到1927年3月在上海有近百万工人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起义[3]。

系统地埋葬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整个经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毛泽东思想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原始”的重要贡献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晦涩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尽管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

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包括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克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设置的国家障碍的问题。“毫无疑问，国际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石之一。自1848年以来，它一直形成在工人运动中，‘无产者没有祖国’（...）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更适合于它的发展，那么，共产主义更合适于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将摧毁国家。”（我们的小册子‘国家或者阶级？’的引言）。

这一原则在毛泽东的手中却变成完全相反的。对于他来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相同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们可以同时都是爱国者吗？不仅可以，而且还必然的（...）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应用。（...）我们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座右铭是：‘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4]。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战”问题，一点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号召工人参加到帝国主义战争中去的！它完全是基于遮天的谎言，资产阶级才有可能成功地使得工人阶级互相残杀。

其实，毛泽东并不享有作为第一位开创这一“巧妙”想法（即“一个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爱国者”）的荣耀。他只不过重复了斯大林帮的理论家之一季米特洛夫的话而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适应’每个国家的国情。（...）以国家作为‘形式’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不相矛盾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意味着救国” [5]。而他自己，也只是重复着考茨基风格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在1914年的世界第一次大屠杀期间，把无产阶级送进了屠杀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捍卫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包括并承认这一属于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权利” [6]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续性，而毛泽东思想总是试图歪曲马克思主义，是为资本服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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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表明，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怎样掩埋了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经验的。然而，他却又从来没有停止过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但在“毛泽东思想”中有关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阐述，就是被剥削阶级必须服从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是现在的一个既定的原则，在抗日战争的持续阶段，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利益，必须可以放弃一切。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战的利益，不能与其发生冲突。（...）应该实施并重新调整一个阶级关系的政策，这一政策将不允许劳动群众没有政治和物质保障，但又要考虑到有产阶级的利益”[1]。

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言论，他要求工人作出至高无上的牺牲，来换取“政治和物质保障”的承诺，但必须在“国家利益”的框架内，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利益的框架内。与他人不同的，在他谈到“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带有了极大的讽刺性。

国家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有关国家通过“新民主”的理论，作为“革命的道路”推荐给欠发达国家。请阅读，“新民主的革命（...）并不会导致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专政。（...）这与社会主义革命也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能打破帝国主义、汉奸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因为它并不能消除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本主义各阶层所作出的贡献”。

毛会发现一个新的国家形式，它将不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机器，而是一个各阶级结合的阵线或联盟。这可能是那些阶级合作旧理论的一种新提法，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却毫无关系。“新民主”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版本，它声称自己是人民的政府，也就是说，所有阶级的政府，毛泽东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不同阶级的阵线”；他本人也承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从根本上与孙中山先生所创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相吻合的。（...）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在现代国家中的所谓民主制度，一般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并成为一个单纯的压迫渺小人民的工具’。相反，国民党所主张的民主是为了捍卫渺小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而不允许它被某些人没收” [2]。

具体地说，“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就成了中共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对人民大众（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的一种灌输方式。后来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后，就成了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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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大学的学术界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来教授的。毛泽东的哲学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毫无关系 - 尽管他自己声称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且它们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的哲学，实际上只是从当时肮脏的斯大林著作里得到的启发，只不过是一种用来证明它是政治扭曲的创造者的方式。例如他那令人尴尬的解决矛盾问题的言论：“在一件复杂的事务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其中之一必然是最主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事务的生存和发展。 （...）就如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框架。当帝国主义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这个国家的各种阶级（除少数汉奸以外）可以暂时团结起来，进行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和这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当前的主要矛盾，而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当前中日战争的局面”。

换句话说，毛派关于“矛盾转移”的“理论”，就是直接要求无产阶级为了国家的利益，要能够和必须放弃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立的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团结起来，参加到帝国主义的屠杀中去，被剥削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尊重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把毛泽东主义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里传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或革命组织毫无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一种趋势，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糙的篡改，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埋葬所有的革命原则，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最愚蠢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理论”，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在资产阶级的衰退期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所产生的悲惨形式。

莱昂纳多.

陈独秀和左翼反对派

陈独秀（1879-1942）先于1915年创办了创新和西派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期间变得更激进。随后，在1920年，他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最后，他于1921年7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被选委中央局第一书记。他同意共产国际有关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并从内部进行控制的可能性的策略。但他与毛泽东不同，他不相信农民具有革命的潜力。1929年，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开初党籍（此次会议他没有参加），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其他活动家，他们与他一起签署了请求在党内为重新检讨党的政治立场进行一场一般性的讨论。就在这一时期，他遇上了从莫斯科返回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刚刚创办了一份报刊“我们的话”。有了这座靠山的支持，他谴责中共的冒险主义屈从于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他于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释放。他宣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就像斯大林化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也加入了保卫国家和资产阶级的阵营。很显然，在远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于1937年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组织是在1928年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对1927年的失败进行讨论和托洛茨基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出版问题。这是一批中共党内卓越的活动家，他们发表了“驱动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又不把自己称为托派。左翼反对派共分为四派：陈独秀的“无产阶级协会”和彭述之的“无产者”；上海组的“我们的话”；10月社，刘建清（译音）派；以及其他活动家。 （见托洛茨基在中国，探路者，纽约，1976年，介绍彭述之）。

1931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所有的左翼反对派得到统一。但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大多数成员同意支持抵抗，从而走到了敌对的资产阶级阵营。只有郑少林，王凡西和一小部分激进分子仍然忠于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并自称为“革命的失败主义”。他们出版了‘国际主义者’，并认为，这些冲突就是一触即发的第二个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郑少林继续“国际主义”的出版，并抵制于1941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会议。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决的，而王凡西则有所不同，他同意参加该次会议：他主张当祖国受到侵略时，赞同“卫国”的战争，但如果英帝国主义也加入到对日战争的话，他拒绝参加这种帝国主义的战争。最后，他的这个少数派意见，在会议期间被托派彭述之否决。

我们向这一小部分国际主义者致敬，他们能够坚持高举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就像意大利共产党左派在欧洲所做的一样，而这些孤立的革命分子越过了工人运动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国托派主义者在他们的地下刊物“斗争”中，把他们的振臂抗日称之为“革命的胜利主义”。这种可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振臂，是多么的可悲！

作者：莱昂纳多/ 引自“共产国际杂志”第94期，发表于1998年第3季度。